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回 主挖墙角 大特务摇身投美 奴忙补洞 郑彦棻四处碰壁





  书接上回。却说美国陷入朝鲜泥淖之后,海陆空将领满天飞,特别围绕着新中国,希望通过其他办法,把它摧毁。同时更感蒋介石难有作为,决心驱蒋吞台,企图“一劳永逸”。可笑那蒋介石有时看在眼里,有时蒙在鼓里,但他数十年俯仰由人,总以为在台湾这个美国“反共基地”上,以言统治,还是非他不可哩!

  美国驱蒋吞台的手法之一是“拉出去”,把蒋介石手下文武干部,利用赴美受训、赴美参观、赴美旅行、赴美开会等等名义,运用“名”、“利”两顶帽子,一个个戴到头上,抓到手里,希望他们做到反共之外还要反蒋,其中之一便是毛森这个大特务头子。

  话说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台北司法大厦门前揭示牌上,忽地贴出一张“最高法院检察署台新仁字第六六五号”通缉令,见者无不吃惊,上面写道:

  “案奉司法行政部台四一训刑字第三○○六八号训令开:‘奉行政院台四十一年(人)二五四号训令,据国防部代电,以本部参议毛森擅离职守,逗留海外,抗命不归,除予以撤职外,谨检同该毛森军籍表请予通缉等情……’凡我军民人等,如有知悉被通缉被告之所在者,并希随时就近就报法院或治安机关,逮捕解究,此布。”

  国民党通缉的人多不可计数,但通缉到毛森头上,实在是一大新闻。可是台北各报对此竟一字不发,原来明白其中内幕者早已知道“毛森出毛病”,而一般士民如未目睹这项布告,便根本不知道有此通缉令,不独各报不准登载,国民党国防部官员碰到记者询问,也无人谈及该案通缉始末;而当台北司法大厦贴出通缉毛森布告之时,毫无疑问毛森早已离开台湾,鸿飞冥冥了。

  于是官场之间及若干场合,有关毛森案的传说纷纭,国民党官员奉蒋命私下如此表示;该案案情在于毛森擅离职守,逗留外国,抗命不归,老蒋曾有意派他潜入滇缅边境,毛森奉命后却不以为然,一来到缅甸打游击没有在台北做寓公来得舒服;二来自以为过去对蒋做过不少丧尽天良工作,不愿屈就人下;特别是舟山溃退之后,他已怀有“异志”,到泰国活动,不再归台了。

  至于毛森,被一般人目为“神秘恐怖”人物,也被公众称为“杀人不眨眼的恶魔王”。上海解放前他是上海的警备司令兼警察局长。蒋介石上海溃退以后,他又被蒋任为“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在舟山一带收买打家劫舍的海盗,美其名曰“打游击”。这当儿蒋介石已经没什么了,海面上居然有几条船“反共”,便在美国人面前大吹大擂。而戴笠当日分布海外的走卒,当以“华侨”名义回台湾打气的时候,例如菲律宾的“代表”在献锦旗时第一面献给老蒋,第二面献给陈诚之外,毛森居然拿到了第三面,这使蒋介石心头十分不高兴,但也只能忍气吞声,不好发作。

  可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却早已一再派人找毛森“合作”,消息传到老蒋耳朵里,更加感到此人不妙,于是当舟山溃退,逃向台湾,撤销所有大陆上的机构时,毛森的“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也在撤销之列,只给他一个“国防部参议”名义。这个戴笠的助手,汤恩伯、俞济时所“欣赏”的特务头子,一个可以直接见到蒋介石的特殊人物、便在美方“重用”之下,给蒋介石去了一个报告,说是愿意深入大陆,从事实际反共活动,“大干一场”,而且“先头部队”早已到大陆去了,这次将在香港会晤。报告打了之后,毛森不等蒋的批准便往香港而去。一方面他同美国特务见了面,一方面等候他自己的将自大陆回港的“先头部队”,满以为外有美国撑腰,内有“人民起义”,他的大陆游击战必能顺利展开而胜利完成,指望着要与老蒋小蒋争一日之短长了。

  不表毛森在港花天酒地,同美国特务日夕商议如何发动“大陆游击”;却说他的“先头部队”果然自大陆回到了香港,向他述职。那特务空身而去,空手而返,在大陆不独没法建立什么据点,甚至连一条命也几乎搭在里面。

  美方与毛森大吃一惊,听那人报告,原来解放之后的中国,对好人固然不胜欢迎,对志在颠覆者却并没有大开“方便之门”,甚至由于穷人翻身的关系,任何一个工厂、农村、商店、学校等等单位,对特务活动简直一清二楚,无所遁形。冒充当地人或真正当地人回到故乡,老老实实住下去还没什么,偷偷摸摸捣鬼那就糟了,难保不成为过街之鼠;如果不是当地人呢?问题就更麻烦。

  那特务曾假冒商人身份,以赴沪探亲名义走了一遭,答复美国佬和毛森的询问道:“如果不是当地人,那就人生地不熟,别说活动,连个藏身之地都不容易找。”美国佬诧问道:“可以住旅馆嘛!”毛森补充道:“即使旅馆不保险,可以住到自已人家里,怎么连个藏身之地都找不到呢?”

  特务苦着脸说:“不错,硬要找个地方还是有办法的,问题是找到之后,对我们有些什么帮助。例如沿海几个地方,我们的人回到家里,藏身地洞,满以为可以利用骨肉之情,说服老婆儿子,来一个‘共同反共’,可是结果如何呢?几乎都是老婆儿子甚至老太太自己去告密的。有的反而说服这个突地回家的人,一起去自首投案,有的因为没法说服,干脆报告当地政府找人……”

  毛森摆手道:“我清楚,这是初期的情况,现在共产党在大陆搞了几年,大失民心,大陆老百姓都要起来推翻共产党了,我看我们派人去活动正是时候,你别泄气才好,准备再去大干一场!”

  那特务一听人都软了,忙不迭摇手道:“我追随总座多年,蒙你派我探听大陆虚实,这次回来,决不敢谎报半字虚言。总座如以为大陆人民今天已经在开始反共、或者大大反共,这件事放在报上宣传还可以,但我是亲身调查回来的,所见所闻,不敢说共产党怎样好,但也不敢说共产党怎样不好,说他不好美国朋友高兴,总座您也高兴,可以多赏我几个钱,甚至可以给我升官,这我都明白。但这样一来,我们势必扩大大陆游击。不着实地到大陆打游击,全盘根据错误情报作计划,我不是变成了谎报军情,铸成大错的杀人凶手了吗?”

  毛森似遭重击,几乎昏厥。

  美国佬道:“他们很穷,很苦,给他们钱,给他们用空投输送粮食弹药衣物,你说这样组织游击队都不可能吗?”

  那特务叹了口气,苦笑道:“这办法是不错的,但对象与时间不同。如果是二次大战时打希特勒或者日本兵,那么这个办法完全可用;但是目前大陆各地空前安定,别说成群结队的武装组织,根本连小偷扒手都几乎消灭,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建立武装呢?最重要的是人,现在还有哪些对象可以冒万死听我们发号施令呢?”

  那美国佬一怔,笑道:“你的心情我明白,你是直接去搞游击队的人,顾虑是该多些,但事实不然!我们美国,几十年来通过教会大学的毕业论文,知道中国任何一个角落的东西,哈,比你们中国人知道的还多得多!我们知道:你们中国又穷又苦又胡涂!请原谅我所说的,你们很多地方简直还没开化,非常落后,在这些场合花点钱组织武装反共,在理论上说固然一定成功,在事实上而言,我看也并无不可!”

  毛森知道,美国佬是一手执如意,一手打算盘了,但也没想到问题之严重,也大大地超过了他自以为是的“中国通”。只见那个特务口角颤动,欲言又止,好容易才堆下一脸笑,转弯抹角地说:“对,美国对中国是十分了解,几十年来各项调查始终没停止过,但今年是一九五二年,不但不是一九三二年,甚至也不是一九四二年了,请问这几年的大陆大学,可曾将各式各样的专题调查寄到美国?”

  美国佬一怔,苦笑道:“那怎么可能?我们是不承认共产党的,也很难得到这些精确的调查报告。”

  于是特务叹气道:“问题是在这里了,你反共我也反共,可是反共是一回事,怎样反法又是一回事。美国是不承认中共的,但共产党并不因为美国的不承认,就没精打采过日子;相反,据我亲眼目睹,他们的劲头挺大,大到我不能说,——因为我也是反共的,反了几十年了,今天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话不想再说,只想告诉你一个事实:要在东南沿海搞游击队,在理论上确实可能,在事实上却是不可能的!”

  “上帝!”美国佬道:“老百姓不反共?”

  “原谅我,”那特务道:“打游击好有一比:鱼和水。没水的鱼儿活不成,没老百姓的支持便没法打游击,非常不幸的是:今天我们如果打游击,就像没水的鱼儿!”

  美国佬紧张地问,“那么在大陆其他地方呢?”“一样!”“在北方呢?”“一样!”美国佬有气道:“根据你所说的,那我们的反共计划根本就用不着了!”

  毛森怕两人龃龉,赶忙打圆场道:“这样吧,今天不是辩论的时候,留着日后再研究。你刚回来,也得休息一下,好好,我们再谈、再谈。”

  从华盛顿到香港,从美国的“最高当局”到它心目中的“反共英雄”毛森,谈来谈去,越来越发现“到东南组织游击队反共”之说,不但在事实上绝无可能,在理论上也找不到什么根据了。

  美国佬道:“现在,来自上面的意思是希望你到东西亚去转转,如果能够组织一个西南地区的反共游击队,它的作用也是很大很大的,好在从此以后,你是我们美国反共机构中的一员大将,不必理会老蒋和小蒋,你放心放手去干!”

  毛森道:“对于你们的厚爱,真使我感激涕零!想他们裁撤我的‘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时,同时命令我交出沿海敌后的电台。你想,我在军统局戴局长手下的时候,便是主管电讯工作的人了,曾经组设过不少电台,对于电台的控制,老实说也有那么一点儿专长,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来的,也不是一纸命令就可以让我交出去的。”

  美国佬喜道:“我们对于你这一方面特别有兴趣,希望你为我们的反共多多利用你的电台,可不能交给蒋家父子俩。对他们来说,这些好东西都是浪费,可惜!”

  毛森大为感激,说:“是是,这不但是我个人的心血,也是自由世界反共的心血,是应该给你们,不给台湾利用的。”

  这么着,毛森便在美国情报机构直接指挥下,用“林保明”的化名,于一九五二年三月间,到曼谷活动去了。蒋介石当然放不过“窝里反”的人,通令各地特务机构,注意他的行踪。有的报告说:“毛森曾自曼谷去越南,谁也摸不清他的来龙去脉。毛森永远一个人行动,也永远不告诉他人关于他的真正地址,谁也不知道他的真正任务,也不知道他手下有多少人马。”

  有的报告说:“毛森在曼谷时,曾有人约他和道经曼谷游历的前贵州省主席韩文焕同游夜花园(妓院),毛森在花园中石凳上坐定后,曾找了个泰国的姑娘,由一名华侨作翻译,问这妓女的出生年月,时间地点,以及每晚有多少客人及收入。众人皆引以为怪,问他为什么。毛森指着韩文焕道:‘方伯兄就懂了,我们干这一行的人,对随时随地接触的人,都要有彻底了解。’”蒋介石心头不乐,因为韩文焕曾做过南京首都警察厅长,如今他们搞到一起去了。

  毛森是在搞他的“反共”活动,可是形势比人强,别说是他,即使戴笠复活,“美国中央情报局”扩大组织一万倍,对普天之下人民的觉醒也毫无办法。但蒋介石的情况不同,一来他痛恨毛森的背叛,不独不告而别,而且所“缴”出来的“敌后秘密电台”位置以及数字,戳穿了竟一无是处,一个电台都没有!二来蒋介石痛恨毛森投奔美国,长此以往,同他在美国人面前争宠夺爱者,又多一人了。

  见手下老是找不到毛森,更谈不上逮捕归案,蒋介石闷闷不乐。特别是继宣铁吾之后,他的手下也走上了“反蒋反共”的路子,形成了“第三势力”的一员,这“势力”对共无碍,对蒋却是性命交关。因为不独有其直接影响,而且这严重情势还在发展。

  “阿爸,”蒋经国道:“有一些朋友的意见,认为冤家宜解不宜结,毛森在上海撤退之时,的确表现不错,共产党给他杀的杀、埋的埋,套在麻袋里往黄浦江一摔,为数实在惊人!到最后他自己在办公室开枪杀人,上船时眼睛都红了,有人说念他有过功绩……”蒋介石不置可否,“唔”了声道:“还有呢?”

  “也有人为他缓颊,”蒋经国道:“而且在上海撤退时,他把全上海的户籍名册都烧光了,这使共产党万分不方便。”

  蒋介石皱眉道:“问题在他!”却又说:“他们还说些什么?”

  “有人说,”蒋经国道:“毛森在保密局中,算得上是第二三把交椅的人物,可是上海撤退以后,他虽然经常往来于台北定海之间,负责敌后游击指挥,但似乎不大起劲,特别是在舟山撤退这一段时间中,毛森相当消极。”

  “消极?”蒋介石眼睛一瞪:“为什么?”

  “据他们说,”蒋经国道:“因为胡宗南奉派坐镇大陈岛之后,毛森的职权已大大缩小。他老是以为上海撤退也功高盖世,但我们没有重赏,因此心头已不痛快,待到胡宗南走马上任,他更萌生待机他去的异志,特别有人拉他,便无法挽回了。”

  蒋介石道:“有人拉他,是看中了他的反共力量,可是他的电台是假的,我不相信这批假电台到了人家手里就会变成真的,这种东西的花样难道连我都瞒得住?我不相信!可是我想查他的根!”

  说到毛森的“根”,套句广东话来说,很简单就是“冇嘢”二字。当时“东南沿海游击队”,的确是蒋介石的“希望所在”,各方面指挥的杂牌队伍,大都是当地的地痞流氓、海盗之流。其中以“浙南行署主任”王云沛的马仔最多,配备较好;另外一部分是什么“国防部”的“敌后部队”,则属毛森指挥,著名女盐枭“双枪黄八妹”也投奔到他那里,但舟山溃退之后,什么也没有了。

  列位,曾记得一九五六年前,香港九龙有几个小码头偶而发现上海面粉厂的产品,以及其他大陆的土特产出售,这些便是“国民党游击队”的“战利品”了。原来这些海盗打家劫舍已成习惯,当大陆海军海面巡逻不大稠密之时,他们便为非作歹,畅所欲为;当大陆海军在受难渔民以及海上运输公司不断控诉之后,巡弋加强了,盗踪便减少,乃至绝迹,于是九龙小码头上所出现过的大陆物品,也就不见出现了。当年海盗居然把赃物卖到香港,其走私网的广泛可知。

  海盗何以接受国民党收买?说穿了也不是什么秘密。他们视武装为第二生命,不管你是谁,要他们放下武器,就得开火拼个死活。因此当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海盗也在被剿之列;但大陆解放,国民党利用他们“海上游击”时,却与国民党称兄道弟,大块吃肉、大秤分金,干起另一种营生来了。

  但当大陆国防力量日益坚强之后,海盗水路再熟悉,也经不起军舰一顿炮击;而内中受骗落水为盗的一大部分,早就过腻了海盗生涯,解放后自首重新做人者为数也不在少,于是毛森的“海上游击队”,也就完了。

  特别在舟山解放前后,在当美国军方十分欣赏“海上游击”之际,国民党沿海岛屿甚至包括“游击队”在内,为了生活所需,没法依靠台湾供应,除在海上行动,也有不少部队竟通过渔民向解放区采购日用品,这情形当然瞒着“美国顾问”,传到台北,蒋介石以下各级官儿,哭笑不得。

  也就是为了向美方报销,国民党当年呈报美方的“海上游击队”,真是洋洋大观。某次有几名美国顾问自基隆港出发,按照国民党所绘岛屿方向,前往视察,但小艇在茫茫海面航行一日一夜,竟摸不到一个“游击队”的影子,而且几乎给人民解放军俘虏了去,屁滚尿流而回。

  美国政府当年重视国民党的“海上游击”,还可以从纽约几家报纸派出记者前往采访,回去大捧特捧这种做法得知。老朽所讲这些通讯之中,还记得有个女记者赫金斯,把美国顾问督导之下的国民党游击队描写得生龙活虎,好像一夕之间便可以扭转局势似的;而在她笔下的黄八妹,更是不可一世的人物,但今天事实证明,美国这番“心血”又是落空了。

  可是,一般人总以为海盗之流对美国顾问总能“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了吧?事实不然。原来那些派往前线的美国顾问们,第一件要务是不会给对方炮弹打死,得找个保险地区安身,第二件要务是不会给对方俘虏,早就准备海空紧急撤退的退路和交通工具;第三件要务是吃得好,住得好,活动房屋或宽敞地洞之中,居然还装了个小小的发电机,要享受“电气化生活”;至于醉酒女人,疯疯癫癫,更是不在话下。

  列位看官,“打游击”不比正常作战,情况艰苦,而“如鱼缺水”的蒋介石游击队,其凄凉更不必说。特别是海盗地痞之流,他们还能做出些什么花样来?但对美国顾问多少还抱有一些希望:以为他们身怀绝技、浑身八宝,一如美国电影中那些什么“豪杰、英雄”。可是一旦见面,并且接受他们的领导,才合了一句老话,叫做:“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一塌糊涂!”原来美国顾问先生们胆小如鼠,“官”无斗志;吃喝嫖赌,欺善怕恶,竟然连海盗都瞧他们不上眼,嗤之以鼻。

  就这样,美国人还以为毛森能打游击,毛森有办法,不管蒋介石难不难过,硬把他拉到星条旗下,为“反共反蒋”的第三势力当差了。

  “把他抓回来!”蒋介石获悉毛森化名林某,在曼谷十分活跃,气得发抖道:“我们同泰国有邦交,想办法请他们出面破案,毛森引渡台湾,明正典刑!”手下唯唯,于是曼谷当局也开始注意毛森行踪。

  “把部队政工抓得更紧!”蒋介石对儿子道:“美国对我手下的人都要拉,今天拉走一个毛森,明天说不定又要拉走旁人,何况毛森也不是第一个,你得注意才是!”蒋经国唯唯。

  突地吴国祯给蒋介石去了一封信,这使收件人气得几乎七窍生烟,大吼“反了呀反了!”原来吴国祯在信里“奉劝”小蒋不要再向部队插手。

  吴国祯敢向老蒋写信,说什么“为爱经国兄计,部队政治工作最好另易人选……”意味到美方恶蒋,因争抓部队而日趋明显。蒋介石把信一掷,说了句“可恶之极”便不发一言。半晌,问儿子道:“蔡斯这厮,最近又有什么花招?”原来蔡斯的活动也在加强。五月一日,他的“美国军援顾问团”第一批人马到台一周年,这厮曾利用这个纪念日,发表声明,夸耀美国的“援台功绩”。他检讨过去一年中该团督导蒋军“成就”,一再强调新军校、炮兵学校和两栖军事学校等训练学校的设立和扩充,特别是由美方送往美国受训的国民党军训学生人数一次比一次多。同时强调美国运往台湾的弹药、汽油以及大炮装备也在增加,他又声言美国顾问团现有团员四百人,九月间将增至八百人左右,足证顾问团与蒋介石及其部队之间的联合行动已获“稳定进展”。

  “那一天,”蒋经国道:“这厮还参观陆军和高射炮、大炮操演,大大捧场,不过回想起来,这厮盛赞我们,正好是反衬自己。”

  蒋介石对蔡斯在同月廿四对合众社记者所发表的谈话不感兴趣,这厮公开强调:“国民党军实力已能在台湾四周建立防卫网,但美军顾问团的工作是训练及配备‘只属防卫’的部队,‘吾人并非集结进攻大陆之兵力’。”末句使蒋大为不悦,但又无法“订正”。

  同月廿七,这厮向美国国防部的报告,除了:“对中国国军首脑素质表示十分乐观、对过去十二个月国军训练的进步表示最大兴奋”之外,他特别强调“年轻军官之被提拔和一些老指挥官之排除”,而美国国防部军援局长欧穆斯德,也在美众院外委会答询时根据这一点引用了蔡斯的“兴奋和乐观”,这使蒋介石恨得牙痒痒地:“老指挥官排除!”

  “新的呢?新军呢?”老蒋郁郁寡欢,忧心忡忡:“这些家伙分明在撬我的墙脚!”

  “阿爸,”做儿子的叹道:“替我们说好话的人,实在太少了。只有蒲立特说我们军事政治进步,魏德迈主张把我们的部队投入朝鲜战场;蓝饮说我们的政治是亚洲顶呱呱的,而杜勒斯说了句滑头话,他在‘新闻周刊’发表专文说:自由中国人士如被迫放弃重返大陆的希望,他们将不能保持其士气。”蒋经国再叹息:“可是,又说不反攻大陆!”

  无论如何,不管反攻不反攻,“胡子兵”已遭美方深恶痛绝,大伤脑筋,新的兵源却非取自台湾民间不可,于是“全台国民兵训练”势在必行,非做不可了。这件事当由吴国祯的省府负责,蒋介右当然批准,但又怕新兵给他人掌握,深感如骑虎背,上下不得。

  民兵训练的各项准备工作积极进行,至于干部,省政府除在凤山会同陆军总部举办一个初级训练班外,并在台北调集曾受军训的各乡镇国民兵队附等加以训练。至于体格检查,吴国祯在五月九日那天决定廿年,十六年及十五年三个年头的役男,在五月廿五到六月廿五一个月之中受检,全省廿二县市局都设有体检小组,编制则概由各县市役政人员组成。

  吴国祯报告蒋介石道:“现在已经决定,凡是民国二十年、十九年两年所生的壮丁,首先接受国民兵训练。”

  “好好,”蒋介石道:“就这样。”

  台湾民间对“役政”十分不满,他们实在不愿再作炮灰,特别因为瞧不起国民党文武官员,愤恨“二二八”的残杀,对于充当国民党兵丁这件事简直引以为耻。不少乡镇保甲长在“欢送新兵入营”时,大都说出这种话:“你们这次当兵,千万不要埋怨我保甲长,也不必抱怨自己命运。你们只好怪你们的爸爸妈妈,为什么迟不生,早不生,偏偏在民国十九年、二十年把你们生了出来!”

  这番话传到蒋经国耳里,真是哭笑不得。但他正忙着比训练新兵更加重要的工作:控制部队。

  “自从去年,”蒋经国告诉乃父道:“蔡斯这厮抨击国防部总政治部,并且建议撤销这个机构之后,我们对部队的控制并未放松,可是目前的气氛太紧张,不如放松一下,来个花样。”

  在缓冲双方矛盾这一方面,蒋介石当然也愿为之,并且也“优为之”。不几天蒋经国果然以“提高部队长领导威信、加强各部队精诚团结”为名,向若干“基地”驻军全体军官及政工人员发表“极关重要之演说”。

  蔡斯笑问孙立人道:“这位先生的演说何故在重要之外,还加‘极关’一词?”孙立人也笑道:“内中是有文章,内中是有文章。”

  蔡斯笑问:“到底其中有什么‘文章’?”

  孙立人道:“譬如说,蒋经国强调要求‘部队中一元的领导,提高部队长领导威信,强化部队中精诚团结’,题目不小。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呢?他认为在精神方面一要加强敬官爱兵运动,二要加强军纪教育,三要纠正军中民主偏差,四要实行革命军的领导方法,一大堆。而在法制方面,一要加强阶级服从职务服从,二要监察人员仅对下级监察,三要绝对禁止越级指挥和越级报告。”孙立人摊摊手:“大致的情形如此。”

  蔡斯挥舞着小马鞭,皱眉道:“如果说蒋介石父子愿意放弃对军队的控制,那等于太阳从西边升起,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自从我到台湾之后,他的每一根神经和每一块肌肉从来没有放松过。自从我建议撤销军中特务之后,他却来了个特务系统方面的‘一元领导’。这几个月的布置对他来说是很辛苦的了。”

  孙立人道:“是这样。这一阵,毛森给赶跑了,他的青年团也改组了,现在军中特务组织也加强了,处处说明他在针对我的‘建议’做文章,现在他可以针对我的批评耍花样了。”他忽地问:“兵源问题对他不利,又动脑筋要大专毕业生参加军训一年,你以为他会有些什么收获呢?”蔡斯摊摊双手,舞了舞马鞭,似乎在反问孙立人:“你说呢?”孙立人略一沉吟道:“先说今年这个新做法,暑假一开始就动手的了。暂定男生入预备军官班,女生受护士训练,地点可能就在凤山。受训之后希望他们统统入伍。”

  蔡斯插嘴道:“注意英文程度高的学生!”孙立人道:“他们也在注意了。毕业生中如有擅长英文、英语而愿参加编译或翻译工作者,可免参加预备军官训练,由校方具报名单给教育部核转国防部,再由国防部统筹办理编译、翻译训练五个月,还有考试选拔,结业后分发工作,但服务期间定为两年,不得中途请退。”

  蔡斯点头道:“他们怎么防法都没用,只要用得上英文英语的地方,就会同我们发生关系,你看看办吧。”他皱眉道:“不过听说他们搞学生搞了好多年,学生最后都叛离了他们。”孙立人道:“在抗战之前,他也搞过几届学生军事训练,说是打日本,结果打共产党,把学生们逼反了。”

  蔡斯忽地沉吟,突地笑问道:“把学生逼反,这句话可圈可点!在大家要求打日本的时候,却强调要去打共产党,实在愚蠢之极!现在的对手当然只剩下共产党了,可是这仅对大陆而言,就台湾来说,如果我们不强调同共产党打仗,也就是说,他们不得打进来,你们不得打出去,这个样子的局面,学生们和适龄壮丁便不可能再逼反。可是有朝一日战争起,他们就会听我们直接指挥,而我们也并没有放弃台湾,你说这岂非妙计?”

  孙立人正拟答腔,突地警报声起,两个虽不至于失魂落魄,但也不免问问,到底有些什么情况,因为在这两天之中,已经发过三次警报了,但所得消息,却是未见机影。

  蔡斯等人十分诧异,先是了解前哨雷达纪录,接着召开了一个会,研究蒋介石这样做法目的何在。有个美国佬报告经过道:“两日之内三度空袭警报,为几年来所罕见。据蒋介石的亲信对我说,这是中共对台湾进行神经战的一部分。可是警报虽然频频发出,老百姓却没有一点惊慌的样子,变成了对政府莫大的讽刺,《中央日报》不得不写了一篇社论,劝民间准备可能发生的共军飞机空袭,又说:‘我人并非企图恫吓台湾居民,仅仅使居民提防真正空袭之危险’,并且埋怨大家不进防空洞。”

  蔡斯冷冷一笑,道:“为什么他们不进防空洞,断定中共空军不会到台湾来吗?这些狗娘养的,你们不知道他们在高丽战场打得有多凶,把我们的‘王牌’都击落啦!”

  职司情报的“顾问”叹了口气道:“据台湾人说,他们倒不是认为中共空军不会来,而是他们不相信中共空军会滥炸老百姓;同时台湾治安太差,如果进了防空洞,家中不给小偷偷光才怪!他们说日本人在时,对防空训练比蒋介石严得多,他们不会麻木,这些说法值得我们参考!”

  “那蒋介石在捣什么鬼呢?”几天后,有一家外国通讯社发出一条消息道:“连日频频空袭警报,原来是台湾当局的精神攻势,意在制造紧张气氛。对台人而言,借此可以加强统治;对美国国会而言,因台湾‘情况紧张’而可以顺利通过庞大军备预算。”

  蒋介石父子却真的在“情况紧张”之中,他们决定酝酿组织“青年反共救国团”,作为直接领导的一元化御用青年团体。

  自从所谓“党团合并”之后,蒋介石在台湾希望控制青年的组织,只有所谓“中华全国反共抗俄青年联合会”和“青年服务团”、“台湾青年文化协会”之类,既不够堂皇,又不够严密,随着局势险恶发展,特别针对美国人的活动,蒋经国认为是有必要另起炉灶,搞一个“青年反共救国团”,来加一把劲了。

  同时鉴于毛森打着美国旗帜在海外活动,蒋介石对“争取华侨”的做法更雷厉风行,派“侨委会委员长”郑彦棻前往东南亚各地,拉拢这个,打击那个,挑拨离间,使出了浑身解数,使各地华侨社会平添不少波澜,但事与愿违,“国民党”这块招牌在华侨心目中已经不值一文钱,只有极少数与它血缘极深之人,以及一些不明事理者上钩。菲律宾的“华侨艺宣队”于五月间去了,同时有越北的所谓“华侨回国观光团”、马来亚的“华侨回国观光团”、“菲律宾华侨学生”、“香港珠海学院观光团”前往,“越北观光团”中人物都是当地二、三流以下商人。第一流的并未参加。在蒋介石,只要“来自海外”,能使台湾增加一些热闹,就高兴就欢迎,至于在事实上有些什么“好处”或者起了相反的作用,也就顾不得了。

  郑彦棻返台之日,报告蒋介石道:“海外华侨拥护总统,对北平毫无兴趣。”蒋介石道:“这个你说过好几次了,可是为什么香港的第一流人士反而不愿到台湾来?”

  郑彦棻道:“这个……这个恐怕是做生意问题,没有生意做,他们就不肯来。”蒋介石道:“你要知道,一千二百万华侨,是我们今后的重要靠山,非加紧争取不可。东南亚各地,好几个政府都是承认我们的,我们正好通过这些政府,要华侨对我们表示表示,这个条件好得很,为什么你这次不好好利用,瞧那批名单,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光光鲜鲜。”

  郑彦棻唯唯,他心头其实有很多故事没法同他提,更不用说海外奔波,顶着一块国民党招牌,受到了多少闷气与鄙视。

  列位,若干貌似忠贞、“坚决反共”者,他们的内心其实凄清孤独,颓丧无比!这就说明了他们与“醇酒妇人”结下不解之缘的道理。当然内中也有私生活比较严肃的,而这种人处境更苦,因为一方面自以为“众人皆浊、唯我独清”,另方面却深感前途茫茫,无限调怅。他们从个人的刚愎自用到业务上的牵累太多,就不得不捏着鼻子“反共”。就在香港,有一个相当“著名”的“反共角色”,他为了“表明心迹”,还在家中挂了杜鲁门与蒋介石的照片,以示“忠贞”。话说那一日他接到一个电话,自称是他儿子的同学,当年一起投奔北京,这番因家务事来港,受他儿子之托,特来电话问候一声,那人一听老泪夺眶而出,颤声问道:“他好吗?”对方说:“他很好,已结了婚,生了一个男孩。”那人喜极,再问:“他自己为什么不到香港来看看父母?”对方说;“他是想来的,他也很想伯父伯母,只因为老伯的政治面貌太那个,因此他不想回家来。”那人说:“请你转告他,公私可以分开,他回家只是回家,政治不谈。”对方便把电话挂了,他太太想接过耳机问几句儿子情形以及未见过面的媳妇孙子情形都来不及,两口子不免埋怨几句。不料没多久,他们的儿子出现在面前,长得结实,几乎不认识了,全家欢天喜地,老太爷闭门谢客,家中如办喜事一般。

  且不表骨肉相见那番激动,却说老太爷发现打电话的就是儿子自己,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做儿子的说:“如果在电话里爸爸不想见我,我就不来了。”老太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问儿子为什么不来信?为什么不到香港?是不是共产党不许有家人、不许有家庭?儿子苦笑道:“你们在这里,专门相信这些胡说八道的谣言,真是好笑,如果不许有家庭?我怎么结了婚,又怎么生了孩子?如果不许有家人什么的,我的上级又怎能批准我出境省亲?”话题一下子扯到媳妇孙子身上,大家抢着看照片,老太太恁地也放不下来。儿子看见大客厅里杜、蒋大像,说:“爸爸说过不谈政治的,家中不是什么机关,挂这两个相片作甚?”老太爷脸红红不作一声,要人把像除了,搁进储藏室。可是怎么说也必然扯到“反共”上去,老太爷说:“好,你回来了,不必去了。”老太太说:“我们不谈政治,只谈团聚,你可不能再走了。”

  做儿子的说:“那怎么可以?我在香港最多耽搁十天,无论如何要回去。人家都在忙,不好意思。”老太太道:“正因为你太辛苦了,可以不必回去了。”儿子说:“这就是我们的不同之点了。大家忙于搞建设。不过这不是吃苦,这叫作先苦后甜。我想父母亲是会同意我的观点的。”

  老太爷道:“不管报上说的真假,你们很辛苦,那是实在的,这有什么好呢?”做儿子的苦笑道:“爸爸,这个有什么不好呢?你们老一辈的,都在慨叹国家贫弱,都在叹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现在我们正在使国家强大起来,无论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科学等等各方面都在大建设,这有什么不好呢?你们以为吃苦不应该,我们却拿吃苦作为光荣,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办法可以调和呢?‘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两句老话爸爸不是不知道。”

  聊到深夜,老太爷叹道:“孩子呵,你不是不知道,我的事业,对美国和台湾没法摆脱,恐怕……”做儿子的劝道:“这真是爸爸在电话里所说的:公私要分开。私的方面我专诚回家省亲,老实说我反而不敢来的,想起爸爸在几年前痛骂我不该信仰马列主义的样子,我实在没勇气来,倒是我的上级,他知道我怀念家人,劝我不妨走一趟。说到‘公’的方面,离开父子角度来说,我实在看不到爸爸的事业有什么前途。”谈到天将拂晓,做父亲的恁说也睡不着。第二天老两口子午间起身,合力扯儿子的后腿道:‘我们商量好久,认为你是我们的儿子,骨肉情深,你既来之则安之。共产党如果真的有骨肉观念,就应该批准你回来,同时让我们的媳妇孙子一起来。你来了之后,我这总经理由你做……’做儿子的一听忙不迭双手齐摇,苦笑道:

  “士各有志,不能相强。我已经声明在先,决不对爸爸说些什么,希望爸爸也不要勉强我才好。这不是什么共产党和骨肉的问题,这是一个时潮所趋,无人阻挡、也阻挡不了的问题,我不愿意回来做总经理,过住洋房坐汽车表面享福的生活,在爸爸是难以理解的。这好比我们几万万人日夜分头苦战,有人宁可昏倒在岗位上,坚决拒绝上级必须休息的命令,同样使你们难以理解。”

  老太太说:“真是不知高低啊!”

  儿子说:“好了,我们的分别在这里:爸爸妈妈要我贪图一时享受、个人享受、一个家庭的享受;但我们却为了全民的享受、永恒的享受和全人类的享受,这是没有办法调和的,我本来准备耽搁七天,现在只好缩短为五天了。”

  老两口吃惊道:“那怎么行?”

  儿子道:“只要一想起里头几万万人在岗位上苦战,我即使变成神仙,也不安乐;我们的愉快在工作中产生,不工作便像害病了!”

  列位看官,像这一类的故事实在不少,即以上述那位坚决反对大陆的“要角”而言,说也奇怪,经过父子会面以后,他忽地变得沉默起来了。当然此公迄今还是“忠贞”的,但心头是什么滋味,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是郑彦棻奉命去海外“争取华侨”无法报账的内容之一。另方面,郑彦棻手下在港“拉角”,配合王元龙在电影圈子内部的控制,若干电影从业者的苦处,也真是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我们都知道,若干电影从业者辛辛苦苦拍了一部电影,有些主持者便希望卖一部拷贝给台湾,以免蚀本。于是国民党人员便以为肥肉到了,对他们那种态度,说出来使人不敢相信。

  以X制片公司为例,公司老板根本对政治毫无兴趣但求一片拍成多赚几个,因此必销台湾,而麻烦也“多到唔恨”。譬如某片正在拍摄,为了来日的宣传,电影公司除拍摄影片外必然雇人,另拍男女主角动人剧照或大场面镜头,以便放映时配合宣传,圈内人名之曰“呆照”,或曰“硬照”。话说X公司某片开拍前,国民党人员便找老板道:“老板,你知道咱们弟兄很辛苦,入息少,开销大,想请老哥帮帮忙。”老板心头一沉,强笑道:“只要帮得上忙的,一定帮忙。”那人道:“好,你们的新片就要开拍了,到时候一定要硬照,是吗?”老板道:“当然当然。”那人道:“我们为了贴补家用,也组织了一个小小的摄影公司,专为你们几家公司拍硬照,反正你们要拍就请我们的小公司来拍如何?而且价钱和外面一样,包你不会吃亏。可是你已经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极尽忠贞之能事了。”那老板忙不迭点头答应,但说:“可是老兄知道,我这套片二旦二生,阵容堂堂,拍硬照一定要内行来拍,拍坏了无法补偿。”来了一百个“冇问题”,于是双方生意斟成。但来人临走之前,却希望“相金先惠”,那老板心想这钱迟早要付,先给了这些电影官,多少也算卖了个人情,便着出纳主任付了。

  话说光阴似箭,X公司的那套新片业已拍摄完竣,而且已经排期,马上放映。经手宣传的人员却没有图片,急得一筹莫展。事闻于老板,老板跳起来,这回却要他御驾亲征找那电影官了。那电影官也大吃一惊,钻进他的车子东找西寻,才把他那家“小公司”的摄影名家找到,那名家听说为这事惊动两名大员,忙不迭道歉,当场取出底片交账,那知不瞧犹可,一瞧便像十二月天喝冰水,心里凉透了。

  原来那“名家”拍得一无是处,极尽“呆”、“硬”之能事,老板也顾不得电影官不电影官,当场跳脚道;“你害死我啦!你害死我啦!”你猜那官儿说什么?他十分笃定,笑道:“这一点小事算什么?重新拍过好啦!”那老板本来气得跳到半尺高,听他这样说,跳到尺半高了。他说:“这怎能重拍?你要我为了这套呆照,重新花十几万搭布景吗?他妈的!”电影官道:“咳啊,老板哪,你们两旦两生已经够架势,硬照差一点没什么关系嘛!”老板听了气得几乎昏倒,忙说:“好了好了,从今以后,你的公司也不必拍我的硬照了,可是我照常给你们材料费,你总满意了吧?”

  那电影官十分高兴,忙说:“你的电影到台湾毫无问题,你的电影到台湾毫无问题!”同时为了表示“老友”,捧着那堆呆照,一齐同他回公司去,并且再三推荐:“这批呆照我看是勉强可用的。”老板哭笑不得,拍桌子道:“老兄,你不用倒也罢了,一用,如果我是观众,我就没有胃口去看这套片。你瞧!你的‘名家’把布景的好处没拍出来,把布景的虚假倒是拍出来了!主角的面孔好像死人,他妈的这不是殡仪馆的照相师吗?他妈的他把呆照拍成百分之百的呆照。”

  那电影官脸皮厚得犹似汽车轮胎,笑嘻嘻一阵招架,拍拍屁股便走了,X公司这套新片如何宣传,就不管了。

  话说那老板正在办理新片销台手续,电影官的电话来了,说是明天要飞台湾,周内返港。那老板忙不迭托他帮忙,对方一口应允,十分客气,最后却说:“老板哪,台湾的电影机构,你是知道的,大家苦哈哈,也没什么油水,完全靠你们帮忙了。”老板心想那话儿又来了,便说:“老规矩,老规矩,老兄放心。”电影官道:“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他们来信说,这次我回去,希望每人有一套派克六十一,外加一套西装料,最好还要一双好皮鞋一只好表。你想想,我他妈又没在香港开金矿,那里有钱买这些东西?因此嘛,嗨嗨嗨……”

  不用细说,X公司的账上,又多笔“交际”费了。但当老板这口气还没平静下来,电影官的电话又来了,一开头便说台湾某外长某主任某秘书要他转至谢意,又说他那套电影已经毫无问题,可以进口。老板心想这笔交易就到这个电话为止了,不料电影官道:“今晚在香港的弟兄为我接风,同时想请老兄赏光,一起叙叙,务必鸳临。”老板一想真倒霉,眉头一皱,想出一个妙计。

  于是老板道:“大三元酒家的老板我很熟,回头我给他去个电话,请他招呼你们几位。我本来也想来的,无奈杂事太多,恐怕来不了,以后再给老兄接风吧。不过今晚这一顿,还是算我请客,聊表寸心。”他以为自已不在场,菜式与酒水可以从简,反正这一“刀”免不了,就少流点“血”吧。便给大三元酒家老板去了个电话,告诉他今晚有靠十个人吃饭,算在他帐上,但总数不要超过两百,酒家老板一口应承,不在话下。

  不料第二天X电影公司老板喊起撞天屈来,酒家开来账单却是三百五,超过“限额”一百五之多。这老板便问那老板:“十个人吃两百,已经是上等酒菜,为什么弄成三百五,太没道理啦!”

  酒家老板说:“老兄我看你就别问了,反正你请客请到这批蝗虫,也只好自认倒霉。这批人我也认识,没得商量,无理可喻,你平平气吧,算我对不起你。”

  那老板急道:“我不在乎多花一百五,可是这口气硬是没法出。”对方道:“咳啊,我也没法说。我看他们八个人坐下来,点菜要酒,心里一算,还不到一百,我以为这批人多少也有点良心,倒没话说。”

  “那怎么变成三百五?他妈的!”

  “是他妈的啊!”对方说:“等到吃饱喝足,我还没说你已来过电话,打过招呼,不必开单了,不料他们已跑到酒柜,好几个人拿了枝FOV,又到门口熟食档要了大批现成菜食,什么白斩鸡、四喜肉、蹄膀卤蛋、酱牛肉、油炸虾,外加馒头、花卷……啊呀我的老天爷,我没办法,要他们付现,可是他们说:‘拿笔来!’然后在账单上签了个字,走了。”他叹道:“老兄,幸好,的士费没柜台付款垫呢……”

  那老板除了大骂“他妈的”,更无其他办法,只得盘算片子到台湾以后,外汇如何取得,排期如何如何等等,按下不表。

  却说又是这个老板,某日正在公司查账,忽地来了个配角B。她一见老板就哭,那老板一看不是大见卖钱的次要配角,也没怎么注意,问她干什么如此悲伤?那女角一定要他找个冷静处所倾诉,老板虽不乐意,也只好听她的了。写字间门刚关上,那女角已经“哇”一声哭将起来,问老板她们是不是人?老板诧道:“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女角说:“现在,大家知道有位‘屎爷’在做我们的阳间阎王,老板可知道他还当我们什么吗?”

  老板苦笑道:“这是什么话?他还能当你们是什么呢?我们是生意人,你们不是什么‘克难同志’,也该是什么‘反共抗俄忠贞同志’罗!”那女配角哭道:“屎爷当我们是婊子呵,婊子不肯卖,有的嫖客也拿她没办法;可是他就非开硬弓不可……”边说边哭将起来。

  那老板在这方面见多识户,但闻说此人如此胡来,倒也奇怪,他说:“这种事情要两厢倩愿,我想屎爷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德高望重,不会这样吧?”

  女的又哭道:“屁!什么德高望重?这只老甲鱼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你可知道他已经糟蹋过谁谁谁,谁谁谁,现在又轮到我头上来啦,他说如果不听从他,下一部戏就没有我的份。老板啊,我们犯了什么过错,日子过得不好受,又要当妓女,我是您说也不干的,如果老甲鱼到老板面前中伤我,老板你可是要主持公道……”

  那老板叹道:“你不提公道倒也罢了,你要提公道,真叫我啼笑皆非。”女的说:“屎爷又要我们到台湾劳军呢!他说如果不到台湾劳军,不管你是老板伙计、编导明星,将来片子一概不准入境。不过我们轮不到,因为我们不是第一流明星!”

  老板越听越烦,挥挥手道:“你去吧,我知道就是。不过你明白,片子是我拍的,汗是你们流的,可是‘权’,他妈的却是他们的!”

  女配角抹抹眼泪告辞道:“那我走了,老板,请帮帮忙吧,我是不干的!”那老板哭笑不得,勉强安慰几句,心头闷闷不乐。不料一声“老板”,说到曹操曹操己到,那屎爷来也。

  屎爷道:“老板,台湾有信来,希望各公司派出第一流明星,前往劳军。这件事意义重大,老板聪明人,一向合作得很好,嗯嗯,老板真忠贞,真忠贞。”

  那老板心头有气,可还是强颜欢笑道:“这种事情意义重大,公司的损失也重大,这几年来年年如此,我‘忠贞’也罢,不忠贞也罢,反正屎爷自己搞掂它去吧!”

  “老板,”屎爷露着满口烟屎牙笑道:“你这个人真是痛快极了,我一定报告总统,给你一个金像奖……不不,给你一枚勋章。不过兄弟此去,老板你是知道的,多少得送点礼物,咳呀,台湾大庙小庙又这么多、菩萨更是多到不得了,送起礼来,一块钱一条领带也得好几打,值钱的东西更不用提了。”老板急道:“得啦得啦,屎爷是想预支片酬,进点货色,跑单帮,是吗?”

  那屎爷道:“片酬预支早已拿了好几部,这回不好意思再预支,干脆向老板先借一笔钱吧,从台湾回来之后,马上还债。”那老板愁眉苦脸道:“也罢,屎爷要多少?这一阵银根紧,屎爷不是不知道。”屎爷笑道:“老板你手头银根再紧,也不在乎我那几文,我只想向你周转两万就行了。”

  “两万还少?”老板道:“屎爷这回可是真要帮忙了。”于是好说歹说,双方以一万“成交”,贷款者东拼西凑,拿去办理私货,走私去了。众干“明星”在无可奈何之中,有几人还不免被利用为走私工具,有的干脆说清楚,有的则睁一眼闭一眼算了。某次某戏剧“团体”的走私特别精彩,那团体在港上船,并无特殊表示,他们只是为了衣食,不得不捏着鼻子前往,点缀点缀。可是到得基隆,为首者却高举一面大旗,而以粗竹竿为旗杆,七八个人居然打扮成一支庞大队伍似的,作浩浩荡荡状,登陆上车,转往台北。那海关早已接到消息,说在这批“代表”之中,有的是古怪,但当时也不便发作,待一干人等安顿完毕,正要分头将走私物品出手时,海关人员来也,除了日用物品,最后在那枝又粗又大的竹竿之中,找到了为数惊人的海洛因。

  人赃俱在,这批人之中,难免有几个要坐牢,被捕者的香港家属便到“介绍人”那边哭诉,但事已如此,还有什么办法?经手人之一向他的朋友喟然叹曰:“想当年某某人为了走私白粉,拿一尊巨大无比的佛像献于某佛教国家,以示尊敬。当地政府好不高兴!佛像到达之日,吹吹打打,连人带像迎到岸上,定期举行‘献像大礼’,那人便利用这短短几天,把菩萨大肚子里的多少斤白面‘安全转移’,发了一个大财,我们就根据这个办法进行的。佛教国尊敬佛像,台湾喜欢有人打着青天白日旗上街,没料到这一回这一手竟然出了问题,被海关逮着了,下一次再要找人去台湾,他妈的老子不侍候了。”对方唯唯,只是暗笑。原来破这“竹竿招”,传说就是此人所为,因为第二次再去,原经手人既表消极,他就可以“积极”起来,以大量私货运台发财了。

  这些情形,台湾当时的“侨委会委员长”郑彦棻没法据实报告,还在那里一个劲儿“争取华侨”。又例如某些“文化机构”如学校老师等,调景岭当然没问题,派个人去“甄别”一番,挑选几个“代表”十分简单。可是某次某官也撞了个大板,原来岭上的“忠贞之士”,不想赴台。

  蒋介石的官儿问调景岭上的人说:“你们吵了几年要去台湾,为什么如今来请,反而不去?内中是何古怪?”一个代表答道:“正因为吵了几年都没法去得,大家对台湾已经失望。而且已去台湾之人,托人带信说宁可在香港讨饭,也不要去台湾,因此大家已把这件事忘了。如今你们来‘请’只是去走一趟,对我们不是全体,对个人也解决不了他的家庭负担问题,所以不去。”

  那官儿哈哈大笑道:“这事情好办,先说个人负担问题,那你们可以带货去。盘缠是公家的,赚的归自己,难道政府对你们还不够关怀?至于你们全体去不了台湾的问题,大家自己人,应该为政府想想,政府今天自顾不暇,你们去了真是比在香港讨饭还辛苦,去干什么呢?”

  代表们便问:“那要我们一辈子在香港做难民吗?”

  官儿道:“你们也该懂得反共的道理。有你们在这里,大家都知道有个难民问题,也就是说有人反对中共、逃来香港,如若不信,有人为证,这有多好?”代表们嗤之以鼻道:“可是我们精神太苦了,生活也谈不上。”官儿道:“这问题简单,当地政府不会坐视,美国人更是抢着要养活你们,因为这是反共的活标本,难道会亏待你们不成?”这事传到台湾,大小官儿免不了挨一顿骂,于是国民党官员开始“重视难民”,按下不提。

  话说台湾的“侨委会”同样向香港的学校、学院和书院下手,除了“争取”学生,还要“争取”老师和教授。这方面经办人员十个有九个半摇头,因为一来没什么油水,同时也不易开口。

  郑彦棻为这些事自己出马,在香港听取手下报告,轮到学校部门,经手人诉苦道:“先说学生,香港的学生大都是鬼灵精,且不说他们对我们的态度有多么伤脑筋,而真正忠贞的各界人士,他们绝大多数过去是我们政府的各级公务员,有些甚至是军统中统的底子,他们的子弟当然没问题送台湾,可是他们反对台湾的风气。有一个老公务对我说:‘老兄啊,咱们吃喝嫖赌一辈子,算了,可是咱们的后代,可不能再来这一套。如果也弄得一塌糊涂,那真是别说儿子,连孙子都耽误啦,所以台湾的社会秩序……’他们不是对政府不满意,而是对台湾的风气表示忧虑。”

  郑彦棻苦笑笑,心想这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吗?便说:“你谈下去。”

  “老师和教授更糟!”经手人未开口先叹气。

  香港的教师和教授,为什么也使台湾伤脑筋呢?原来在国民党统治大陆的时候,“吃粉笔灰”的这一行血泪斑斑,执政者固然从来没想起过他们,他们也绝对不会拥护那个政权。如今时过境迁,到了台湾之后还要海外的学校表示“忠贞”,殆属不可思议之举。香港各校校长之中固不乏国民党人,甚至是“中统出身”,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如今连陈立夫都和蒋貌合神离,CC的喽罗只好各奔前程,哪有心思捧台湾的场?若干校长迫于“情面”,要老师“反共抗俄”几乎都“撞”过或大或小之“板”,要老师们到台湾如此这般,找起人来,好不辛苦煞人也!

  至于教授们,情况差不多;有所不同者,内中有一部分已为美国收买,他们不是“反共抗俄”而是“反共反蒋”,这使蒋介石十分不安,可是在数量与“风头”上,台币没有美钞吃香,反正你蒋介石走的是美国路线,我某教授走的也是美国路线,大家用美钞,大家同靠一个后台老板,你奈我何?

  例如,蒋介石心目中认为必须争取的某教授,此人垂垂老矣,却是十分风流。某过气大员的小女儿在他“程门立雪”,忽地变成了老夫少妻,某教授以一介寒儒,在变成“流亡学者”之余,又做了他老友的女婿。翁婿某次在台相见,做老丈的吹须瞪眼,几乎动武,但女婿既为老蒋佳宾,吹拒唔胀也!但老蒋对这问题并不介意,男女之间的纠纷远不如亲蒋拥蒋问题重要,于是对他曲意奉承,希望他视为知己,捧他捧上三十三天外加屋顶花园。不料美国国务院一纸聘书,聘他担任这个那个之外,暗中还要他搞“中国问题研究”之类的玩意儿,那只本来“临老入花丛”的老甲鱼,乍见如许花花绿绿的美钞,也就一头倒了过去。自他以下,有类似情况的“高级流亡知识分子”,也有数十人被美方罗致。

  蒋介石为此别说骂街,动手打人也没用处,但也令经办人好生“争取”,可是实在没有法子,这使郑彦棻难以交账,按下不提。

  另外还有贩卖生猪的,这一行本来也由国民党官方之人控制,但时易势异后,台湾猪无论在质在量,都难与大陆生猪抗衡,可是为了硬凑人数,以壮声势,却又非他们打着旗子,前往台湾不可。当事人面对这个情况,向官儿们诉苦道:“我们这一行,实在连油水都没有了,还谈什么呢?台湾肉价飞涨,怎么可能还有生猪出口呢?即使出口,利益又是你们的,而船上又有不少生猪跳海,损失重大,你们都赚不了几个,我们更不能谈,还是算了吧。”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