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话说一九五九年间，美国对蒋介石不但暗中轰他下台，而且公然表示要他滚开；不但在台湾外面哇哇大叫，而且还派参议员到台湾内部公开作反蒋反共演说，但在九年之前，美国反蒋手法还不敢如此明显，而是偷偷干。
吴国祯上台固然使美方比较满意，但只是“比较满意”而已，吴国祯并非台湾籍，他出任台湾省主席，不可能完成美国对台湾的企图：“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因此一方面吴国祯因美国的支持取陈诚而代之，这个省主席的重要性，仅次于行政院长，而在实权来说，可能比行政院长阎锡山还大。而另一方面，吴国祯却受到了主要是来自美国的攻击。
此系矛盾，但属事实，美国早已在台培养“台湾独立”、“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等等情绪，通过若干台籍人士进行之，表面上是台湾人在活动，而鼓舞、掌握、资助等等，全由美国在幕后指使，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早已为美国和蒋介石方面的人所共知，因此连反对置台湾于异族统治者也赞成“台湾要获得高度自治权力”，盖感到国民党统治台湾一无办法二无前途，不如由美方帮忙使台人“自治”，——不料这正是美国布下的陷阱，它希望一切爱国的台人都下台，酝酿成“台湾独立”的局面。
国民党中的台籍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省议员、市议员、县议员等人，其中大多数虽然爱国，勿欲使台湾再遭沦陷，但若干狭隘的地方主义者，无疑有助于美国希望“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毒计的推行，因此陈诚下台，吴国祯上台之后，立刻又展开了一次猛烈的倒吴之风，理由是台湾省主席应该由台湾人出任。上述台籍官员与地方人士，在一月十八中午，也即在吴上台二十六天后，举行了一个慷慨激昂的集会，议决要选出台籍人担任省主席，以取吴国祯而代之。于是吴国祯分明由美国人推上台省主席位子，无形中却挨了美国人重重的打击。
参加这会议的台籍人士大都是有钱有势。包括了战时在大陆流亡的“半山”。（若干台人称来自内地的人为“阿山”，自内地返台的台人为“半山”。这是含有敌意的称呼，系受日阀、美国煽动台湾脱离祖国的影响而来。因“半山”几乎都做了大官，在台人心目中，他们不再代表“台湾的利益”，而是代表国民党的利益了。）
列位看官，“半山”之中，以丘念台和黄朝琴为首，来头不小。爱国诗人丘逢甲的声望甚高，他的儿子官儿又做得不小，由于前者，蒋介石对丘念台一向顾忌三分，并且绝对不许他离开台湾。虽然丘念台也在“反共”，但蒋介石对他还是不能放心。黄朝琴原是国民党驻檀香山的领事，胜利后，以大地主和大资本家的地位出现，是台省参议会的会长，倒吴运动黄自己虽未直接参加，但他手下的几名悍将，却是倒吴的核心人物。
话说蒋介石当下接见丘念台、游弥坚等四人时，堆下一脸笑，询问来意。丘念台道：
“我们几个人，以台籍人士代表的资格来见总统，并且有所请求。国府迁台以来，省政能否符合要求，影响甚大，影响美国的援助更大！”
听对方提出美国来，蒋介石心头一沉，忙说：“愿闻其详！美国不大喜欢军人主政，因此陈诚主席虽非什么‘军人政治’，但也换上了文人吴国祯，丘委员以为如何？这不是非常符合盟邦的要求吗？”
丘念台道：“但总统一定也听说过，美国盟邦对台湾的希望甚大，特别是近在咫尺的东京麦克阿瑟元帅，他一再希望台湾能够建立自治政府，因为他们认为本党在大陆的表现不佳，如果这一套再搬到台湾，后果也一样。因此怎样使台湾有别于大陆，只有让台湾人自己做省主席，实行‘台人治台。”
台省府委员兼台北市长游弥坚也是“倒吴运动”的有力分子，他紧接着说：“总统或许也知道，每一个美国人来台，不管他是文是武，因公因私，都在说希望台湾人自己管理台湾……”
蒋介石实在听不进去，但又不便发作，强笑着解释道：“对于丘委员、游市长的意见，我很同意，国父也主张地方自治，我们也正在进行民意选举，地方自治。不过自治和独立不同，如果像另一批美国盟友的意见那样，他们要使台湾脱离中国，并且捧出廖文毅这批人来捣蛋，我想这也不是本党所能赞成的，所以希望各位回去对大家说，吴主席如果用人不当，大可商量；如果说非要他下台，换台人主台才算是地方自治，我想这一点不像样，嗯，毛病实在太大。”
游弥坚正想开口，丘念台却抢先一步，侃侃而谈道：“总统所阐述的关于台湾自治和独立的分别，我们完全拥护总统的意见；不过自光复以来，本党对台省行政也真的不够理想，因此民间怨愤，都在指本党在台官员不孚众望，如果换上本省人，民间就不会这样看法，同时也正因为台人治台的关系，反而会上下一心，把台湾弄得像个样子。”
蒋介石恨不得破口大骂，但对方是台省名流，不敢造次。当下打过一轮太极拳，把四人送走之后与儿子商量道：“这样看来，美国人在台暗中活动，不利本党，一点不假。吴国祯做主席是美国的意思，如今打倒吴国祯，推出台湾人来做主席，也是美国人的意思，他们到底怎祥才能心满意足，使我忧心忡忡，你看该怎样办才是上策！”
蒋经国沉吟道：“吴国祯当主席，虽然也会拿着鸡毛当令箭，用美国人做招牌，但我们对他尚可驾驭；如果换上了个台湾人当主席，我们就没办法直接控制，他倒可以随时向东京盟总请求，这就不成个样子。”
蒋介石道：“搞来搞去都与美国有关，我看不如找美国人出来说话，解铃还仗系铃人，只要不致闹出事来，就应付一阵算了。”
做儿子的同意这一手法，但认为外间倒吴力量庞大，恐怕非应付所能了结。当下又商议一阵，采用“以毒攻毒”之计，请出美国驻台总领事史特朗出面斡旋，让吴国祯继续做主席，为老蒋留一点面子；同时将刚刚改组的台湾省政府再来一个局部再改组，把吴国祯手下的民政厅长彭德、建设厅长蒋渭水轰下台来，另外换上两名台籍官员。同时决定台北市长游弥坚也要卷铺盖，换上一个吴三连。使游陪葬的目的在于让吴国祯面子好看一些，而急着想做官的台籍人士也终于走马上任，于是一幕政潮便告平息。
但史特朗却在暗笑，告诉一名有地位的台湾人道：“表面上看来，这一仗是双方对个平手，不了而了，事实上蒋介石的声望却已打了个折扣，对于将来赶走他大有帮助。我们用‘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做法实在不坏，瞧蒋介石手下的台籍大员，或中计，或上当，纷纷在为我们买力奔走！”说罢大笑，高兴之极。
为吴国祯这一场交锋，蒋介石知道事情并未了结，只是告一段落而已，因此一方面对美国表面上千依百顺，一方面却时时刻刻提高警惕。
话说发生在岛上的事情似刚开始，发生在大陆的事情却已结束，没有一个亲信将领愿为蒋介石而死，蒋介石怏怏不乐。特别是手下大将宋希濂的被摘，听北京广播，蒋介石把宋希濂恨死了：“不成功便成仁，给人俘去，我的颜面何在？”但又不敢在大庭广众之间明说，对儿子三复斯言，蒋经国期期以为不可，劝老头子不如不理不睬，否则在台军心更乱。盖他们都是撒退而来，如要求黄埔门生个个在“不成功”时“成仁”，那举目台湾，将无一名将领出现。
北京电台广播宋希濂被捕经过如此生动，蒋介石做梦都梦见解放大军排山倒海而来，辗转不寐。那广播声音在明快地说：
“带着不满八千残兵败将，从川东逃到川西南，企图窜入西康的伪川湘鄂绥署主任宋希濂，逃到宜宾附近，喘息未定，又被另一路解放军尾追上来。他继续向西跑，解放军也跟着屁股向西追。三天的狼狈逃窜，他的八千残部只剩下三千，运输营补到警卫团被歼灭，军官队补到一二二军也当了俘虏。图章文件大烟丢了一路。到了乐山五渡溪，军长师长都跑得不见了影子。最后，只得带着残破的警卫营亲自招架。警卫营打完了，连自己的乘马也送了礼。只得单身落荒逃命。他拼命向西逃，才赶上了先头逃走的机关家属。
“十二月十九日上午，宋希濂到了峨边县沙坪东北十里的大渡河。只要过河，这里真的离西康不远了。他松了口气，迷信这条深宽的河流，一定能挡住解放大军的追赶。但他从南岸刚渡到河中间，不提防对面北岸陡坡上，迎头冲下来另一路解放大军。至此，曾经是十几万人马的宋希濂部，最后一点残部也送了终。战斗结束后，人民解放军某团二连机枪班长吕世祥，带着战士刘光荣，从大渡河北岸的半山坡上，追到一座颓破的大庙里搜索残敌。
“庙宇两边厢例塌了，正殿是一所没有楼梯的楼房，刘光荣背着枪蹬着吕世祥的肩磅爬上楼去，楼上空洞铜的，神台上只有一个泥菩萨，刘光荣端着枪过去，向泥菩萨后面搜索，猛地发现神台后面底下黑糊糊一堆东西，悉悉索索抖动着，好像有几个人挤在一起。刘光荣大声喊：‘快出来，缴枪不杀！’神台下便爬出了五个服装凌乱的蒋军，最后一个是没戴帽子、穿灰布大衣的胖子。满头披散的头发，浑身发抖，衣袋上插着两支钢笔，手上戴着两个白金戒指，还有一只金壳表。
“在押回连部的路上，这个胖子要求回庙拿帽子，吕世样班长制止了他，另一个俘虏替他取了回来。到了二连连部，胖子又双手托着金表送到指导员张好英面前，希望受贿放他。张指导员严肃地拒绝了他，胖子尴尬地缩回手去。问他什么职务，他说是军需。检查他身上有一张撕破了的便条，下面具名是师长。
“把这个‘军需’押到俘虏军官群里时，他话也不说，饭也不吃，垂头丧气地只是低头烤火。这时团指挥所已和南岸追赶宋希濂的友军取得了联系，准确在判断俘虏群中一定藏着宋希濂。营教导员许绰马上集合俘虏军官检查，他命令校尉官各站一边，而这个穿灰大衣的‘军需’偏偏站在校尉官两排中间，准备看风色钻空子。许教导员便把他扯到校官排里，一个个挨着询问，结果自俘虏中得到了新材料——穿灰大衣的老胖子就是宋希濂。
“于是教导员急忙找寻穿灰大衣的人，但穿灰大衣的人早把大衣藏起来了。可是衣服虽变而面貌依然，精明的教导员把他拉了出来，宋希濂知道已经逃不了，便无可奈何地供认：‘我就是宋希濂’。川康边境高山寒冬奇冷，但他头顶上却热腾腾冒热气。川东川中的天险救不了他，泥菩萨也救不了他。他对教导员蠕动着发紫的嘴唇说：‘大势所趋，我是无路可逃了！’”
最后一句特别使蒋介石有气：“大势所趋，我是无路可逃了。”被俘的将领为数惊人，他们难道都是“大势所趋，无路可逃”么？蒋介石还以为只要有美国撑腰，前途尚有可为，但细辨宋希濂这句话，却悲从中来。
美国一面“扶吴”，而另一面却又动员“倒吴”运动这个例子，使蒋介石无论怎样也不能不认识到美国会如此险恶，而事实告诉他的也正是如此，一点不假！
蒋介石为美国的做法而苦恼着，特别读到了一九五○年一月中旬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之后，他要外交部等几名要员对其中一篇文章加以解释，并展开讨论。
草山虽无冰雪，但时序已入隆冬，会议室中寒流凛冽，也添了几盆炭火，呵手擦掌，却显出了与会者的寒伧。王世杰揉揉失眠的眼睛道：“要解释美国今天的外交政策如此矛盾与混乱，我们可以指这种现象完全是美国缺乏经验，心浮气躁所致；但大家知道英国外交政策比美国稳些，但它却迅速承认北平，这就使美国的政策更为混乱。譬如这几天波兰、英国、瑞典的报纸都在评论英国与北平建交的问题，这些评论对本党来说，有利也有不利。但内中波兰政府机关报《共和报》却有句话值得注意，它说：‘英国当年经过了六年，才在一九二四年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现在只经过九十八天，便宣布同北平建立外交关系，这两个时间的对比，表示出自从伟大的十月革命以来世界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而美国对英国的‘六年——九十八天’这一变化，也有点手忙脚乱。”王世杰把手拿一翻，说：“不过翻过来说，人人知道英国的承认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同时英国依靠美国也不是什么秘密。因此兄弟可以断言：英国这次做法，不管它是奉谁之命对北平作某些探测，还是百分之百为了英国本身的利益。它同北平的关系，不出两三年，必然破裂，必然撤销承认！”
蒋介石诧问道：“英国主动承认北平，给北平脸上贴金，北平不会同英国闹翻；为什么英国反而自己会撤销承认？”
王世杰道：“那是可以预见的：北平绝不会向英国屈膝，我研究北平对英国承认问题的各项文件，感到北平在这方面站得很稳，因此推断他们很快就会闹翻。”
蒋介石想了想，对叶公超道：“美国新闻周刊那篇东西，你再向大家介绍介绍。”
叶公超战战兢兢捧起那本杂志，说：“美国政客对自己政府所作所为，感到困惑，这篇文章便明显地代表了这种态度，并有其原则性的暗示。”接着他翻到了那篇文章，慢声读道：
“从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事情看来，人们开始怀疑到美国是否真正晓得在国际上做些什么事情，和是否真正有一个外交政策的计划。
“美国政府对世界问题的态厦，甚至使许多美国人也感到惶恐：用冷战来对付二次大战时的老盟友苏联，而曾经是敌国的德国和日本，却由于获得美国的援助而再站起来。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不久前曾经击落美国的飞机，现在也获得美援了。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自美国那边得到帮助，从而在世界市场上和美国商人展开角逐。最后，美国对华政府似乎摇摆不定。”叶公超停止译读。
蒋介石又想了想，说：“这一段没什么讨论。”
于是叶公超念下去道：“对于这一切，要找出一条轨道来的话，从下述的政策制订者的答复中（答复人们对美国海外政策所提问题），大致可以有所帮助：
“我们（指美国人）可有一个外交政策？
“不，我们并没有一个单独的政策，可以对所有各种局势提供所有各种解决办法。当然，这有着一个最高的目标：美国本身的安全。我们美国是要争取朋友和有力量的国家，我们尽可能阻止发生困难事情。我们有着长远的政策和短暂的政策；对于这样的局势和那样的局势的不同政策。”叶公超至此又停。
王世杰开口道：“这一段，我以为这是一种暗示：美国为了自己的安全，它必反共到底；但在某些情形之下，策略上可能有所改变，”他加强语气：“但反共原则不变，例如这次英国的做法，事先获得美国同意。”
蒋介石脱口而出道：“对，这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叶公超再读：“询问的人说：这样，我们美国只是在随波逐流吗？
“美国当局答：不，我们的政策必须是弹性的。你也应该晓得，国务院对外交政策并没有最后的发言权力，这是总统负责的，国会也大有予以影响的余地，可以提出有力的意见作决定。不过我们决策者依然有着一定的政策！”
蒋介石也明白了其中奥妙，苍白瘦削的脸上掠过一丝苦笑道：“这真是以不变应万变，美国反共不变——读下去。”
叶公超透了一口气，接着又念下去道：“询问者说：那末，我们美国在中国是否已经遭到失败呢？
“决策者说：我们的确是失败了！我们在中国已经输光了！我们在中国所支持的那一群人简直没有用处。
“问：那么我们在中国的外交政策还剩下什么呢？
“答：假如你的意思是指援助国民党的旧政策的话，那是什么也没有剩下来。那是已经完蛋了。现在我们唯一能够做的是接受我们的失败，并且，假如有可能的话，看看我们是否能够和胜利者打交道——这胜利者是中共，他们正在统治着中国。”
蒋介石嘶叫着说：“胡闹！那不是出卖老朋友吗？”
叶公超也作愤愤状道：“更难听的还在后边：询问者说：这岂不是有助于苏联吗？决策者答：也许是，但我们现在还没法知道可是，我们已经明白自己的失败了，这在中国的一切，是已经完蛋了或者快要完蛋了，我们必须把它剔除。中共在主持着中国，我们迟早必须承认这项事实——”
“得了得了，”蒋介石头红面涨喊道：“告诉美国，如果真要承认，我们也有我们的一套！”
王世杰忙说：“其实这篇东西后面所说的，对我们真是有利，美国决策者说明了援助佛朗哥、援助铁托、压抑苏联的种种做法；也等于说明了美国的政策，对苏联固然在想尽办法打击，对北平也是一样打击！”
罗家伦道：“是的，对北平的打击不独美国在做，承认了北平以后的英国也一样，这在帮助陈纳德要回两航飞机等等事件上，都可以一望而知。”
“特别是对西藏和新疆，”王世杰道：“有种种迹象可以断定：西藏不久之后可能闹些事情出来，这在反共来说对美国有利，对我也有利。”
蒋介石不以为然道：“我不敢相信，尼赫鲁这家伙已承认北平，他还肯跟在英国背后乱嚷嚷？”
罗家伦忙说：“这里面大有文章，大有文章。不提旁的，中印边境的情形就很复杂。”他叹了口气：“本党在西藏受尽委屈，每一个去过西藏的官员，回来都是一泡眼泪，他们不是到自己的领土上去执行职务，好像到西藏做农奴，做见不得人的童养媳！”
这当儿机要室送来西藏有变的消息，蒋介石精神一振，忙问：“是不是西藏同共产党干起来了？”
蒋经国连忙为他转圜，眼看电报，嘴巴却说：“西藏反共毫无问题，问题是这次变化对我也不利。消息说，西藏地方政府将要组织一个‘亲善访问团’，在中共准备入藏之前，分赴美国，英国、印度、尼泊尔和北平访问。”说罢掩卷叹息，不发一言。
蒋介石忙问王世杰：“达赖疯了？”
王世杰伤感地说：“没有问题，这是有人在幕后操纵，希望使西藏独立。这个样子才可以免于落入中共手中，这是反共，可是我们怎能赞同？到现在为止，西藏在名义上还是本党在统治呵！”
蒋介石指指罗家伦道：“你说说看，你对西藏问题很熟。”
罗家伦颇为激动地说：“一点不错，是有人在幕后操纵，利用本党退出，北平未入之间的机会，图使西藏脱离中国版图，而给它戴的帽子，同某些人送给台湾的帽子一样，也是‘独立！’只有一个独立的国家才有资格派出使节团，西藏算什么？也这个样子搞起来，甚至这个团还要到北平去，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张群迟到，这当儿也发言道：“总统远虑极是！西藏问题非同小可，真是要好生处理。兄弟记得，在去年一年之中，野心家对西藏的阴谋迹象，已经屡屡暴露，而且不断放出掩饰烟幕。特别是在本党西北、西南失利之后，这个阴谋更在积极进行之中。刚才的电报，兄弟昨晚上已从伦敦广播中听到，一种说法是这个代表团是一个亲善代表团而不是外交代表团；另一说则是英国政府正在支持西藏自治。昨晚合众社的消息又说，这在去年九月，西藏的摄政向该社表示，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要求予以援助。”张群作苦笑状道：“合众社是美国的，很可能是美国派人以记者为名同西藏摄政在谈些什么，然后由他公开要求美国予以援助。”张群叹息道：“本来这是一个反共的机会，说西藏反共，因此如何如何，但拿各种事实来说，本党千万不可利用西藏问题反共，否则就上了大当，变成了自搬砖头自压脚，自己吃亏不必说，海内外中国人也不会同惰。”
见张群话说溜了嘴，蒋介石忙指郑介民道：“你看，这一次西藏捣的是什么鬼！”
郑介民道：“这件事，说起来话儿长。早在二次大战以后，美国盟友便开始了对西藏的活动，通过本党，他们以公开的或者秘密的方式派中央情报局人员入藏。他们主要是同西藏上层统治分子做朋友，目的何在不清楚。例如去年八月，美国情报局人员托马斯，便曾入藏与地方当局密谈，一个多月以后，竟取得一封酉藏摄政和达赖喇嘛致杜鲁门总统的信，从另外一方面透露，美国可能以军事援外款项的一部分，给予达赖政府，供‘国’防之用，而美国国务院的远东顾问组，也在积极研究‘西藏的战略地位以及其他所涉及的各点’。从去年夏秋间的情形来说，美国盟友显然企图在共军入藏之前抢先一步控制藏局。有一位中央情报局的人告诉我说：对于第三次大战的策划者来说，西藏在许多方面更比台湾能使他们注意，因为它接近苏联！同时更可利用这个地方作为攻入大陆西部和西南的跳板，而这一个尚未开发的广大地区的富源，也是美国盟友感兴趣的。”
郑介民刚坐下，吴国祯起立道：“我也听说，美国对反攻大陆的跳板感到有选择必要，从朝鲜直下东北和从台湾出兵向大陆拦腰一击，这都是日本的老办法，共军可能有备，在东北和东南沿海扎下重兵，防中美反攻；因此如果从西藏出兵，事先得到印度的默契，假道通过，再用空运，使兵团直扑西部和西南，再照日本的老路自东北、台湾反击，那么……”
蒋介石此刻心情不在反共，急道：“我们先来看看西藏地方的情形。美国在幕后指挥这一点没人怀疑，英国是听它的，印度是听英国的，达赖是听印度的，我不但相信，美国人还亲口对我说要抓紧西藏，因此本党也帮助美国情报局的人设法入藏。”他指指罗家伦道：“中印之间，关于西藏问题还有些什么纠葛？”
罗家伦起立道：“印度最初是要防止中共军队入藏，所以要黎吉生策动西藏的叛变，以免中共借驻藏办事处的机构渗进西藏去，后来看见中共声势不小，印度才有点害怕，改变了主意。”
蒋介石忙问：“改变了什么主意？”
罗家伦道：“是这样的，印度一方面劝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要人把金银财宝搬到印度去，并且请他们作退入印度之计，这些事实是有人证的；另一方面就是以赶快承认中共的方式作缓和。关于底下这件事，我也是有根据才说的。去年年底有位某先生和印度外交部某要员谈话，他问这位要人：‘你们急忙要承认中共，是不是想要中共承认西姆拉条约？’这位要人答道：‘是的。’他又问：“你们和中共方面谈过没有？’他又答道：‘没有。’这位先生于是说道：‘你们既然没有谈过，没得到中共同意，我看这事情恐怕没有这么容易吧？因为周恩来一上台，怎么肯首先承认这个无根据的不平等的条件呢？’这位要人为之愕然。停了好一会，于是连声说道：‘我们就要研究研究。’印度终究承认中共了。一不做二不休，于是印度研究出来的结果是把中共和西藏代表拉在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开会，说印度政府能够在中间左右一切。而且必在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里，为中共谋取席位，作为这整个圈套里的一环。他们说的话是在成功湖，他们的心却仍在新德里的中共与西藏的谈判席上。他们是想在一边做不费钱的功德，一边可以安定边界，扩大疆土。在印度的谋士说来，这是一着好的棋子，但是中共是不是一开始就接受一个无根据的不平等条约，这个问题等中共拿事实来答复吧！”
蒋介石皱眉道：“这问题在我们也伤脑筋。”他举目四顾：“我们怎样利用西藏问题反共呢？分明西藏属于中国，现在它要独立，而且共军还未入藏，双方在新德里的谈判也没公布，我们不能就说中共出卖西藏。而这个什么代表团，又是西藏外交部长伦格弄出来的，我们骂也不是，反对也不是，咳！”
蒋经国道：“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藏民反对中共入藏，因此希望独立。”他忙不迭收问：“独立是不行的，直接间接对我都不利。”
罗家伦叹了口气道，“西藏老百姓都是奴隶，他们可怜极了，要说西藏执政者反共比较容易，而事实也如此，要说藏民反共，反对不做奴隶，这就很难，因此对西藏问题，我们还是不开口为好。”说到这里，他环视一眼座上人，见众人神色沮丧，他也哀叹一声，说道：“事情是这样糟糕的。”他企图减轻蒋介石的难堪：“中国有史以来，对西藏就毫无办法，因此使我们这一代碰得鼻青脸肿，一无是处。今年是民国三十九年，本党建国迄今，谁去西藏，就做定了童养媳妇，不是给撵跤，便是给赶走，甚至当作俘虏驱逐出境。‘俘虏’的队列有好几里长，南藏兵和印度兵交替押解我们！”罗家伦声泪俱下：“因此今天如果拿西藏问题反共，窃以为不智，千万试不得，千万试不得，否则效果适得其反。”
蒋介石道：“印度总不能干涉到底吧？”
罗家伦道：“关于印度不愿意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至少只承认宗主权一点，固然是由英国的帝国主义遗传而来，可是现在印度当局处心积虑的神情，也无时无地不在充分表现。所谓‘麦克马洪线’，那是百分之百胡扯！本党从未承认，连英国也不好意思承认，但印度还坚决认为有什么‘麦克马洪线’，这问题众所共知，不必说了。我再举尼赫鲁总理亲自说的话，来做一个铁打的证明吧！去年——民国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尼氏访美归来，行经英国，于十一月十二日在伦敦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说印度只承认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等到十一月十六日，在新德里记者招待会席上，那就是连这一点宗主权也不肯承认了。他说：‘我们现有一个代表在拉萨，我们同他们直接通商。但是我在模糊的意义之下，承认中国的宗主权。走到什么地步，就谁也不知道了。’”
蒋介石闻言哼了一声，会议室中一片叹息。
“我记得很清楚，”罗家伦道：“尼赫鲁的英文原文是这样说的：‘Ｗｅ Ｈａｖｅ Ｇｏｔ 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Ｌｈａｓａ。Ｗｅ 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ｍ Ｄｉｒｅｅｔｌｙ。Ｂｕｔ ｉｎ Ｖａｇｕｅ Ｓｅｎｓｅ Ｗｅ Ｈａｖｅ Ａｃｅｅｐｔｅｄ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ｕｚｒａｉｎｔｙ。Ｈｏｗ Ｆａｔ Ｉｔ Ｇｏｅｓ Ｎｏｔ Ｋｎｏｗ。’罗家伦透了口气道：“宗主权的意义都会是‘模糊的’，这成什么话？以邻邦总理，对当时外交关系还是存在的友邦，会说这样的话，我们不禁深为惋惜。”
蒋介石道：“不提这些了，据你看，英美是在打击北平，我们能够从中得到什么、能利用什么吗？”
这个问题其实早就答复了，罗家伦不便再表示什么，感慨而言道：“为了这个问题，我曾经在边疆说过：‘有几句话要坦白诚恳地敬告我们在边疆问题的同胞。我个人对于边疆政策，是反对清代传统的办法，而极力主张采取开明的态度，以诚恳的心情，互助的方式，来使我们的国族，如弟兄一般团结在一块儿的。可是分离运动的主张，要破坏中国领土主权的阴谋与策动，我一定坚决的反对！拿西藏来说，它本身是不够现代独立国家的客观条件的，所以分离的结果，必定沦陷在他人的手里。印度的土邦，便是前车之鉴。我不能不把我见到的事实，披肝沥胆地对你们说明。’而今天，我对西藏问题的态度仍然未变。”
蒋介石道：“我们当然不希望西藏与中国分离，可是这样宣传，今天看来倒是对北平有利。”
蒋经国问罗家伦道：“据你看，北平会因为西藏问题，把事情闹大么？”
罗家伦略一沉吟，苦笑道：“这真是一个微妙的问题。我想先说一说，印度为什么东北对西藏、西北对喀什米尔发生这样大的兴趣，要费这么大的气力呢？这个问题梅农先生可以给大家一个答复。他在驻华大使任内，曾经从印度的喀什米尔经过明塔加隘口进入新疆，再由疏附往迪化、兰州而到达重庆。于是他著了一部游记，书名‘从德里到重庆’。这部书并且是他还在大使任内出版的。在这部书的二十九页有一段记载，我现在手边虽然没有这部书，可是我确切记得，他在中国和印度的边界明塔加隘口，发挥了下面一段议论。他说：有人问甘地：若是有人来侵犯你，你怎么办？甘地的回答是：用爱来转变他。他说：这真是太迂阔了。印度有一位大政治思想家高铁崖Ｋａｕｔｉｅｒ，他是印度的马奇维尼，他对‘敌国’下了一个界说是：敌国就是他的边疆和我们最接近的国家。梅农先生于是拓开来说：‘中国和印度虽然二千多年来没有过军事冲突，将来若是有冲突的话，恐怕就是在这些边界问题上吧！’这真是马奇维尼的理论！”罗家伦愤然道：“这真是不胜佩服之至！”接着又悲愤地说道：“今天西藏竟然派出‘使节访问团’，毫无疑问这是幕后有人的，真是呼之欲出呵！”
以美国为首的集团，正为新中国的日益壮大而发疯，他们企图利用北京建都伊始，百废待兴当儿，展开一个打击运动，希望勤劳的中国人继续为“洋大人”创造财富。于是除联合国的席位仍予蒋介石外，多方对北京展开明明暗暗的颠覆活动。这些活动花色繁多，例如西藏竟想公开脱离中国，而蒋介石对此也伤透脑筋，因为这个样子反共，他无法善为利用，甚至措辞困难，作声不得。
蒋介石在草山连日召开会议，虽议论纷纷，却无一有用之处。那一日郑介民报告时提到了美国在新疆勾结股匪，开展反共括动，与会者对这“反共大业”也提不起一点儿兴趣。原来美国驻迪化前副领事马克南，在一九四九年新疆国民党部队起义后，突告失踪，各方注目，不知道这个有地位的美国人上哪去了。直到同年年底，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旬，有新疆著名惯匪乌斯满部下三名白俄人向人民解放军投诚，才揭开了马克南的行踪之谜。马克南利用了新疆和平解放初期，匪徒尚未肃清的条件，于九月二十八日自迪化潜往新疆东部的匪窟镇西地区，沿途集合重要匪首乌斯满、贾尼木仅和苏勒唐，指示他们打击中共，并赠金二十五两，然后折向西南，转入印度。
郑介民报告道：“现在确悉，马克南离迪化那天，还带着美国学生白智仁、白俄瓦西里、兹万佐夫等四名，电台两部，乘吉普车东去。瓦西里是乌斯满的主要助手，在去年二月间便被派送到马克南处学无线电秘密通讯技术。他们第二天——九月二十九抵达孚远，把吉普丢到附近山中，同该处一帮白俄骑马到达古城以北的萨尔卡木希地方，已经是九月三十日，然后同乌斯满会合，逗留四天。十月三日马克南、乌斯满一齐上路，东经莫里河（木垒河）时，同匿居山中的贾尼木汉那一股百余人会合，并于十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先后到达苏勒唐活动中心的镇西。”郑介民搔搔脑袋道：“马克南面授机宜，要他们打击中共，保证美国会给他们援助，要他们等待三次大战烈来，并且要他们将来统治新疆。”
蒋介石皱眉道：“可又来啦！”郑介民说下去道：“不能否认，美国在边疆的活动比我们多。据消息说，瓦西里在镇西对他的人马说：我将要和马克南先生折往盘布诺尔地区，为我们侦察将来必要时的退路。马克南还提议把乌斯满、贾尼木汉和苏勒唐三个人的儿子带到美国训练，到三次大战时好送他们回到新疆重用，但三个人都没接受，却找了另外三个哈萨克青年代替他们的儿子到美国去。最后乌斯满派苏勒唐把马克南等一行送到罗布诺尔，还送了十四匹马。”
蒋介石问道：“三个白俄为什么投向共军？”
郑介民道：“据说他们不但看不到什么前途，而且连饭都没得吃。他们还告诉中共，说同乌斯满联络的美国人不止马克南一个，比马克南早离开迪化的美国前领事派克斯顿，也曾在去年六月间和七月间到过乌斯满的大本营，每次停留两天，转达美国有关打击中共的指示。”
蒋介石叹了口气道：“好吧，不谈美国！”他把拳头捏得紧紧的：“你要拉住乌斯满为本党在新疆反共，懂吗？”
郑介民刚说了一个“懂”字，王世杰戚然道：“泰国銮披汶政府，也在幕后人指使之下排华了，这一手名为反共，其实给本党也带来不少困难。”
蒋介石道：“曼谷又在闹事啦？”
王世杰道：“我们收到北平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对泰国严重抗议，说：“泰国政府外交部长乃朴·沙拉倍先生阁下：本部最近接到被泰国政府拘禁于曼谷大监狱的华侨代表万泾南、陈益德、柯家守、李壬川、粱明光的报告。据报告上说有华侨上千人因拥护毛泽东主席所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泰国政府逮捕入狱。或将被逐出境，’……”
蒋介石道：“好呵，这下子可利用反共了！”
王世杰摇头道：“恐怕还不能利用。泰国排华不自今日始，华侨正悲愤莫名，如果用来反共，华侨更无保障，必然怀恨于我，使不得，使不得。”
正是：寄语残忍排华者，悲惨苦果必自食。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