书接上回。话说世上有些事情倒是很凑巧，宋美龄在宋霭龄死后大有感触，蒋介石情况类似。尽管他并未参加追悼，可是好像宋霭龄反而来探望他的，纠缠不清，使他十分烦恼。
这是没有法的事，蒋宋孔三大家族人与人之间，蒋介石和宋霭龄的关系就是密切，私交就是深厚，但非以男女关系为基础，竟以偌大的一个中国为基础！蒋介石在七十年代初期痛感自己以及那个家天下为日无多，竟还嫌好日子太短，犹想通过日益进步的医药条件，把他这条老命尽量延拖。
蒋经国一个劲儿请他休息，以示“孝道”。事实上这对父子相晤，也没什么可以说的，老的有老的那一套权术，小的有小的那一套权术，对人固然大耍权术，父子间同样大耍权术。
老的深怕死后无以为继，即使“传子”，但他本身那些历史因素全化为乌有，无法“传”得；可是除了儿子外，再也不作第二人想，不管这个儿子行或不行，不管这个儿子到底适宜干什么的。
那个小的，可深怕老的双腿一蹬之后，国民党中那些五颜六色的各派各系、“元老重臣”再也不听调度。而他暗中准备的、公开取得的权力，到时候又怕起不了作用。老蒋在世固有“提前传子，树下庇护”之妙，同时却也有积重难返，碍手碍脚之弊。可是权衡得失，老蒋活着总比死掉的好，因此小蒋不但对这个垂死者“曲尽孝道”，甚至对宋美龄也大表殷勤，这情形老蒋当然受落，可是再一念转，蒋家的家天下充其量到此为止，就无法遏止那份烦恼。
待三名“御医”退出，老蒋道：
“我知道你对日本的态度。当年我认为是最可靠的，如今已成为最不可靠万而你，一向以为日本是最不可靠，现在必然是更加不可靠了，是么？”
蒋经国唯唯，不敢开腔，因为那个岸信介又来“访问”，和他父亲密谈几次，除张群外，更无他人得以参与，说明了问题之严重，以及机密的深度。不过乃父如此开口，说不定他居然同意了自己的看法，心中颇感得意，只是不敢明言。不过幸而没有开口，否则想使乃父不把他骂个狗血喷头者，不可得矣！”
“你别这么想，”蒋介石道：“我还以为日本还有希望，他们派人前往北平，无非是为了做生意，从佐藤、岸信介兄弟俩到原来的那批元老，人人批共，个个亲我，没一个亲‘共’的，你明白么？我们还有希望！”蒋经国闻言泛汗，因为他所知者，完全相反。
当着在老父的面前不便多嘴，蒋经国准备另行探听虚实，再作个“个人防守”之计。不料乃父道：
“这个问题，牵涉太大，你不能不作周密打算。你想，这一回中共居然进了联合国，气死我也！美国竟然不肯帮忙！当然他们自己也没办法，帮不了忙，但是总不能帮倒忙！”
“倒忙？”蒋经国一怔，听他恨恨地说：“尼克松到北平去，不是帮倒忙是什么！”
眼见乃父气得双拳紧握，呼吸急促，稍为缓和，蒋经国忙不迭辞去，暗忖如果这当儿就当了孝子，那可糟了。
可是说也奇怪，翌晨老蒋又把他留下，照例问过：“有些什么事？”而小蒋又照例答覆“没什么大事”之后，老蒋道：
“昨天的事情，还没说完。我先问你：今天我们和美国的关系，比以前如何？”
小蒋不敢做答，苦涩地摇摇头。
“你明白就好，”老蒋道：“他们帮倒忙，要我们打落牙齿和血吞！”
小蒋闻言垂首。因为拿蒋家的实况来说，有如乃父的那张瘪嘴，无牙可打，打落的也是整排假牙，无法吞落的了。
“那末，”老蒋道：“环顾西方各国，一方面没一个赶得上美国，另方面也没有一个比得上我们和美国的关系。”
小蒋连称“是是”。
“你？”老蒋古怪地一笑：“你对苏俄……”
小蒋忙不迭摇头：“孩儿从来不敢有任何想法，外传不是事实。”
老蒋追问：“为什么？为什么你不作此想？方良的娘家都在那边，方便嘛！”
小蒋一身大汗水，急道：“阿爸那本名著‘苏俄在中国’，已经译成英文日文出版，阿爸的高瞻远瞩，举世叹服。在这问题上，阿爸给孩儿的指点终身受用不尽，不会有什么的了。阿爸放心，方良想回娘家走走，孩儿也不同意，原因正是为了这个。”
老蒋恨道：“弗朗哥同我交情不恶，你找驻西班牙大使馆的人问问，把我那本‘苏俄在中国’翻成西班牙文如何？”
小蒋连连称是。
“我对你说，”老蒋道：“你可不能告诉别人。今日之下，美国也罢，俄国也罢，不可能对我们真正有什么帮助。其它国家，等而下之，斯为下矣！都不可靠，只有一个还有点办法，那就是你最头痛的日本！他们把你亲娘给炸死了！”
小蒋闻言并不惊骇，却感意外。
老蒋道：“佐藤让他的兄弟岸信介来找我，三番两次的来找我，说是他们和我们两家，今天只剩下一条路，合则生，不合则死，已无退路，——你懂么？”
小蒋忙说：“请阿爸指点。”老蒋于是把他的“最后一计”告诉他道：
“不必对严家淦说，只限你一人知道。这件事实在太大，别说现在刚刚开始，不能决定，不可外传；就是将来真能成功，也不能加以说明，因为牵连太广。”小蒋唯唯，打醒十二分精神听他叙述，却倒抽一口凉气。
原来在蒋介石心目中，曾对日本军部屈膝投降，局面无论怎样发展，日本残余军国主义者、那些所谓“元老派”，大部分仍然是他的朋友。不但是朋友，抑且属于“死党”，因为双方阶级立场一致，臭味相投之至！如今有利于蒋的情况是，日本政坛虽然变化极大，可是残余军国主义者还有它一定的遗留影响和权力，包括某些大财团和佐藤政权。因此长期来双方“台下交易”，眉来眼去，希望能够在美国的首肯之下，加强关系。同时在美国“看不到”的情况之下，日台两个政权能够达成某种协议，取得某种密切的合作，以求生存，并谋发展。因为时代确已不同，日本内部真正独立自主的要求相当强烈，唯美是从的佐藤政权立足不稳，佐藤在这方面对蒋有所要求，岸信介也就成为日台之间的常客，蒋对自己居然还有“价值”这一点颇感自满。
对蒋不利的情况是：正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声名狼藉，在被迫抗战八年间，蒋介石也曾强调“抗日”，也曾下过“禁用日语”的规定。尽管越到后来越“放手”，把台湾搞成了“日式经营”，但谈及民族大义的日阀侵华问题，由于台湾人民和国民党内部绝大多数人的爱国思想影响，蒋介石不能不把自己继续打扮成什么“英雄”。可是就明确地妄图“联日反华”而言，却又等于堵住了自己的那条歪路。何况今天的日本，绝不等于三十年代的日本，日本人民渴盼和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蒋介石的宣传喇叭尽管吹什么“有恩于日本天皇及日本皇军”，听在日本人民耳朵里的反应恰好相反，因为蒋介石公私不分到达这种地步已属骇人听闻，而他那种沾沾自喜的神态，更令人闻而恶心！
这么着，一方面勾勾搭搭，一方面慌慌张张，可是形势比人强，形势不等待，日蒋之间的“默契”尚且不能达成，进一步有什么公开的花招，也就更谈不上。双方着急之下，乃有佐藤、岸信介等与张群、何应钦、谷正纲等之间的一再密商，寻找办法，务使不容于日本人民的残余军国主义者，以及不容于中国人民的蒋介石，居然能在绝望之中有所保留。
这一招烂心肝的意图，进行起来无疑十分困难，因为从事者仅仅一小撮，而由于见不得人，也就见不得光，走一步得变成三几个碎步，甚至必须倒退，还要躲躲闪闪，缓慢极了。
可是，在佐藤和老蒋看来，“缓慢”无论如何好过“停摆”，而且舍此别无他法，于是一点一滴动起手来。一个以日本老军阀为“师表”，老军阀当年侵略中国，光是准备工作就做了半个世纪；一个以袁世凯、吴三桂为“师父”，而且他本身的“经验”已够厉害，如今穷途末路，除了“老路”，不想另择去路。可是蒋介石怎么厉害，也斗不过日本军国主义。尤其是七十年代那个“最后一计”，蒋介石还以为“此乃佐藤救我自救的两全之道”。但佐藤满腹密圈，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这一佐、蒋之间的‘绝密合作”，以恢复蒋介石的“名誉”开始，但如何恢复？谈了足足一年，犹难定计。
宋美龄不以为然，那一日抱怨道：
“一般来说，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亲美的，可是从我家里来说，你可是亲日的。不必辩论，我们不再吵架，我们都老了，健康又差，吵架没用，我是同你谈这个：你同岸信介商量了这么多日子，恢复你的名誉，我当然赞成。可是今日之下，你最迫切恢复名誉的地方不在日本，而在大陆！”
“不不，夫人，”蒋介石急道：“尼克松到北平之后，佐藤十分困窘，日本内部也吵着这个那个，因此，佐藤的意见是，把我的名誉恢复了，对打击北平大有帮助，让日本人心里只有一个我姓蒋的，有助于佐藤在这个问题上的决策，因此这不光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宋美龄苦笑道：
“那末，他是要请你去当天皇了？”
蒋介石也只能报以苦笑，“重申”这回岸信介的奔走，十十足足是为“友好”，但苦于对“恢复”花招无从下手。于是问“贤内助”采用什么办法较好，而且要不露痕迹。
宋美龄反而不想挖苦这位十分虚弱的“大丈夫”，岔开话题，乱以他语，借口离去。迨蒋经国来到，这个做父亲的也反而不想和他详谈，因为他对日阀似无好感，目前情况下要他对残余日阀低头，不独儿子不肯干，这个当爹的也感到并无必要。至于必要时怎么办？那磕头求辞，卖身投靠他……
蒋经国看到了张群忽然“抖起来”。只见他出入“官邸”，行动神秘，暗忖一旦此人得势，而老蒋却已撒手归西，那他的小朝廷就没什么可以耍的了。这个小政权来日如真的由佐藤这一小撮摆布，那在政治上必须紧绑于日本残余军阀的战车，非蒋家可以驾驭，台湾军事上何应饮就要耍花样，何的本钱是差，可比起蒋经国来，那就显得很有办法。再说财经方面的情况，日本垄断财团对台湾的“经营”势必比目前更加厉害，使台湾更像个殖民地经济形态，蒋经国能拿什么和他们抗争呢？
说得上一筹莫展。
蒋经国有他的一批“智囊团”，什么王升、李焕等二十余人为抵制张群，也真的花了吃奶的气力，商量复商量，研究复研究，得出一个十分可怖的结论，佐藤、岸信介和张群、何应钦他们之间的努力，实际上蕴藏着一个极大的阴谋，拆穿“东”洋镜，佐藤手段毒辣之极。
他们可以“拥护”老蒋为名，不但加强对台投资，而且打出旗帜，“不要北平要台北”，明知和日本人民为敌，也不肯改变主意，以换取蒋介石对一小撮的信任，然后等待老蒋一命呜呼，小蒋并无能力，那就到时候真正控制台局者乃是张群等人，乃是日方的垄断财团，也就是“元老派”那些残余军国主义者了。
此事貌似古怪，实则简单，蒋经国很想呈报乃父，但为那些“智囊”所阻，认为老蒋如果听到他的报告，第一个反应就是小蒋“反日”成性，连佐藤这些“好意”都不感兴趣，结果就会不妙。由于老蒋已到走投无路的情景，小蒋反对佐藤“拥蒋”等于反对乃父找到出路，兹事体大，不可造次。
同时，佐藤有此“险棋”，也就说明了他们对台湾的兴趣，而非对蒋家有什么好感，不如给他们一个难题，用以为蒋保存一点影响，于是小的向老的说了，老蒋倒也认为“可行”，于是那个张群遭到了难题。
那一日他面对老蒋，听他吩咐道：
“佐藤的一番好意，我很感谢，只是东京方面对北平的兴趣很大，你要他们设法扭转，不得和北平交往！”
张群岂是黄口小儿？当下一声苦笑，叹道：
“已经对他们说了千万遍咯！”
老蒋点头道：“我明白，但你这回要给他来一个哀的美敦书！只要佐藤内阁还想和北平来往，我这边就没什么戏好唱！”
张群四顾无人，低声道：
“我根据‘总统’的意见和日本打交道，一直打了几十年，愧无成就，无颜相见！”
蒋介石凄然叹道：“你说这个干什么？我还没法酬谢你哩！为了这个日本问题，当年你老兄辛苦了，现在更是劳累，红脸白脸花脸你都得唱，更多的时候你老兄还得替我挨骂，这些我怎会不知道了你何必这么说？”蒋介石长叹道：
“问题是，今天的情况更加严重，佐藤的手法一望而知是脚踏两头船，又要北平又要台北，怎么对得起我姓蒋的！”
张群也报以叹息，闪闪缩缩地说，“岸信介也大感为难”，他婉转表达岸信介的“解释”，说佐藤的看法是，日子一久，北京的影响力在逐渐增加，难以阻挡，无法削弱。在他来说，恨不能一口把共产党吞了，可是那只能说说，甚至不能公开说，因为日本上下对北京的想法和做法相反，他们倒不是脚踏两头船，他们只想脚踏一条船，是“北京号”而非台北！
蒋介石咬牙切齿地表示，他知道，他什么都知道，因此和佐藤表明态度，是时候了。
张群作无可奈何之状，摆推心置腹之态，吞吞吐吐，痛苦万状道：
“在‘一个中国’立场上，我们始终坚持，佐藤也一再承诺。他之和北平来往，无非是为了买卖，‘政经分离’，置北平的激烈反对于不顾，因此进一步承认北平，和它建交，绝无其事，绝不会出现的！”
“那还有什么顾虑？”蒋介石道：“那还有什么办不到的！”
张群再为蒋解释：佐、岸兄弟的顾虑是，万一尼克松访华后的影响扩大，北平不但进入联合国，而且和它建交的国家一天多似一天，那末日本没有办法不考虑对北平的关系，这不仅是形势所趋，而且实实在在是日本人民以及日本政坛普遍盼望的事，谁敢违返这一趋势，谁就得下台，没有讨价还价余地。佐藤如果因此下台，势必使后继者只能承认北平，不再理睬台湾。佐藤表示，他为蒋的私谊宁愿有此一日，不以为苦，可是正因为连他也下了台，日本就无人可以力保老蒋，到那时与其只有“一个中国——北京”，不如此刻进行“两个中国”，由佐藤同时对北京、台湾往返，貌似不利于蒋，实则对蒋偏袒，张群说此乃佐藤继承吉田茂的遗志，今日之下，以此为上，应予采纳。
蒋介石闻言久久难以启口，张群睹状，知道他也没什么妙计可施，佐藤纵然“不够义气”，但日本内阁归他管，是属“他的”，可是日本人民民主独立的思想，日本政界辨别是非的倾向，佐藤就没法管，不是“属于他”的了。
吉田茂所不能如愿的狂妄主张，佐藤更难办到，因为“时代的骗子”正在往前，无法拖住；有如吉田茂的“祖宗”田中义一，他那一套“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早成泡影，也永远无法办到的了。
佐藤那一套只能由他发展，但蒋介石决不表示可否，这不但为了“并无任何证据”，抑且万一这一花招有些什么变化，蒋介石可以掌握主动，或停或断，可以“研究”。
但蒋介石还是表达了他的意见，认为佐藤虽然反共，还得要他“到底？”这个“反共到底”的具体表现之一，便是要他保证不管是他或者其他日本政府要员，决不可以像尼克松那样到北京去。张群认为这个不成问题，当下前脚出“官邸”，后脚找岸信介，岸信介也认为不成问题，愿意作出保证，使蒋放心，双方可以继续设想如何“共同防共”，如何为蒋“恢复名誉”，俾使这两人一小撮残余势力，得以挣扎图存，苟延残喘。
宋美龄认为不妥，但这是“病急乱投医”的花招，她也没有“良药”，也就不表可否。
蒋经国这方面发觉不妥，“智囊”们纷纷提出疑问。其一：这个“元老派”只对老蒋有交情，对小蒋无“情”可“交”，万一老蒋死后，小蒋在这方面双手空空，如何是好？其二：岸信介代表佐藤，往返于日台之间，不但没有所谓“持使”的气派，抑且给人的印象是“偷偷摸摸”，这些情况老蒋当然看不见，听不到，但小蒋由于张群等人的关系，对岸信介的活动十分注意，因而心中起疑。其三：正因为小蒋在日本方面并无“交往”，反而想对日本政情民情多作了解，了解的结果恰巧和张群相反。张群他们的“结论”，是“元老派潜力深厚，犹有可为”，但小蒋方面的印象，则是“元老派”影响微弱，不但民间力量在对北京大表好感，反美反蒋，甚至佐藤所属的执政党内，也掀起了“中国热”，对蒋绝交非无可能，因为佐藤处境恶劣，很难坚持，田中派大有取而代之之势，这一现象，使蒋震惊，同时也是佐藤派人赴台活动，为什么必须偷偷摸摸的道理在此。一句话：靠不住！
当真再过得半年，田中继任首相，已经将成定局，老蒋小蒋固然跳脚，张群等人也格外慌乱。岸信介又气急败坏地到台北“保证”，蒋介石这回避与见面，听张群一顿三挫，转述这位“密使”的“倾诉”。
张群转弯抹角，极力避免蒋认为刺激，受到打击的词句，意思是今日之下，北京的稳固已成定局，连尼克松都愿意访华，说明了很多的问题，而在日本方面来说，美国是不够朋友的，他们认为改善中国的关系，应该是日本应比美国占先，可是尼克松却先走一步，尽管中美并未建交，但那个“上海公报”的分量不轻，有目共见，因此日本朝野对美国有所不满之余，对佐藤大有怨言。
在这情况下，日本朝野对佐藤的必欲使之下台，几乎众口一词，乃至包括右派。他们认为尼克松的访华行动成为对日本的一个“打击”，佐藤非下台不可。
同时，美元突地采取浮动汇率一事，事先并未和日方商量，而此举对日的影响又大，日本朝野在抱怨尼克松又一“打击”，更想把佐藤换下。日方深感经济危机固然应该挽救，但以如此深厚的关系，佐藤事先不能与闻，说明了日方也应该另想办法，仅此二事，佐藤非走不可，岸信介因此赶到台北有所解释，再三说明此乃受“尼克松打击”所形成的局面，田中上台已成定局，希望蒋方不要误会，田中不会走得太“远”，元老派和蒋之间的默契继续保留，勿以佐藤的下台而有所怀疑，田中做法虽不可知，但他不会“亲共”，这一点绝无问题。
蒋介石却对斯人斯事有所风闻，连连摇手，要张群转告岸信介，由于尼克松夫妇居然在大雪飞舞中漫步长城，他对今后的局势演变很不放心，他坚持要佐藤作出保证，保证他不论台上台下，总之不到“共区”，而且他还提醒岸信介：佐藤的“两个中国”手法已经失效。周恩来强调不和他打交道，就是促使佐藤下台的有力一击，因此，万一换人当家，这个人不管是谁，会不会在前往北京路上迈开大步？
岸信介忙说不会，愿意担保，第二天老蒋闻讯默无一言，小蒋可不耐烦了，凑巧驻日“大使”彭孟缉奉召回台“述职”，对蒋报告日本政局“情况危急”，不但新一辈的政治家对台湾没有兴趣，他的会客厅中，也极少有客来访，甚至元老派对台湾也无话可说，因此“对日政策”大成疑问，对岸信介的说法不可轻易相信，必须慎重处理。
蒋经国就要彭去找岸，探听田中会不会亲“共”的问题，岸信介苦笑着对彭说：“你在日本住，又是外交官，这个问题应该比我还熟识，我临走那天晚上，你还在请客？”
彭孟缉笑而不言，岸信介又道：
“田中是党内新手，所作所为不可超越前辈，这是规矩，但又不能不看看今天新的花样——但我仍然可以保证他不会进入共区。”
可笑岸信介鼠目寸光，不但看不到日中人民的深厚友谊，抑且看不清“时代轮子”的行进方向，妄图把时间拉回三十年代甚至二十年代，妄图对军国主义的复活寄予希望。他此行旨在请蒋吃“定心丸”，张群、何应钦、谷正纲辈更在一旁加油添酱，“力证”佐藤岸信介等那个打算，确乎是一种“对于总统的报答”，“有益双方但对‘华’更加有利”，在蒋是走投无路之中只能重视这根稻草，在宋是无可奈何之中也只能任其发展，在蒋经国是“姑妄信之”可不能不提高警觉，因为此事发展势必影响他的“继承”，清楚极了。
“一个感激带总统，感谢“总统”的运动，”岸信介临走时再三强调：“正在日本展开，已决定为蒋‘总统’树立铜像，并且在报纸上设法宣传蒋‘总统’恩惠日本的‘德政’，以在日本人民间树立蒋‘总统’的伟大，但也无法避免马脚的现露。
“可是今天的日本有点麻烦，十张报纸有九家同情北平，十个日本人有九个主张和北平建交，因此我们的努力必须花加倍气力，这一点也得请你们谅解。不过在最近的将来，我们一定会派不少人来，包括已经不再活动的‘台独’头头，包括工商界的投资，包括各式各徉日本人对蒋‘总统’的感谢，他们有些已经在办手续，有些已在准备，保证源源不断地来。”
可是当这些如意算盘还没拨响时，日本上空响起了一个霹雳，佐藤和蒋介石为之心胆俱裂：田中首相决定访华，自己到北京去，乃至与蒋断交，中日之间新的邦交就要建立，亚洲历史就要翻开新页！
岸信介这回赶到台北时神色沮丧，但还有一套花招，同时不再要求见蒋，而蒋却格外惶恐，反而“召见”，两人差一点抱头痛哭，由岸叙述此事前因后果。
佐藤内阁的“两个中国”宣告此路不通，中国只有一个，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内阁也就无法恋栈，主张中日复交的田中得以继任，内中经过，蒋介石完全明白，满肚羞愤，对岸信介也就无从发作。可是田中认为尼克松在对华问题上走在前头，使日本很不好受，因此在对华建交问题上必须走在美国前头，而且一再说明这是全体日本人民的意思，民意不可违，他就这么做了。这一点蒋介石迁怒于美。可又不敢公开痛骂，只得把这口气出在日本身上，于是台湾忽地展开了一个“反日运动”，重点在于日阀侵华，一反“劫收“台湾后不准台人控诉日阀侵占的“常态”，而矛头所指，貌似日阀实则日本人民以及政坛开明人士。于是这一不伦不类的攻势，成为非驴非马的笑话。
这当儿陈香梅到达台北，，单独见宋美龄，而且雪中送炭，也就特别好感起来。“共进晚餐”之余，找了个面水背山的好所在，深谈起来。
陈香梅本是个“中央社”的女记者，抗战时因采访美国人陈纳德的所谓“飞虎队”，双方来了个“超越采访关系”。女的弃掉丈夫，男的丢掉妻女，这个样子的婚姻说明很多问题，陈纳德发的财，死后也就由陈“继任”，而陈香梅参加美籍后且为共和党作妇女工作，乃至是尼克松助选团的成员，尼克松当选了，共和党中的极右派以为这回反华必趋激烈，没料到形势比人强。尼克松不欲反华到底，美国国力也因反华、侵华、侵越而大为削弱。美国人民的不满更是似潮之涨，锐不可当，尼克松终于亲自访华，创下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总统访华的先例，把蒋宋气得扎扎跳。因此陈香梅坐定之后，先赞一轮草山风光似画，然后对不能阻止尼克松访华一事，再三表示抱歉，“因为这不是任何人可以阻挡得了的”。
宋关龄凄然一笑，表示这件事对她的冲击已经淡薄，只是默察形势，“自由中国”在白宫中的地位越来越小，引以为忧。
陈香梅不可能有什么主意，对宋美龄的“美丽”却猛灌迷汤。言下之意万不得已时拍拍屁股到美国一走了之，“一切都是主的意思”。劝她别管得这么多了。宋美龄也吐露了真心话，认为她不如她，她可以东南西北到处飞，想飞那里就去那里，但她连兄长之死，大姊之死，姊夫之死都不能前往吊丧，心头好生伤感，外加闷气。
这么着，这两个女人扯了一阵之后，又回到了老问题上：田中显然由于尼克松的访华而访华，如此发展，蒋集团该作什么安排。
陈香梅见她问得急，叹道：
“尼克松当选总统时，我也是助选团之一，对他和共和党的情况，我应该比较明白。正因如此，我看今后，我们对待美国，该比以前更加热络，更加诚恳。”
宋美龄诧道：“我不怎么明白。”
陈香梅道：“尼克松访华之前，曾和我们谈过、他认为今日美国处境严重，而且不是一般的危险，总的来说俄国的海军和核武器急起直追，有凌驾我们美国之势，而且矛头所指，十分明确，俄国旨在西方，而作为西方盟主的美国，在越南纷缠太久，损失重大，特别是对全美国人民和举世舆论的印象之差，从未曾有，所以，美国必订出新的办法！”
宋美龄惊诧道：“尼克松到北平之前，已经对你们说过了？”
“没有，”陈香梅道：“他们这次的保密，是从未有过的，基辛格这个机灵鬼——”
宋戚然而言道：
“本来，这是一件十分使人气愤的事，现在时间稍久，我们也比较冷静了，但我今天不能不问你，希望你能够直言。”
“一定的，夫人。”
“据你看，我们的出路何在呢？”
“夫人的意思是？”陈香梅同样十分不安，使劲装着个似笑非笑的脸：“出路，那当然不成问题。”
宋问：“能否具体一些？”
“可以，”陈道：“首先，大陆自己的内乱，……”话犹未完，宋苦笑着制止道：
“这一点，你不必安慰我。文革开始后，我们曾经一度是这么看的，林彪问题闹出来之后。我们似乎更有信心。可是，”宋美龄两手一摊：“我们实际所接触到的，不是大陆的什么内乱，而是大陆的日趋安定。这些空话己经不能发生任何影响。”
“为什么？”陈问。
“因为光是拿尼克松到北平这件事来说，还有比这个更能反证大陆确乎安定吗？”
“上帝！”
“上帝变了心，”宋美龄凄然一笑：“也或许是上帝对我们惩罚。你该知道，把希望放在大陆内部，是我们大家的愿望，而由陈诚出了个主意，他在死前曾经大叫我们有希望。因为大陆内部如何如何，可是陈辞修的骨头已经可以打鼓，大陆却以更加使我们不安的姿态出现。”
“夫人，别失望。”
“对，我不，”宋美龄妻然一笑：“我没什么失望的，我失去的已经太多，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丢弃了。”又道：“刚才你安慰我的，我还可以举一个例，那是如何把大陆描绘成一个地狱，正是特工人员的主要任务，我的丈夫非常喜欢这些情报，可是你明白，这些情报的后果如何？还用得着说么？他的儿子因此感到担心，但是又不敢揭穿。”
陈香梅道：“我明白这个心理。”
“你再说下去，”宋道：“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那末，”陈香梅道：“苏联有可能进攻北平，到那时候，我们不是可以回去了么？”可又补充道：“不过，‘总统先生’对苏联的问题，似乎还不怎么明朗化，是么？”
宋美龄还以为她这一问，形同试探。当下答道：
“莫斯科方面，想拉拢这边，这是事实，可是这边没有可能受它拉拢，也是事实！”陈香梅闻言精神一振，听她说了些有关蒋经国的心理情况，“他是不会表示ＹＥＳ ＯＲ ＮＯ的，你看，只有他的‘苏俄在中国’一版一版地印，并翻译了各国文字出版，你几时看见经国写过反对苏俄的文章？你看，只有他和陈辞修他们一口一个反共，一口一个反俄，几时听见经国演讲的时候演词反俄的？”
“那末，‘反共抗俄’的口号，”陈香梅道：“后来只剩下半截，光是反共，没有抗俄了。这又是什么意思？”
“那是经国提出来的，”宋美龄道：“他的爹地也真考虑过好久，原因是莫斯科和北平翻了脸。翻脸之前的情形简单，翻脸之后的局面不同。莫斯科不会帮助北平对付我们了。‘不是敌人便是朋友’，尽管我们不打算和莫斯科订约，他们也不方便和我们恢复邦交，可是我们不必既反共、又抗俄了。蒋方良是‘反共抗俄妇女救国会’的一分子，那次开会，就正式把‘抗俄’两个字删掉，蒋方良当然高兴，她的家庭还在苏联，不过大体上说，删掉这两个字，我们是同意的，尽管你不同意，可是人家解释得有道理，你不删反而显得小器。”说罢撇嘴一笑。
“他们活动得很厉害么？”陈香梅笑着说：“我是指你的儿子媳妇。”
“他们不敢！”
陈香梅从这语气中听到些什么，就说：“在美国，大家当然也把这个问题挂在嘴上。开始时不大懂，到后来也就明白，今天的苏俄当真不再是共产主义的国家了，这很好。我们就在和这个思想作战嘛！可又不好，因为变了样子的苏俄，并不因为不再是共产党而和我们携手反共，正因为变了，反而和美国要争一日之短长，他们的海军空前发展，全部新战舰，这使白宫万分不安——”
宋美龄笑道：“也真是的。有些事情不一定很快理解，譬如反共而不抗俄。好几个酸秀才研究好久、获得结论，认为反共不会得罪苏俄，因为苏俄下再是‘共’，反共不包括苏俄，他们不会有什么忌讳。可是他们那一套比‘共’更糟，发生在东欧的事。实在骇人听闻，这个样子的苏俄，和希特勒德国有什么不同？发生在珍宝岛的事，更加使我们难以说话。这个样子的苏俄，和东条英机日本有什么两样？”于是两个女人为另外一个问题伤起脑筋来，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保卫祖国，击退苏俄侵略，这无论在世界范围或者台湾岛上，纵然是反共者，也会为这一英勇表现，光荣胜利而暗暗喝采。
宋美龄在“六亲断绝”的情况中，有一个“曾任尼克松助选团”的人甘充“遥远的朋友”，就不光是聊胜于无的问题，而是以大将视之了。当下再问她美国对苏联和小蒋之间有什么估计？陈香梅认为虽无真凭实据，但一般看法感到问题确乎存在，那就是莫斯科正在拼命发展特务机构，明明暗暗派出不少人四出活动，蒋经国便是他们的对象之一。
“那他们以为经国靠得住靠不住呢？”
“都说要看今后发展，”陈香梅道：“蒋方良是苏联人，外蒙古的泽登巴尔太太也是苏联人，泽登巴尔反对北平，分明是莫斯科在背后牵线，那么经国今后的反对北平，是听莫斯科之命还是老样子以美国为可靠的盟邦，到时会作出证明。”宋美龄点头道：“话是不错，这一阵蒋方良出足风头，好几次活动她不但参加，而且还登照片，内中有些什么花招，倒是值得注意。”
陈香梅于是建议，对蒋方良的活动有限制的必要，因为听任发展的话，给台湾内部的印象是美苏势力在台湾分庭抗礼，给西方的印象是苏俄势力显然已在台湾露面。万一白宫为此大发脾气，视台湾政权为亲苏的政权，那么势必拖累到美国对蒋的援助合作和其他方面的步伐，这样就会对蒋不利。
宋美龄正在为“分庭抗礼”四个字陷入沉思，越来越感到这个洋媳妇的“表现”应予制住，不但是面前那个“朋友”这样说，台湾内外其实已有不少人淡到了这点，也就苦笑道：
“有人说从一粒沙看世界，现在这里的情况是，从一个蒋方良看‘中华民国’的政治方向，真是太什么了，我相信你说的是事实，因为除了你，早就有人对他们父子俩说过了。”
“‘总统’怎么表示？”
“他认为不要太紧张，问题倒是个问题，再往下看个时期再说吧。”
“那经国怎么说？”
“他，”宋美龄点燃一支“三个五”，悠悠地说：“他否认他妻子有什么目的，如果不放心，可以让她不再参加活动。不过由于他目前地位的关系，他的妻子如果参加活动，看来毋伤大雅。但是，他愿意以大局为重，最后由他老子决定。”
“决定没有呢？”
“快了，”宋美龄道；“特别是你来了之后，我们在这问题上看法一致，我会对他老子说的。”
“对，‘总统’的健康情况究竟怎样？”
宋美龄叹了口气，说：“刚才我说羡慕你自由自在，就是和这个有关，守着一个病人，而且寸步不能移动，顾虑又多，你说我心里有多烦！”
陈香梅有她的一套，当下劝慰一阵之后，便道：“老实说，我无论怎么说，都是泛泛空论，夫人是见过大世面的‘大人物’。在目前环境里，一定已经接触到一个大问题！”
“那是什么？”
“那是‘总统’情况如此，经国的上台已经无可避免。对于西方有关‘民主’的真谛，‘总统’是并不介意的。那末，经国上台之后，他将把“自由中国’这条船，在惊涛骇浪之中开往哪里？不能不开始密切注意，当然夫人也早已听到这种‘声音’，这不是我的意思，我没有这个资格。”
宋美龄点了点头，意思是她也早已接获这一“课题”。于是为她解释，蒋介石的旧脑筋是“上帝也难搭救的”，他原定死后传子，引起了她的不满，但基于同样的理由。她无从再提。而蒋就进一步在死亡之前就“传子”，不再等待死后，“可能是我的反对，以及其它各方的反对提醒了他，传子的时间表应在死前而非死后！”
陈香梅摊了摊手。
宋再告诉她，纵然蒋经国有“联俄”的想法，但是碍于形势，以及国民党内部根深蒂固的反俄，特别是他老子那个“苏俄在中国”，表明了此路不通！
可是，宋为小蒋“设身处地”想，小蒋和美国没什么深厚交情，和日本更加谈不上什么，英、法、意、加等等不必提，“那末除了俄国那个窟窿之外，他还有什么洞可以钻呢？”
“大陆如何？”陈香梅问：“有不少人认为经国和大陆可能什么什么的。”
宋美龄摇头道：“我们都看不出来，在理论上可能有这种推测，在事实上不一定就是那样的。”接下去两个“比美国人更像美国人”的女人也就唏嘘一番，认为台湾前途可虑，认为尼克松和北京的“上海公报”简直像……美国怎么可以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又同时赞成台湾应该，“独立”？
于是乎话题又折入小蒋当权怎么办？一致的希望是他能“守”住台湾，在上帝的保佑下，得以“收复大陆”而不“反攻大陆”，因为美军既有撤退越南的预告，要他们攻打中国，就无法再提了。
于是乎，两个女人又诅咒起世界范围内的造反者，话题一再回到老地方，却同样无法得到“妥善之法”，她们肯定老蒋在世时小蒋不会变卦，老蒋死后，小蒋大权在握，到那时他究竟想干什么，连宋美龄都难以控制了。甚至联想到中国历史上“逼宫”的故事，两人越谈越急。
是则，如何使蒋经国既能“敬重寡母”，又能继续使台湾在“美国行列”里不走开呢？因为根据“上海公报”的精神，美国决心把台湾交回中国，那末今后场面之尴尬，情况之严重，早已摆明在桌面上，蒋经国怎么看法呢？
两个“名女人”都断定不了。
但是这两个女人，用她们所熟悉的“战略”去对待这个局面，两人不约而同地用男女关系去“分析”美蒋关系：“你不要我吗？不行！我来个‘死缠战术’，紧紧拉住你不放，你总不能公开说‘不要你’吧？何况双方几十年的关系，少不了一些牵丝攀藤，例如银钱来往，枕边泄密之类。你敢把心一横，我就披头散发，倒在地上打滚！揭露你的秘密。——问你怕么！”
看来，也只有这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了。
这种例子，这些事实，完全不可以用男女关系作比喻的，但两人愿意，乃至国民党中的大员为官报作社评时，也运用了这个比喻，那就没什么说的了。
于是两个“名女人”又说起尼克松来，宋美龄说甚至认为上帝也瞎了眼。不提几十年的虔诚信奉，上帝利用她使白宫取得了“在华利益”，她也利用上帝使自己成为举世一大富豪。但尼克松访华前上帝的信徒，那个对反共最感兴趣的美国牧师麦景泰，居然率领蒋家几名乒乓运动员，到白宫门口进行“乒乓外交”，以阻住尼克松的北京之行。
但是美方已表示不可，白宫门前不能进行乒乓活动，麦某与蒋方死心不息，找到律师翻尽法津，算是找到了一个“办法”，乃由四名大汉各自抱住乒乓桌子的一条腿，在白宫门口一面移动，一面由两名乒乓球手边走边打，据说这样就能避免抵触法律，而完成了蒋方的“乒乓外交”，结果还是被认为违反了美国法律，那个奇特招式，也就成为纽约一大笑料。因此据宋看来，上帝也无灵了。
陈香梅则大叹气，说尼克松登台之前，她们这些共和党妇女工作人员，有时也可以和他见见而，但他进入白宫之后，她要见他，大大不易。这一实情所以“不怕见笑”。而如实倾诉者，在于陈香梅生怕宋美龄误会她和白宫人有超等关系，可以不待通报便和总统见面，因此对她期以厚望，事实上她是办不到的。
宋美龄相信她所说的，并且认为她很诚实，够义气。
于是陈香梅说道：
“我的一切，都是‘总统’和夫人给的，虽然已入美籍，但是无时无刻不在感谢夫人和‘总统’的恩典，譬如这次重组公司，这里的‘政府’迅速批准，就使我非常感激，今后只要有机会，我会随时等待夫人的命令去做，夫人放心。”
宋美龄感到高兴，却不无凄然之感。白宫在新的形势下必须改变政策，为尼克松竞选时帮过忙，出过力的人，也必须要跟着改变，否则和美国国策难求默契。陈香梅能够在微妙的情状下继续来往，一方面固然显出了她的义气，另方面她还是能帮些什么的。
局面在迅速发展，有些开朗，有些隐晦。
人在幕后，不甘寂寞的佐藤，他对蒋介石的“尊敬”急然加强，岸信介又到了台北。
蒋介石在慈湖接见了他，张群陪客到达，宋美龄与蒋经国俱在，意味到这个破落不堪的小朝廷，对于佐藤的意图一则以喜；最倒霉的时候还有日本这一股力量表示支持；同时一则以惧：以佐藤为代表的日本残余军国主义集团用意何在，天下当真有如此“便宜”的好处找上门来，而小朝廷当真得以回到大陆吗？
岸倍介转达了佐藤、宜屋兴宣、石井光次郎的礼物信件和问候，大大夸奖了慈湖的“江南风光”，同时鉴于老蒋的实在难以久座，只能简要地说明来意，要求“合作”。
残余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局势之劣，无有甚于此时者，而且这决不是三几个大人物所能挽回，无论蒋介石或者尼克松，都没有办法，他视为“天意”改变不得。
但是，正因为“凡事皆因天意”，中日现状不出三年，必有改变，到时候不管佐藤派能否重执政权，反正中国大陆必为苏修所占，或为苏修所控制。这些预测根据什么？三年为期又根据什么？反正岸信介是无法“转达”并且不便出之口的了。
但在蒋家来说，这一针“止痛药”确有效果，试问当此人病入膏育，群医束手时，如有拖长一分钟时间的“灵丹”，岂非比毫无指望为佳么？
岸信介仍然环绕着“恢复蒋介石名誉”为主，说此番来台，是为了继续上次的未完成课题，并且预先透露一个消息，田中访华能否成行已成问题，因为佐藤等人运用阻力，期使田中之行不是迟延，便是取消，而且纵使成行，双方之间的问题之多，也有一大箩，佐藤系为此事安排了大量阻碍，反正不能让田中如此简单。
至于田中万一如能成行、万一到达北京之后，当真出现“一面建交、一面绝交”又如何呢？
但在“恢复蒋介石名誉”这一点上，蒋宋等人虽无异议，却有问题。因为在台湾地区，蒋的“名誉”一直给捧得很“好”，佐藤这一努力对蒋没有实质上的好处，充其量是在“外交部变成绝交部”之际，对台省军民作出一些精神上的影响而已，
同时，对中国大陆也不可能有什么，一九四九年之后，蒋介石在中国历史上，人未死而棺已盖、论已定，那就是中国人民目击蒋介石并无悔意，不若李宗仁那样老老实实，也就视之为“民族罪人”，以如此卑微的定评，以如此强大的大陆，佐藤这一伙的“恢复名誉”，在中国大陆只有引为笑谈，嗤之以鼻。
既然在中国范围内情况如此，当新中国朋友遍天下，国际声誉蒸蒸日上之际，世界范围内更加没有蒋介石的一席地，佐藤的努力，极可能被西方报纸“选”为七十年代初期世界“十大荒谬”的第一条。这种“名誉”又如何“恢复”得了？
是则，在中国不行，在世界更不行，只剩下“佐藤日本”可行。但是四十年代之后，日本人民的民主自由思想普遍上升，日本不可能再属于一个人、更加谈不上“佐藤日本”。日本是日本人民的日本，这“恢复”工作究竟有什么特殊的用途，具体的表现，实质上有利于蒋呢？
此外，纵然在原则上双方同意，但是怎么个做法呢？这不同于设厂生产，只要根据市面需要推出成品，这花招是十分“玄妙”的。
岸信介转达佐藤的“满肚密圈”，认为这一花招只要在日本发生影响，就能妙不可言，至于怎样才能妙不可言？那就必须一点一滴去做，他满有信心地笑问：
“是不是又有三批‘台独’分子回到台湾来了？”
“是又有三批，”张群合十而笑：“三批人数不多，总共只有七个，可这七个人是东京‘台独’的负责人，影响很大，他们归附‘国府’，反共到底，并且一再声明拥护蒋‘总统’，这对‘国府’威望是有大帮助的。”岸信介又笑着问：“是不是一批日本和尚来了？他们打出的旗帜，正是‘感恩蒋总统’，他们不提反共，因为他们是和尚，可是正因为不提反共，反而突出了反共。”
“是呀，”张群又合十而笑：“台湾的和尚、道士也不少，这种‘不是政治’的政治活动，对‘总统’声誉的赞扬，很好很好，真是‘阿弥陀佛。”
岸信介又道：“最近，又有个脱离‘台独’的头头，带了批为数七、八十名的日本工商界人士来台湾，他的阵容最大了。”
张群道：“这个太好，他们肯定‘国府’的前途大的有，来观光，来‘亲善’，又来投资，这对‘国府’各方面都是大大的好！”
蒋介石睁开眼睛，吃力地问：
“听说有一个日本火车司机来台，他上阿里山做什么？”
于是岸信介告诉他，这也是“恢复名誉”的项目之一，但形式不同，这类角色的自日来台，大都单枪匹马，而且是上了年纪的人，譬如那个司机，就是日阀当年投降时驾驶阿里山森林火车的司机。因此他以个人游览名义来台，重登阿里山，借口作回忆，表示对蒋的“拥护和感激”。岸信介又道：“另外有几个老兵，分别以‘感谢蒋总统大恩’为名到台湾来，他们分别招待记者，发表谈话，也是对‘总统’表示拥护和感激……”
“报上都登了，”张群道：“你们派来‘谢恩’的日本各式各样客人，我们都登了报还写了访问记，此外另发表新闻，反正是加强这些事情的分量，我们是合作的。”
岸信介于是指出，这就是在恢复蒋介石“名誉”的课题上，为制造气氛而布置的，今后还有得来，单独或成群，老兵或老板，那就要看情形。他的那分紧张，使笑容都受到影响，而且牢牢地守住了这个“秘密中的秘密”：佐藤花钱都不一定能找到这些各式各样的“演员”了。
紧接着的具体安排是：除了那些到台北“谢恩”的花招之外，佐藤认为应该为蒋介石写传记，经过双方的研究，此举当然可行，因为蒋介石一贯打肿脸充胖子，如今无法再吹法螺，却有佐藤送上门来，感到比在台北出版还要“高贵”。何况自陈布雷死后，蒋介石对“文胆”有黄鼠狼生耗子，一代不如一代之感，可是自己已成这个模样，比陈布雷再好的“文胆”又有什么用处？秦孝仪这个“末代文胆”当真做到了一个“绝”字，既不愿意他动笔，又没法找到妥人，佐藤设想也就显出周到之至。
岸信介说，佐藤将在日本各地为蒋广树铜像，另外由一个武士道和黑社会的组织专门“拥蒋”，将在日本各地对任何反蒋集会、或任何反蒋团体作破坏性的打手，乃至杀手，其对象且包括了“反蒋的首相”。
蒋介石听到这些，十分开心。
岸信介说，他在台、日和张群等研究过无数次，认为这本蒋介石的自传，要在“世界伟人传记”中别具一格，从个人到中国，从中国到日本，从日本到世界，总之是越大越好，越厚越好；可是又有一个重点：通过蒋介石这个“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契仔”，要强调中日两国八十年来的关系。
张群奉命和岸信介展开了这本“巨著”的纲目研究工作，到草山宾馆住下，风凉水“暖”，可是温泉浴不能洗灌这本臭东西的秽气，“萝卜味”太浓，谈来谈去，感到已定内容显然不能“争取”中日人民的同情，必须有所改动。
怎么个“改”法呢？
就书名来说，在日本出版时叫做“中日关系八十年证言”；在台北就叫做“蒋总统秘录”，蒋介石非常喜欢这五个字。
为八十年的中日关系作证，“证”些什么呢？尽蒋介石的一生，就对日关系而言，蒋介石的抗战是无可奈何，被迫出此，因为如果再不应战，别说全国人民会愤怒难忍，掀掉他的那把龙椅，而且即使是他所管辖的军队，也会不理将军们的阻挠，扭转枪口听命延安共同抗日去了。
何况国民党军队中的各级将领、高级军官，并非人人甘心亡国，个个不抵抗的。
而且蒋介石的抗战，就是向日军宣战，直到太平洋战争开始，这才随着同盟国的宣战而宣战，此事实在不堪。
这个样子的蒋介石，他怎样在“证言”中变成英雄，实在不是易事。
他不知道佐藤的公事袋里，这件事竟被视为“日支合作，共同防共”。那是三十年代日阀对伪满、汪逆的语气，时至七十年代，语气相似而内容大变，变到佐藤不便把真正意图披露，只是画了张假象，使对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蒋介石只知道这一“亲善行动”的目的，在于倒了大霉的日本残余军国主义者，真心真意为他“恢复名誉”以赎前愆，“重立偶像”，“共存共荣”而已，至于怎么“共存”怎么“共荣”，实在颇难臆测，而且也顾不及了。
决定由佐藤指定专人负责编写，以日方人员充任，双方以为下起笔来可少顾虑。
但是佐方并无有关蒋介石个人的详尽材料，也缺乏适应目前情况的中国近代史材料，于是蒋方一口答应下来，动用木栅、大溪、台南等三个资料“仓库”，选出以为有关“证言”的汉字资料达四千万字。再派出“专家”两百三十余名专供佐方指挥办事，需要什么就找什么，乃至编辑妥善才交出去，蒋介石以为如此就可以恢复“名誉”，买了鞭炮给别人去放，而把己方的人力物力全归之于佐藤，“归功”于对方了。
这是罕见的滑稽戏，不独编辑过程滑稽，内容选述滑稽，对“秘录”二字更加滑稽，成千上万的近代史全部属于蒋介石个人的“秘录”，不但超越了他的年纪，而且形成这么个现象：近百年来的中日关系，竟然都在蒋介石参预、“指导”之下上演！
怎么个发表呢？
该在什么上发表呢？
怎么个发表，双方都伤脑筋。
佐藤那边是希望在日本发表，理由是贯彻“在日本恢复蒋的名誉”那个目的，实则上不但那个“目的”只是假象，而且还有更加“不便启口”的地方，那是正因为在日本发表，运用的是曾任“台湾总督府秘书长”石井光次郎的“产业经济新闻”，佐方完全掌握这篇东西的尺度，蒋方全属被动。
所以运用石井光次郎的报纸，是因为日本著名的大报如“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东京新闻”等等，根本不会刊登，甚至付广告费也没商量。当日本人民对华友好的热情与日俱增、当日本政坛开明之士渴盼中日邦交正常的时刻，日本新闻界作出了符合日本人民利益，符合中日两国人民利益、符合亚洲人民利益的努力，对“蒋总统秘录”莫不引为笑谈，嗤之以鼻。而且即使在“产业经济新闻”内部，是否人人赞成刊登这个代怪谈”，也是一个问题，但老板既已决定，伙计除非辞职，无法参加意见。石井光次郎为了这件事，也就到台北走了一遭，以示“亲善、提携”。
那么该在什么时候发表？佐方希望越快越好，蒋方认为不妨着手进行，到“时机成熟”时再在东京发表，同日在台北“中央日报”译载。在日见报时，名曰：“中日关系八十年证言”，而不能用“蒋总统秘录”，一则老蒋不但不是日本的“总统”，抑且已非旧中国时期的“总统”了。再说用这个招牌不伦不类。
在台北，那个“证言”也不便用了。一则毫无必要，二则突如其来，三则内容实在牵不上去，于是“定名”宣告完成。
至于“时机”，蒋介石对这件事的希望，不仅在于为自己恢复“名誉”，抑且旨在为他的家天下大肆宣扬，因此寄望于这本东西；能为蒋经国增加一些本钱，初步商议结果是大有困难，因为实在插不进去，蒋介石多年在孙中山面前，把儿子送到苏联达十二年之久，并未把儿子送到日本，这么一转动，儿子想在老子的“传记”里讨些便宜，也就困难之至。
但是，如何使这本东西能为儿子增加一些精神支持？蒋介石有口难言；因为佐方对这个太子爷印象太差，双方毫无友谊基础，老蒋不便对岸信介等人明说、更不敢见之于文字。同时，代表蒋介石的张群，蒋也不便和他明说，因为在张群眼中，蒋经国只是个小不点，而在蒋经国眼中，张群不过是个老不死，双方感情恶劣，貌合神离。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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