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话说戴笠对于向心影所指定的花招，十九离不了一个“色”字，但不知对方是何等人物。戴笠道：“这桩新差使，你做好了，自有重赏。不过对方也不是庸碌之辈，你可要加倍小心。我要你做的是两位陈先生的功夫，人称‘ＣＣ’。”向心影道：“我明白了，老板要我打进中统局去。我认识他们不少人。”戴笠捏了她一下道：“我当然也知道，中统局里那个姓周的小白脸，对你好像真不错的样子。”向心影也不否认，淡淡地笑道：“那是几年前的事了，早已没有来往。”戴笠道：“我才不喝这个醋哩！我只是告诉你，你要做二陈的工作，对这个小白脸可不能再惹，否则出了乱子，那你便糟了。”
向心影道：“老板放心，我打进中统局之后，如果看见他，我会不理他的，再说这个人早已调走，不在这里，不会碍手碍脚的了。”戴笠道：“我不是要你打入中统，而是要你打进二陈公馆里去！”
向心影笑道：“那怎么可以？他们都有家室，不会和我结婚的。如果走内线，他们两人的太太小姐，我又一个都不认识。”戴笠道：“我当然会替你安排。记住啦！一定要把陈家兄弟抓在手里！然后进一步，能争取内中一个专房之宠，你的工作便成功了一半。你和那中统的负责人睡一张床，他们还有事情可以瞒得过你的吗？然后你把重要消息逐目投递给我，不就成了吗？”向心影道：“那我怎么能和他们往来呢？他们是大官，我高攀不上嘛！”戴笠便要她附耳过来，如此这般，只见向心影频频点头。
没几天，忽地某些豪门巨绅大开“派堆”，衣香鬓影，参加者尽是达官贵人，“名门淑女”，内中有陈立夫、陈果夫，也有向心影，而且这种舞会风气一发不可收拾。几乎一个星期之内，至少开上三次四次，而且都有陈家兄弟参加，不用说，每次也必有向心影在内。戴笠煞费心计，安排了这么多舞会宴会，每次都有“名人”主持，而且都与军统局无关。二陈在这方面毫无防范，对那个浓妆艳抹、“豪华富贵”的女客向心影如此“热情”，也极有好感，一次生二次熟，没多久陈立夫便钓上了这枚香饵，再没多久陈果夫亦步亦趋，紧紧跟进。向影心本以为这一对兄弟不易上钩，想不到一来便是两条，那份高兴自不待言，而三天两头参加由戴笠布置，他自己可又从不参加的盛会，喜滋滋像个新娘一般。
那一日合当有事，陈立夫率领一些喽啰参加“派堆”，那些喽啰之中，不乏自外埠回来的中统干部，与向心影曾有香火缘的周某也在，见她如此这般，着实吃了一惊，却也不声不响，故意躲避。
两次三次之后，向心影的企图，以及二陈的“跌落陷阱”丑态，周某已一览无遗，向二陈身边之人打听，也证实所见非虚，心想这下子可找到了一个升官发财机会，便选择一个机会，单枪匹马对二陈有所报告道：“这次回来述职，追随左右，参加了不少舞会宴会，可发现了一个问题。”二陈诧道：“这有什么问题？”周某道：“戴笠用心甚毒，随时在计算于我，他不但派人刺探我们的事情，还派女干部勾引我们的人，花样可多哩！”二陈笑道，“这个我们早就知道，我们也会用‘美人计’嘛！”笑声中陈立夫又道：“因此凡是戴笠以及与他有关之人请客，我们一概不参加！”周某笑道：“可是根据这一个多月的情形看来，他们是有人派过来了，那人不是男人，是个女人，名叫向心影！”又把她的模样一比划，二陈吃惊道：“真有此事？那个女人真是戴笠的人？”
周某道：“不怕见怪，远在几年之前，这个女人和我往来非常密切，甚至论及嫁娶，只因我没多少钱，对她所提的条件没有一样答应得下来，才一拍两散的。我不但知道她已参加了军统，还清楚她曾打进殷汝耕公馆。”又把如何下毒失手的故事说了，二陈听了个目瞪口呆。暗忖难怪那女人如此熟络，原来自有作用，为了身家性命，为了与军统的势不两立，对向心影也只得割爱了。于是从此偃旗息鼓，不再与向相见，而向心影又是何等机灵之人，发觉两条上钩的鱼忽然不见影踪，又查出周某已经调回，知道此事已功败垂成，为免吃亏计，也就悄悄收兵。
而戴笠对向心影那番“嘉奖”，自不待言，之后便在战时“军统人员严禁结婚”期中，由戴笠撮合，“正式”嫁与当时他的机要秘书毛人凤。军统中人认为毛人凤之能一再升官，向心影的关系极大。原来戴笠在世之日，与手下女眷“个别谈话”的“节目”，是军统内部并非明文规定的“清白家风”。向心影婚前婚后，都得应召，毛人凤对此视若无睹。她之于他，乃是一道升官的“软梯”罢了。结婚之前，也着实下过一番功夫。
原来在殷汝耕事件之后，向心影又曾做过吴逸民的第三位姨太。说起吴逸民，知道的人便不多了，是在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激于义愤，在西安实行兵谏，盼蒋将枪口外向，抵抗入侵强敌，此事震动中外。吴逸民当时便是杨虎城将军的军事代表。待蒋介石获释返宁，翻脸不认人，吴逸民便远走德国躲避。军统派向心影盯住杨虎城的重要干部，目的如何不问而知。但吴逸民既他去，毛人凤与向心影便在这期中，发生了不清不白的关系。迨抗战开始，杨虎城、吴逸民等分头自国外回来企图共赴国难，到达国土后才知道满不是那回事，蒋介石对他们恨之入骨！吴逸民就留在上海做寓公，并未投奔重庆，而向心影当一九四一年时，在重庆早已和毛人凤暗地同居，把吴逸民早已忘了。
可是，吴逸民却有消息到后方来，毛人凤闻讯大急。
那当儿的情况是：蒋、汪之间虽属“敌体”，但双方对不少重大事情都“眼开眼闭”，只要对八路军、新四军等凶狠一些，其他由它便是。因此南京重庆之间，名曰有线“封锁”，实则往返便利，毛人凤闻道吴逸民将自上海南下，就要几条必经之路上的军统人马如此这般，安排停当，随时下手。向心影也知其事，笑道：“这个人没用处，由他便了，我已和你正式结婚，谅他也没这胆子找上门来，岂不是送死么？”毛人风也明白吴逸民到后方对他不会有害，也不可能与他变成“三角”。但有一点不可不防，万一向心影尚念旧情，还得了么？她应“老板”之召，像其他“军统太太”那样去戴笠处“个别谈话”乃是“清白家风”，再由吴逸民送他一顶绿帽事小，失却了向心影的“裙带关系”，不能升官发财，兹事体大，不能不“先下手为强”，暗中仍命边境注意。
那吴逸民不知道有这许多花招，一九四三年间便自沪动身，经杭州，过遂安，拟赴上饶。顾祝同那当儿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与吴逸民很熟，招待一番，不在话下。吴逸民道：“有事奉托，我的两个儿子还在德国，请你给何敬之去个电报，想办法把他们弄回来，就感恩不尽了。”顾祝同便照发了那个电报，而吴逸民就继续上路。
走到遂安，毛人凤的手下陈庆尚已经等候多时，马上电告毛人凤，回电说：“查吴逸民乃上海陷区经济大汉奸，盼即扣留，等待发落。”吴逸民就这样给关到“忠义救国军第三纵队政治部”里。此人当然并非普通旅客，据理力争，还挽出几个人来说情，说他在上海做寓公，什么事也没做，“经济汉奸”这顶帽子恁说也戴不上去，问陈庆尚何以出此？有何凭据？陈庆尚实在说不出名堂来，既不审讯，也不枪毙，反正两面都不得罪便是。
向心影又知道了，问毛人凤此人何以当了经济汉奸？毛人凤早有准备，答道：“此事关系重大，你可不必插嘴。想当年西安事变，委座处境危险，直到今天，对张、杨等人还是恨之入骨！吴逸民当时是杨虎城的代表，委座也恨不得把他吃了，只是他在上海，又无活动，对他没奈何，如今他胆敢来到后方，那不给他迎头一棍，难道要他到重庆来发动第二次西安事变吗？”
向心影笑道：“说了半天，还是喝醋，好吧，我不管了，我再管下去，吴逸民连命都要送在我手里了。”当真此案一直拖到了一九四五年，胜利后南京的最高法院在吴身上敲不出油水，也无真凭实据，判处三年徒刑了事。
毛人凤为了向心影，打击无辜的吴逸民，但向心影并未在婚后守其“本分”。老朽实在无意说这些无聊玩意儿，无奈通过这个女人，可以说明军统之为军统，因此不得不再说一段，看看那些当年掌握生杀大权的军统人马，是怎样在大喊“礼义廉耻”的。
那向心影徐娘半老，却是“嗜好”日深，军统人员凡是希望升官发财的，大多走内线先去“亲近”向心影，而这个人也真是来者不拒，毛万里的笑话已经说过，潘其武也如此这般坐上了军统局主任秘书的交椅，其他大小“干员”因此身价十倍者为数更多。内中有个姓周的科员，个子高高，并不太胖，拉得一手好胡琴。向心影平时也喜欢哼几句“玉堂春”什么的，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周某曾为她操琴，日子一久，两人一个拉、一个唱，忽然拉出了另一个名堂来，周某便自科员而科长、专员，与向如胶似漆，毛人凤不知怎的毫不介意。但周某发妻并不同意，两人时常为此吵闹，妙就妙在这里：向心影闻讯派人前往警告，要她“少生是非”，周太太当然不依，对来人道：“我与他感情不坏，有儿有女，为什么要把我们拆散？如果这位局长太太不肯放人，我拼着一条命和她理论去！”
孰不知之后周某却搬起家来，把家庭迁往北平，自己则跟着毛人凤“办公”。向心影又派人警告周妻道：“你如果想活下去，给我老实点，就住在北平不许乱跑，如果你想死，就不妨到南京上海来闹一场吧！”可怜这个女人乃是旧式女子，全家既在北平，又何从到外面打官司？而且对方又是这么一号人物，也只得抱怨自己命苦了事。
到上海解放前一年，向心影移居上海，那个姓周的忽然进了上海一家银行，并且是个副经理，出入汽车，“派头”不小，但他主要的工作不是银行，而是每天出入毛人凤公馆，视向之兴之所至，操琴也罢，干么也罢，最后两人双双飞到台湾，远在北平的周太太，大概也就守她的活寡了。
当然，比起戴笠在这方面的“成就”来，向心影是差得远了。她在上海那段日子，军统中人背后就叫她“老太婆”，如今当真是个老太婆了，她那大半生的“恩恩怨怨”，已随蒋介石的完蛋而完蛋，也不必再说她了。只有在那个腐朽环境之中才会有这种人物，向心影固然不堪，但更不堪的乃是她当时“发迹”的时代。
毛人凤死矣！台湾的特务系统理该由郑介民“复出”，但老、小二蒋都有隐忧，可也不便明言。
老蒋小蒋何以对郑介民不能推心置腹，原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经对他发生“好感”，关系密切，表面上看来与蒋介石所抱的美国大腿并无分别，事实是蒋介石对这一类人物最是反感。其反感之深，有时甚于对中共党人，最好的例于是孙立人与吴国祯。既然如此，蒋介石就得拼老命，但对郑介民却不敢造次，而郑介民也十分识相，早已告了病假，“国家安全局”业务全由副局长陈大庆顶档，可是蒋介石又不能这样放过他，凡有关“安全局”大事，总是不找陈而找他，因此郑介民在台湾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如今作为“情报局”局长的毛人凤既死，后继之人，看来难免不与他有关系，万一再与美国的交情更深一层，后果之严重，还用得着说吗？
毛人凤于一九五六年十月病死，距他死后三年多，郑介民也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北投暴毙，为了省事，不如利用老、小二蒋正在伤他脑筋当儿，一并交代明白吧。
那郑介民官拜二级上将，可见他在蒋介石手下的地位如何了。此人于一八九七年生于广东海南文昌，那年正是光绪二十三年。就像全国一般情形那样，海南岛灾荒频仍，民不聊生，众多乡民无以为生，远迢迢飘洋过海做苦工，地愁天惨，洋老板和工头对华工根本不当人看。郑介民在十几岁时也以苦工身份航海，藏在海船底舱里受尽折磨，到达新加坡做了几年苦工。从此他就痛恨家乡外洋这种生活，而不是痛恨这种制度，一心只想飞黄腾达，做“人上人”。黄埔一期招考时，郑介民已转往泰国谋生，得同乡资助回国应试。他一口海南腔，试官听不懂；下笔为文，试官看不懂，于是“尊名更在孙山外”，落选了。郑介民进退不得，终于入了孙科与吴铁城所办的广东讲武堂，之后蒋介石为了统一军训，命令将讲武堂并归黄埔二期，郑介民随之编入步兵科第一队，军统中人陈质平、黎铁汉等皆是他的同学，戴笠也在那一期，但未毕业就参加部队了。
郑介民毕业后跟蒋东征北伐，做些杂司，未曾参加战斗，官衔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侍从参谋”。一年半之后，一九二六年蒋介石派他到莫斯科进中山大学，学的是政治经济，行前对他说：“不管今后中国会不会赤化，反正你们要懂得俄国的一套，心中有数便是了。”于是这个“奉命投机分子”以最敌视的心情，堆下一脸假笑，在莫斯科读到一九二八年回国。蒋介石把他放在侍从室当副官，等待派遣，正赶上蒋介石与白崇禧摩擦日深，瞧模样难免一战，为先发制人计，蒋介石把他找去道：“给你一桩重要任务。”
蒋介石嘱咐郑介民道：“今日之下，白崇禧与我难免打上一仗，这个打仗嘛，上策在于伐谋，下策才是动刀枪。所以我要派你到武汉去，专做他的工作，可是你要不露声色，将他的实力分布，全都了如指掌！人事关系，也要弄个一清二楚，此外事无大小，什么都要暗中调查，写成报告，不可由邮局寄递，待我另外派人与你联络。”
郑介民一听，心也慌了，呐呐地说：“我没有这种经验，报告总司令，还是另外派一个人去为好。”蒋介石忍不住笑道：“就因为你没有经验，人又长得非常老实的样子，我才决定派你去的。如果你十分机灵，跳出跳进，乱说一通，鬼灵精怪，我反而不放心你去了。再说这种事情，不能随便找人，这是最高的机密，非可靠的人不可，去吧！你先准备起来。在这几日之内，我一有空，便对你说一些这种工作的必备条件，以及随机应变之道。”他一再安慰他道：“你放心，我保险你可以胜任愉快，因为你这模样太老实，谁也不会发觉的。”于是郑介民终于诚惶诚恐，干开了他第一次的潜伏工作。
到得武汉，根据他所能找到的社会关系，郑介民找到了一个柯姓商人，住在他的家里，作为他的工作掩护据点。那商人有几个子女，内中有一个女儿名叫淑芳，与郑介民年龄相差无几，见那个愣小子搬入以后，成日价在外奔走，好似有什么心事一样，沉默寡言，回到寓所，便关起房门，也不知道忙些什么。年轻人好奇心重，总想看看他在干些什么名堂，对他不免多看几眼，多问几句。而郑介民也需要有个女人，见她对自己相当关心，以为“有点意思”了，这么着两人便勾勾搭搭，没多久便发生了所谓“超友谊关系”。柯淑芳到那时便哭哭啼啼说他欺骗，证据是成天关在房里，一定是在给女朋友写情书，郑介民指天哲日地说除她之外再没有别的女人，柯淑芳便要他打开抽屉看看，郑介民一听魂都吓跑了，一再央求，说这是他个人的生意秘密，人欠欠人，摊出来甚不雅观。柯淑芳明白这是谎话，心想凭你这个样子还做什么生意？更谈不上“人欠欠人”了，也就佯为同意，另作打算。
话说有一晚郑介民大醉回来，柯淑芳不免照料于他，缱绻一阵，他睡得像死猪一样，柯淑芳暗付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当下把他的钥匙取下，打开抽屉，以为准有不能见人的秘密，孰不知这些秘密的“秘密程度”，大大地出乎她预料之外。只见大抽屉中有金有银有钞票，另有鸦片吗啡一大包，此外便是军事机关名册与地图，看得她眼花缭乱。可是无论怎样不懂事的女孩子，由于她不可能离开所处的环境，对局围发生的事情多少知道一些，特别是当时军阀混战，影响更大，柯淑芳自然而然联想到舞台上“探子”的故事，倒是吃了一惊，想和父亲商量，又怕闹出去会送他一命，考虑良久，终于关好抽屉，上了锁，一切依旧，悄悄离去。
第二天下午，郑介民自外面回来，柯淑芳可不放过他了，吓唬他道：“刚才有警察来，说是抓奸细，我家没有这个东西，如果有，那一定是你。”
郑介民面色大变，回房上门，准备整理行装逃回去，柯淑芳才知道事情十分严重，而那个愣小子，当真是蒋介石方面派来的“探子”，于是要他把门开了，将哄他的经过一一说破，郑介民才知道自己完全暴露，幸喜对方并无恶意，也就一五一十把他那行当对她说了。嘱咐道：“我是蒋总司令的人，你是我的人，我们干脆一齐来吧，你做我的帮手，可是不能对人说，否则你我都会给抓去杀头。”接着又把蒋介石吹了一阵，柯淑芳懂不了这么多，总感到这件事很“好玩”，而且将来还有“官太太”可做，也就与他合作，为他掩护，直到第二年蒋介石与广西正式开战，桂系大败，郑介民从“地下”升了上来，以潜伏有功，当上了广西省政府委员，柯姓老板乐得逢迎，把女儿许配于他，但柯淑芳“御夫极严，爱财似命”，因此找的作孽钱也真不少，而军统几个头目之中。郑介民对“女人问题”也最少闲话，按下不提。
却说郑介民在武汉“一炮而红”，蒋介石对他的特务天才颇为赏识，只不过他是所谓“留俄派”，未能百分之百信任，例如复兴社前身的“十人团”，戴笠因有十人团的支持和蒋对他的信任，才去主持“特务处”，“留俄派”如邓文仪等不甘示弱，联名保举郑介民做副处长，名曰襄赞，实则牵制戴笠，但“特务处”在刚成立时一无干部，二无实权，空洞之极，戴笠与郑介民商议之下，决定向外发展，并以培养干部为要务，但如何下手，又成问题。最后脑筋动到了上海方面，那当儿吴铁城是上海市长，文朝籍任公安局长，办了个警察训练所之类的玩意，给他们看中了，郑介民便花了不少气力把它抢到手，用尽种种威胁利诱的办法拉人参加，“特务处”便在这情景下开始打下基础。接着在一九三三年到欧洲考察，回国之后出任参谋本部第二厅少将处长，没多久抗战开始，转任军委会第六部第三组组长兼第一部二组组长，再升军令部第二厅中将副厅长，被派任星洲盟军军事会议的代表。也是在这当儿，郑介民正式担任了军统局副局长的职务，作为戴笠第一号助手，表面上专做对日情报，其实另有一套。这就是所谓“国际问题研究所”，本来那机构是与复兴社相对的一个特务机关，其组织形成的原始意义，是专门研究日本问题，其他情报并不过问，由国民党中以日本问题专家闻名的王芃生负责，内部组织不小，“全盛时期”达两百几十人，郑介民赶走王芃生，接办该所后，情报范围就不限日本了。他几乎赶光了所有的旧人，安置了自己的爪牙，将业务扩大为国际情报。迨珍珠港事件发生，美国佬着了慌，感到自己在东方太不成话了，就与戴、郑合作，交换情报。
一般人在表面上仅仅知道郑介民心狠手辣，阴险圆滑，孰不知他的耐性也真有点功夫。挨起柯淑芳的骂来，总是双目微合，一声不响，而在最尴尬的场合中，也能“听若罔闻”，安渡一关。例如抗战胜利之后，军统第一个“四一大会”在南京召开，以庆贺他们成立于四月一日的血腥“佳节”，戴笠那时已死，由他作主席，全国各地军统重要人马，纷纷远道参加，甚是热闹。郑介民照例用广东官腔致词过后，接下去便是来宾演说，那当然都是一些肉麻当有趣的玩意，没料到来宾之中，有一位黄埔前期的胡靖安却不买帐，邀他讲话，也不推辞，上得台去，这个耿介的血性人便把平时看不上眼的军统活动骂了个一佛出世，二佛涅槃；把平时听在耳里的军统罪行强烈暗示，更妙的是一边骂一边回头瞧郑介民，变成了“当着和尚骂贼秃”，骂了个淋漓尽致，全场为之愕然；而那个挨骂的“中心人物”，却坐在主席台上一声不响，眼皮下垂，似在打坐一般，军统中人知道他恨胡靖安一定恨入骨了。事实也真如此，只不过对方是黄埔前辈，并无“通共”凭据，郑介民还不敢随便动他。
海外读者谅必还记得香港有一名绰号“小老虎”的阔少爷。此人在胜利之后，曾在上海发生过一件十二万美钞先后被窃，最后又遭国民党检查没收的巨案。那笔作孽钱并非小老虎之物，乃是郑介民所有。郑介民何以将巨款交与他？而他又如何认识郑介民？说起来又有一段古。原来曾任交通警察总局局长的吉章简，乃是琼崖人，认识不少海外华侨，小老虎与“老老虎”交游甚广，当然也识得吉某。小老虎战时在桂林与女秘书闹翻一案，吵了个天翻地覆，当时人们估计小老虎准是穷得可以，才无法使那位女秘书呆下去，这说法不无理由。迨小老虎自桂而渝，南洋交通断绝，生活十分紧张，吉章简便时予接济。
那吉章简在重庆担任什么交通巡回检查处这一类行当，是个肥差使，钱嫌得多，接济那位落难公子毫不在乎。可是小老虎对他就有雪中送炭之感，成天连吃饭都没钱，吉章简的帮助对他如何重要，自不待言，而他对吉那份感激，也可想象得到。
迨抗战胜利，南洋交通恢复，“老老虎”对小老虎的接济随之恢复，这个落难公子顿时活跃起来，在南京由吉介绍，认识了郑介民，三次两次往返，也就熟了。那一日小老虎向郑、吉等告辞，说要回香港一趟，帮助乃父发展业务，而那头“老老虎”在海外花样之多，人所共知，反正对名利二字，紧追不舍。郑介民便对吉章简耳语一番，再悄悄地问小老虎道：
“仁兄这次回去，我们免不了要盛大欢送，不久之后，希望能够再次欢迎于你。”小老虎闻言心头着实舒坦，暗付郑介民乃当今第一号特务大头子，和他往返，对自己的各种买卖大有好处，岂可怠慢？也就尽力应酬了几句。郑介民又道：“只是兄弟有件小事情奉托，未知仁兄是否方便？”小老虎心想，此人如有所托，定当给他办了。吉章简已经透露过彼此“合作”，那简直是所向无敌，岂有不允之理？便说了许多好话，郑介民笑道：“既然如此，兄弟有十二万元美钞交与仁兄，带到香港，你说可好？”小老虎道：“只要是你郑局长的事情，没说的。”但他心头不无疑虑，当夜便问吉章简道：
“郑局长神通广大，何以要我带十二万美钞到香港？”吉章简道：“局势虽然很好，共产党给我们打得七零八落，但人无远虑者必有近忧，老郑还不是想在海外弄点地产物业，即使天下太平，他一高兴上外面玩玩，也有个落脚之处。”小老虎道：“我问的不是这个，是问为什么他的人不能带呢？不是连鸦片吗啡军火都可以随便运进运出的吗？何况是美钞？虽然这十二万数字不算小，可是……”
吉章简道：“老弟，我们是多年老友，无话不谈，今后还要好好合作，就不妨把一些我们的事情说给你听吧，你可不能对人说。”小老虎道：“我怎会对人说这些重要机密？”于是吉章简低声说道：“老弟哪，老郑现在是军统局长，真的是声势赫赫，为什么这些美钞却要你带到香港去呢？内中是有文章。原来军统局中人事问题非常复杂，你多少也曾听说过吧？戴老板生前是这样，他死后更厉害了。”小老虎笑道：“是这样，我前天在吃饭时听有人在说，毛人凤拿不到正局长，和老郑面和心不和，又说什么湖南三李：李崇诗、李人士、李肖白，浙江三毛：毛人凤、毛森、毛万里，这几派都有实力，勾心斗角，老郑这个局长可不好当哩！”
吉章简笑道：“你明白就好。要知道除了这些，京沪线警务人员都是毛人凤的心腹，航空检查也在毛人凤手上，如果知道老郑有十二万美钞要带出去，哈，那别说香港，连南京这一关都过不了。你懂得，他们这样搞法，是想挖老郑的墙脚。万一老郑的美钞出了毛病，那风风雨雨，还得了吗？老郑的局长不想做啦？他才不呢！你懂啦？”
小老虎闻言紧张起来，暗忖原来他们勾心斗角有远超乎自己所知道的，当下唯唯称是，小心应付。待郑介民双手交与他十二万美钞，叮嘱道：“仁兄请了，这是兄弟的身家财产，一切拜托！我知道你在上海香港都跑得开，吃得开，一定万无一失，这才托你携带。”小老虎双手接过，忙道：“局长放心，这真是万无一失，到得香港，自当遵命办理，你千万放心就是。”
话休噜苏，小老虎到得上海，尚须有所活动，暗忖那笔美钞放在何处是好全财多露眼，不可马虎。好在他父亲在好几个大码头都设有“老虎窝”，上海也不例外，当下就把上海老虎窝的经理找来道：“郑经理，这笔美钞为数甚大，是人家托我带往香港去的，千万不可遗失，请你给我放在大夹万中，待我走时，自当取回。”那经埋一口答应了，却说：“私带美钞外汇出口，小老板你该明白这是犯法的，不如交上海分店黑市套汇，他们查不出来。”小老虎道：“不碍事不碍事。这几天我正在和飞机场的检查机关打交道，把他们应酬好了，别说这一笔，以后我们自己的东西，也可以方便不少。”郑某唯唯，却问：“那这一口袋有多少？”小老虎道：“十二万。”郑某闻言一怔，十二万美钞该合多少法币？算盘一打，竟是打出了好大一串“００”，心中大为羡慕，暗忖老老虎待人不厚，小老虎也差不多，自已做了十几年，再熬下去也没个出头日，干脆如此这般，当下有所动作，按下再表。
话说没几天，小老虎事情办妥，自沪飞港，手挽郑介民那袋美钞，施施然前往机场，亲友相送，颇为热闹，经理郑某也在其中。待进得机场，航空检查所中人如临大敌，围住了小老虎要动手检查，小老虎大急，定睛一看，又叫不妙，原来那班人已经换了。这个机构人手众多，小老虎有天大本事，也没办法在个个菩萨面前烧香，眼见那些检查官儿问姓问名，“验明正身”似的，问那皮袋中装的什么东西？小老虎急道：“已经和你们的谁谁谁说过了。”对方瞪他一眼，不由分说，一把夺过，露出美钞，而且为数甚多，围观的人不由得都呆了。检查官道：“是你的吗？”小老虎一身大汗，进退不得，不知道该怎祥回答。因为设若承认是自己的，那末没收之外如再查问来源，就很糟糕，连上海老虎窝的陈年旧账都得翻查，如果把“老老虎”的什么账也给查了出来，那更糟了！可是如果否认的话，又该说明是谁的呢？牵出郑介民使他垮下台来，郑介民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小老虎恁说也不敢实说。见对方催得紧，只得叹道：“是我的。”
检查官瞪了他一眼道：“那总共有多少美钞？”小老虎叹道：“十二万！”检查官对办事人道：“听见没有？十二万，现在当着他本人点一点，然后缴上去！”于是检查员们一五一十地点将起来，只有七万五千有零，小老虎吓了一跳，喊道：“反正给你们检查了，十二万就是十二万，凭什么以少报多！”检查官笑道：“那内中必有文章，再查！”又复查两遍，仍是七万五千有零，便问道：“你自已来一遍罢！”小老虎已经软了半截，又叹道：“东西给你们检查，只好认命，可是分明有十二万美钞，怎会少了这么多？”检查官道：“那你把这些美钞放在什么地方的？”小老虎暗忖除了“老虎窝”，更无第二个地方。如果遭盗贼偷窃，为什么没有全部“光顾”呢？再端详那个皮包，此刻事已至此，头脑反而稍为冷静，发现皮包重量并无显著不对，只是底层的旧报纸多出了一大堆，各种疑点，煞是奇怪。
检查官道：“你的问题，越来越麻烦了，私带美钞出口应该没收，这是一桩；可是其中又牵涉到了数额不符，案中有案，你以为谁的嫌疑更大？”小老虎不能不直接说道：“那只有我们上海‘老虎窝’中的郑姓经理了，这口袋美钞我双手交与他保管，今天上飞机又是他双手给我的。如今你们查得这样厉害，把底都翻了上来，翻出一大堆旧报纸，这些东西非我所有，想来是代替美钞重量的。如果真的是窃贼，他才不会耍这一套哩！”检查官点头道：“这个倒是真的。”小老虎道：“这样看起来，我们那个郑经理倒是嫌疑不轻了。”便叹道：“实不相瞒，我小老虎和贵局好多人都是老朋友，这件事让我失了面子，实在遗憾，我们今后都有见面的机会，我看你老兄也适可而止，抬一抬手，让我过去，就感激不尽了。”检查官此刻已经“马到功成”，不管十二万也罢，差多少也罢，反正他那笔“奖金”是拿定的了。如能追回被窃之数，他的甜头更甜，也乐得做好人了。便把他拉到角落里，低声说：
“既然小老虎先生说到这个，我也不妨将全部经过告诉你：你不是普通的旅客，咱们很多人认识你，本来今天的事情不会发生的，无奈此事有人告密，通了天，我们不查也不成了，你老兄别见怪。”小老虎听说有人告发，恨不得一口将那人吃了，恨道：“我姓虎的最要朋友，只有彼此帮忙的，没听说害人的，特别是这次带美钞，老实说我也是受人之托，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更没得罪朋友，怎会给告诉呢？”
检查官笑道：“反正事已至此，我干脆告诉你吧，告密之人不是旁人，正是你们老虎窝里的经理郑先生！”
小老虎一听肺都炸了，马上要找郑某算账，可是送行的人都在外面，一来难以找到，二来飞机快开，三来找到之后总不能一刀杀了他，反而是检查官在他耳边低声说道：“你就这样走罢，按理说你是不能走的，但情形特殊，咱们留个交情，钞票是充公了，你们的那个经理也没好处，我们会立刻到他家里搜查，想来这十二万美钞是一分钱都少不了的，他犯了盗窃之罪，这场官司也够他受用，算是我们替你报了仇，解了恨，你要你老太爷派人到上海接管老虎窝罢。”
于是小老虎再三拜托重办郑某，他的几万块钱固然泡了汤，也不希望姓郑的讨了便宜，可是怎样对付郑介民呢？父子俩研究了好半天，全家还举行了“家庭会议”，终于决定如数赔偿。这不是“债”，但“老虎家族”明白凶险过债，为求来日“收回’更多的，不如肉痛一下。对待手下不妨刻薄，但面对郑介民，那可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而妙就妙在郑介民对于这件事的经过，好像根本不知道一样。
上海人都还知道很多有关郑介民“清白家风”之事，例如继承陈公博的遗产。陈公博此人人尽皆知，乃是汪精卫手下的一员大将，在日阀“扶持”时期，此人在上海银行界兴风作浪，什么投资，认干股等等，也不知道发了多少作孽财。当时上海善钟路有一家农商银行，姓梅的经理是个难以下笔的，自鸣清高，却又肮脏不堪之人，他对汪、陈二人下的马屁功，也真是无法形容，叹为观止的了。正因如此，陈公博便成为农商银行的最大股东，而梅某也就变成了上海一霸。迨日阀投降，老蒋劫收，戴笠那一撮饿狗疯狂似的“五子登科”，梅某一见大为惊慌，知道非想办法不可。国民党已在罗织飞语，涉及无辜，本身分明有病，怎能脱身？不独银行完了，自己难免落个十年二十年的经济汉奸之罪，于是设法走进了郑介民的大门，三下两下，说也奇怪，不独那家银行未遭接收，梅某也是出入于郑介民门下，俨然又是个“地下工作者”之类，原来他把陈公博的股份，分文不差地转让给了郑介民，拆穿了并不“稀奇”。
于是梅某不但保全了自己的银行，而且也没吃到官司，并且在胜利之后的上海掮出郑介民的招牌大摇大摆，为非作歹。人们在背地里称之为“大特务继承了大汉奸的财产”，敢怒而不敢言。
但郑介民并非“独吃一门”，花招颇多，连“自己人”都不能放过，陶一珊便是其中之一。
话说郑介民充当军统局长之后，因马汉三案遭毛人凤攻下台去之前，曾向蒋介石推荐了几个人入襄军统，陶一珊被力保为国防部保密局副局长，那保密局便是军统局的后身，据说蒋已同意，批过一个“可”字，而且已交秘书处拟文用印，即将发表。郑介民在白天获得消息，马上命柯淑芳乘京沪夜车赶到上海，找到陶一珊，先道上三四个恭喜，说他的副局长已经发表，要他请客。当时在场的还有两名太太，一名小姐，闻讯也向陶一珊恭喜起来，陶一珊这份得意没法说，大拍胸脯，要请这几名太太小姐到公司转它一转，“随便要什么，不管什么价钱都可奉送，请吧！”内中那个交通警察总局局长吉章简的老婆心中有数，拉着另外一名小姐便告辞，低声说：“人家送礼是送给郑家的，我们可不要不识相。”两人便走，柯淑芳一把拉住了吉妻道：“你跑什么，陶处长马上就要做吉局长的顶头上司，刚才你不是听我说过，马上要发表保密局副局长了吗？”吉妻曾留学苏联，闻言变色，拉住了那个小姐的大衣还是走了，到得门口，愤然说道：“柯淑芳也未免太岂有此理了，纵使陶一珊发表了那个副局长，也不该说这话，这简直是当面侮辱，我马上回南京找夏迪不要干了！”那“夏迪”是吉章简之号，翌晨见老婆从上海赶来，又听她这么说，这口气委实吞不下，两口子研究一番，分头进行应付之道，吉章简自己回到海南岛琼崖故乡，活动他的“国民大会代表”，作为万一真的干不了时有个退步。他老婆就到处花钱，企图挽回面子，也不知她如何用上了胡宗南的关系，利用他一向对特务部门的暗中策划地位，以及和吉章简乃是黄埔同期同学的交情，直接给蒋介石去了个电报，说据他所知，陶一珊资望俱差，不足以出任保密局副局长之职，如果明令发表，深恐有失该局人心。老蒋倚胡宗南为“王牌”，如今“王牌”说出这一段话，并且自己并未保荐旁人，足见十分“忠贞”，而且“公文旅行”只是开始，抽回来十分方便，于是陶一珊的那份高兴，也就胎死腹中，半途而废了。
可是陶一珊做梦也没想到会有变化，更想不到胡宗南与吉章简之间那个直通电台，已给他淋了一盆冰水。
话分两头，陶一珊那天带着柯淑芳和许大纯太太出门买东西，许妻不过是配角，主要是看柯淑芳要些什么“礼物”。礼物由自己挑选，实在十分有趣。三人在四大公司打了个转，最后决定在永安公司购进了一堂红木家具，时价为法币四亿元，柯淑芳犹难满足，再去静安寺时装公司买了件灰背大衣，时价法币八千万元。许妻顺手揩了一两千万的油水，总共陶一珊这笔礼物超过法币五亿元，心头是有那么一点不自在，但再一想反正自己“收入”甚多，来日更多，又何必在乎？也就高高兴兴将那些大大小小的礼物派专人送往南京郑介民公馆，自己“心安理得”在上海等待升官令的公布。可是没多久吉章简的老婆将此事结果用挂号信写给那天在场的女友，消息传到陶一珊耳中，还有点不大相信。第二天正式告吹的消息果然来到，这才算完了。但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待三两个星期后查悉如此这般，想开吉章简的刀，吉已当选为琼崖国大代表，奈何不得了。
正在这当儿，偷鸡不着蚀把米的陶一珊又有件倒霉事，那就是上文曾说到的戚再玉案。上海人都知道戚再玉是在代替陶一珊吃官司，连警备司令宣铁吾对陶也无法容纳，要他自己落台，使他们这帮人“干净”一点。陶一珊知道在上海大势去矣！夤夜走向南京，就坐在自己送去的红木椅子之上，请郑介民想办法，郑介民、柯淑芳对他没说的，但对他的出路也没说的：“实在没有办法。”但经不起陶一珊苦苦哀求，才算给他活动一个“毫无内容”的头衔：“副参谋长”。直到一九四九年陈良出任上海市长，陶一珊忽然继张晓嵩为上海民政局长，似乎又抖了起来，但整个国民党政治己临绝境，陶一珊及其上司下属已无可再捞，狼狈逃台，在临走时烧掉了一大批户籍册，然而这已是不成玩艺了。
郑介民也已墓木拱矣，但柯淑芳还在台湾。当年追随这个“局长”之人，好几个留在大陆，或在海外。内中有个姓帅的副官，对郑介民家庭当然十分熟悉。正因为郑介民畏妻如虎，到外面胡逛的欲望难遏，而柯淑芳那一套“御夫术”也真厉害，郑介民如欲外出，一定要向她报告到什么地方去？找谁？为什么事？需要多少时间办完？大概在什么时候回家？好像到机关访友，写一张访客填表一样，当然犹有过之。因为郑介民如果照时而回，那没关系；如果逾时不归，这还了得？必须补述理由，说明所以，而且又得“批准”，否则柯淑芳要闹一个翻天覆地，而在这中间，有两个人比郑介民还惨。那两人就是郑介民的汽车司机与随从副官，对于他们，柯淑芳经常以法官审案姿态出现，待他们进得大厅，便命两人分立两隅，她就疾言厉色先问司机：“老爷今天去了什么地方？为什么迟迟归来？几点几分在什么地方？几点几十分又在什么地方？有谁在场？是公事还是私事？”那司机也就逐条答复，还不许有所思虑，否则又不得了。然后再问副官，同样疾言厉色，问题一字不易。两人所答必须相同，否则严词追询，比国民党官员办案认真得多。
这样不算，柯淑芳根据两人所“供”，再去盘问“老爷”，如果郑介民所答相同，像报端“填字游戏”那样都填对了，就娇嗔一番，天下太平；设若不符，内中有人对“填字游戏”填而不中，三个人就集体受罚，无一幸免。因此那三人回家之前，也就无形中成立了“三人小组”，由郑介民编就“台词”，命两人默记。可是这玩艺儿究竟有忘却可能，并且无法“提示”，三个人仍然不时挨骂受罚，在郑介民本人那是“当事人”，但司机与副官心中不满，难以言宣。因此给郑介民当司机、副官的人，能满三个月已是不易，搞上半载就“了不起”，满一年之久者却无此人。
还有妙的，这由郑介民为首的“三人小组”，起先由他在汽车上“编撰台词”。后来也就厌烦起来，就由司机与副官在他兴尽上车之后、假寐之时，听他两人一问一答，发挥“天才”，编造一个自几点几分出门到几点几分回家之间的“里程时刻表”来，郑介民其实并未睡着。听两人编了一路，言者“有”意，听者有心，也就了却当天一桩“公”案。“创造”这个方法的人就是那个帅某，因此服务时间居然超过一年，最后仍不免露出马脚，受不了训斥才告离去，但他的服务时间算是空前绝后，为郑府所罕见的了。
郑介民骂起人来，另外有一句广东三字经，叫做“无脑筋”，这个“无”字读若“帽”音，“筋”字读若“根”字，帅某离去后时常对人叹道：“郑介民喜欢骂人没脑筋，我看他自己最没脑筋。”
郑介民是否有脑筋，在北平军调部时期曾有一个笑话，那当儿中共、老蒋、美国三方面各派代表，成立军调小组时，军事重心在东北，北平那个军调小组待别重要，叶剑英代表中共，郑介民代表老蒋，吉伦代表美国。美蒋两方面对这个会议根本没有诚意，也没有好心，但求边谈边打，把老百姓打垮了，也就心满意足了。在第一次举行三人小组会议时，叶剑英一见郑介民的打扮，不禁失笑。原来三人小组会议举行之时，叶剑英服装朴素，神采奕奕，美方代表吉伦穿的是军便服，也无甚特别，只有郑介民不但全副武装，而且胸前挂满了长的、方的、圆的各式各样的证章和勋章，什么宝鼎、星云、青天白日等等，大大小小有十几个之多，也不知道他从那儿弄出来的，挺胸突肚入得室内，尚未开会，叶剑英便指着他的胸脯笑道：“你倒像个变戏法的魔术师哩！”阖座皆笑。而事实上这个会也不过是美、蒋两方的障眼法罢了。此会一散，就郑介民而言，他就继戴笠而出掌军统机构，前文业已交代，不必再表。
但最后不能不补充一笔，那是戴笠在世之日，郑介民唯命是从，不在话下；戴笠死后，不独他遗下的那笔作孽钱给手下拿走大半，郑介民也是与有份焉！而且连他的儿子也吃了郑介民好大的苦头，殆为戴笠生前所未能料及。
戴笠死讯证实之后，重庆戴公馆保险箱中的珍珠宝贝，钻戒金条，乃至尼龙丝袜，高级化妆品等等，于三月十八晚上遭军统局留渝高级干部瓜分一清。而上海这个大码头，本是戴笠的赃物大仓库，尤其是接收那段时期，释放汉奸，劫收日人财产等等，名贵物品被纳入私囊，分存中央信托局及银行保险箱、最重要者达五只之多，内中所存，大都是三四克拉以上的火钻戒，黄金美钞不计其数。上海方面获得戴笠死讯时，郑介民、李崇诗以及戴笠的副官王汉光三人串通一气，将那五只大保险箱一一打开，三人分摊，其中又以郑介民分得最多，李崇诗次之，王汉光再次之。到底三人所分价值几何？到今天还是一个谜，但有个故事可以证明戴笠的“宝藏与焉”，那是三人把分剩的财物，照样藏好，再交与办事人员，便有几个以彭寿为首的军统之人，将内中五百根金条变为五十根，当时十分轰动，想不到这些数字只是小巫比大巫而，已，巧取豪夺的戴笠结果给亲信们如此豪夺巧取，真没说的。
戴笠的几个“死党”，为了纪念这个头子，曾在浙江衢州、南京、重庆三地开办了三个雨人中学，但对这有兴趣的人到底太少。重庆的那一个准备募捐五亿法币，搞了好久还不到半数，而且这半数也不知下落如何，没办成。南京的那一个因为国民党的重心在此，算是办成了，开设在小火瓦巷，没一个学年也就无疾而终。衢州的那一个由他的儿子戴藏宜主持，搅了个满天星斗。至此，得向看官交代一下戴藏宜的下文。
此人，浑名“小老板”，乃一名不学无术的恶少。戴笠的发妻和他的母亲都是典型的农村女子，性格忠厚，而戴藏宜因是独子，给祖母、母亲溺爱过分，受乃父的影响更大，变成了一个纨绔子弟。按理戴笠对他准是疼爱之至，孰不知戴笠有一次几乎把他枪毙，说起来话儿长，简言之“小老板”在侮辱女性这方面，不独衣钵真传，而且发扬光大。戴笠对女人问题的“宁滥毋缺”，几乎是人所共知。对于那些女人，在戴藏宜来说，不管他称呼如何，反正乃是长辈，这没说的。不料官场中有的是“萧规曹随”，戴家则有“父规子随”，老戴侮辱过的女人，小戴间或追随乃父，“克绍箕裘”。而且儿子比他年轻，打扮起来也真是个花花公子，做父亲的不只一次败下阵来，起先还不清楚谁吃了狮子心老虎胆敢与他争夺女人，很快弄清楚此人乃是儿子。戴笠翻脸不认人，对儿子也一样，某次狭路相逢，便掏出枪来准备“灭亲”，给左右再三苦劝，才算留下一命，从此戴藏宜看见戴笠的影子便跑。
一九三九年戴笠发妻在上海病重，戴笠要她到香港就医，他母亲怕媳妇受不了海上风浪，如果支撑不住，在船上病故，那不但不能葬身祖坟，而且按照海上习惯，还得葬身鱼膜，于是给重庆去了一信，说就在上海医疗，戴笠自然是无可无不可。到是年秋天，病况恶化，自己知道已无多久，局势混乱，见丈夫一面决。无可能，但愿戴藏宜能自乡间回上海一趟，见见最后一面。重庆与上海交通不便，戴笠在这方面纵有办法，究竟无法保证安全。因此迟迟未能启程，到后来老太太心有不忍，催促孙子回沪一行，戴笠才知道非想办法不可了，虽然恨透了这个儿子，可是儿子究竟是儿子，便派了男女特务二人，伪装夫妻，护送这个宝贝儿子与媳妇陈映霞自江山首途，绕道浙赣路经宁波赴沪。
一路之上，戴藏宜因与陈映霞在一起，倒也相当老实。可是到得宁波后，戴藏宜以为上海在望，用不着赶命似的赶了，一定要多呆几天，表面上逛灵桥，看山水，其实是想找私娼、寻窑子。抵达之日是上午，当天下午有船驶沪，陈映霞和那对假夫妻都劝他不如上船，但戴藏宜恁说也不干，于是四人便停留在宁波，可是第二班船相距一星期之久，待一干人等到得，七海，病人已咽气两天了。
陈映霞比起她的婆婆来，遭遇也好不了多少。她在学校功课极好，相貌平平，嫁戴之后起初还相安无事，不久戴藏宜看中了她的妹妹，日积月累，不可收拾，只是把陈映霞瞒在鼓里。那一日戴藏宜忽然对妻子发下誓愿，要好好用功读书，妻子听了当然十分喜欢。而在丈夫动身之前，她的妹妹也早就回到乡下，陈映霞恁地也没想到两人之间有些什么，还以为戴藏宜真是存心学好，埋头苦读去了。如此这般，有关两人的传说终于到得她耳中，起先还以为误传，后来不能不相信这是事实，也就回到乡下，先问她的妹妹有无其事？她妹妹倒也干脆，答道：“爱情这回事嘛，谁也管不了谁的，你去问藏宜好了。”陈映霞气了个半死，问丈夫当真不假，也就回到上海，终于离婚了事，她的妹妹就“取而代之”，或许以为靠着戴笠的作孽钱，还可以享大半辈子清福，而戴藏宜在乡间作威作福，俨然是一条地头蛇。孰不知一下子就解放了，戴藏宜居然带着这位太太还想招兵买马，下场如何，也不用问了。那是后话，表过不提。
话说抗战末期，蒋介石与汪精卫、日阀之间，真的是做到了“水乳交融”，从“共同反共”到走私贩毒，偷运人口，三方面合作无间，各获厚利，这些都看在戴藏宜的眼里。他想，全国缉私机构都是乃父的爪牙主持，水陆交通管制人员也莫不如此，假如自己经营起运输生意来，那保证可以无往不利。要知道当年那些正当商人，碰到这些查缉人员就没有命，要不了三查四问，七翻八看，似乎都犯了罪似的，轻一点加重成本，重一点人财两失，连命都会送了。戴藏宜当然不同，他是戴笠的独生子，也多少学到乃父那一套花招，只是没有正式做官而已，于是他这个运输公司成立之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无论黑的是鸦片、黄的是金子、白的是白面、红的是红丸，无不通行无阻，“如入无人之境”。不独没有检查，而且保护有加，优先放行，军统高级干部马志超见“小老板”亲自出马，立刻送他一笔六辆十轮卡的厚礼。这批大货车，乃是他在“忠义救国军”总司令任内揩油揩得来的，共计十辆，送他六辆，外加卡宾枪四十余枝，全部崭新，也是同时期内的“物资”。有车有枪兼有爪牙，戴藏宜的“特种运输生意”就像老虎长了翅膀一样，做了好几笔大生意，当然赚了大钱。事闻于戴笠，有一次无意中对毛人凤道：“志超这个人，遇事想得很周到，你可以跟他学学。”毛人凤莫名其妙，事后才知道是这么回事，可是这位“大老板”没多久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当然没有必要去“学”马志超孝敬“小老板”。
而在郑介民，在尝到了“接收戴笠六成遗产”的甜头之后，脑筋又动到了戴藏宜头上。听说他的运输生意十分赚钱，内中包括资本、车辆与枪枝，不禁垂涎欲滴。当下不少人劝道：“此事不可草率，如果弄不好，会教人说闲话的。”郑介民与柯淑芳闻言不语，苦苦研究起来。
话分两头，却说戴藏宜在上海杜美路七十号干那走私勾当，戴笠虽死，仍操此业，以为还能发扬光大。不料那一日门口开来了几辆大卡车，进来了几十名武装军人，为首一人出示郑介民手谕，说为了切实照顾戴笠遗属，戴藏宜所使用的军火货车，该交由公家保管，以免不测。戴藏宜怎肯乖乖缴出？先是争，后是吵，终于痛哭起来，说道：“此乃马总司令私人赠我之物，并非公家所有，郑介民夫妻不过是欺侮我死了父亲，变相抢夺罢了。”那带队的人道：“马总司令当年也是由公家出帐，否则他自己怎会有这些东西，有钱也买不到哩！现在交给公家，你照样可以动用，也省得给人拿走，大家交不了帐。”
戴藏宜这当儿没办法与郑相争，也就如数缴械，对郑恨之入骨，但只要美国和蒋介石对郑“深信不疑”，郑介民做出更难堪的事来，也无所惧了。
问题是，在蒋介石心中，对郑介民的“深信不疑”发生了变化。
这话还得从头说起。
话说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郑介民调升了国防部的常务次长兼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逃台之后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真正负责的乃是什么“策划指挥大陆工作”，说的明白点，便是派特务到大陆活动，在台、港、澳设立特务训练班，物色替死鬼到大陆送命而已。
列位看官，美、蒋对所谓“大陆工作”，真的是视为救命仙丹、续命参汤，以为只要“大陆工作”做得好，“反攻”云云就垂手可取了。因此在蒋经国主持之下，郑介民便尽力这个活动，到一九五一年，又当上了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继而又当上了第八届中央委员兼第二组主任。到一九五四年十月，台湾“国家安全局”成立，他又当上了上将局长，陈大庆副之。将所有军统、中统、二组、六组一齐划归该局指挥，而负责领导该局的是国防会议秘书厅，于是这个情报系统完全划出了党政机构之外，直属于蒋介石了。
就在那年冬天，郑介民奉美方之召到香港秘密商议，为的是美、蒋全力搞“大陆工作”，香港自必是特别重要地区，没有香港，这个特务派遣与训练工作便成为一大问题，虽有澳门、南洋，甚至日本可堪利用，但无论如何没有香港方便。至于新中国发觉香港成为反华基地时怎样处理？反正直接受到“麻烦”者乃是伦敦，美国和台北大可袖手旁观，不睬不理。
那郑介民到得香港，自有一班人马侍候于他，而当美方人员与他在郊区密谈时，也只得“轻骑简从”前往了。
在青山某一幢别墅中，双方寒暄过后，洋人笑道：“郑将军辛苦了，听说你反共工作已经于了几十年。”郑介民心头好不得意，谦谢过了，对方道：“今日之下，香港是一个最合理想的地方，贵我对此都有同感，这个留在后面再说。现在我奉命要告诉你的，那是台湾的反共工作固然做得好，可是对香港等地第三势力那批人，你们未免太辣手一点。”
郑介民吃了州惊，忙说：“请多指教。”洋人道：“第三势力在这几年来做了些什么？相信你比我们清楚得多。要知道他们这批人，都是反共的好手，其中也有对台湾不大满意的，可是只要反共，就很好嘛，为什么你们对他们一点不肯放松？据说你们打击第三势力，有时候还甚于打击中共。”
郑介民笑道：“并不尽然吧，香港的第三势力，内中有些人已经回到台湾，有些人则去了大陆或海外，事实上也没什么力量可言。他们光是有一两家小报小刊物，上层的领导并不有力，下面的群众少得可怜，而在抨击中共之外，抨击台湾也非常毒辣，因此双方各走极端，越走越远起来。”
洋人道：“听说他们曾经有求于台湾，而在开办之时，你们也曾派人打了进去，事后揭发了内中秘密，因此增加了磨擦。”郑介民道：“这件事说来话长，他们如果只是批评台湾政治，而且是善意的，也就罢了，无奈他们志在推翻台湾政权，便使双方剑拔弩张，吵了起来。”洋人笑道：“郑将军一定明白，在华盛顿不少机构之中，是有一些人将希望寄与第三势力的。‘第一势力’是你们国民党，‘第二势力’是中共，‘第三势力’便是这批貌如反蒋反共、实则反共第一的朋友们，你们何必厌他们？让他们在海外反共不好吗？要知道你们在海外的反共力量，并不如你们所说的那样强大，我们是自已人，无话不说，郑将军以为对吗？”
郑介民道：“话虽如此，但他们既反共又反蒋，又如何谈得拢呢？”洋人道：“刚才我所说的三种势力，乃是你们对日作战末期和胜利之初的情形。而在今天，台湾又出现了‘第四势力’，标榜反蒋反共之外，又主张‘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这种发展，我们站在朋友的立场，深以为虑。不管是第三或者第四，反正说明了一件事情，你们的总统先生是有一些值得商量的地方，你想，如果不把第三势力拉过来，岂不是树敌太多了吗？”
郑介民心想：蒋介石提到“第三势力”时固然声色俱厉，提到“第四势力”更是拍台拍凳，不共戴天。而在台湾的美国人，却对那两种“势力”爱护备至，双方显然存在着颇大的距离。现在美方要求对他们不必过分，如果当面答应，显非老蒋之意，如果一口回绝，也未免不好意思，对方是一只“饭碗”，何必当场砸破，替自已过不去呢？便低声下气说道：
“问题就在这里了，如果将第三势力、第四势力拒于大门之外，他们就要反对，如果将他们收容过来，或者并不收容而‘客气’一点，他们仍旧要反对，又该怎么办呢？”
那洋人笑了一阵，轻轻松松地说：“有几句话，我们只能在这里说，你也不必到台湾去讲。要知道，一个政权的是否可靠，主要是看它自己，美国的援助固然重要，可是只有援助而办不好事，也属徒然！美国每年援外的经费不少，自以为可以得到举世拥护，结果却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国内有人在叫，有几个地方也在叫，问政府为什么要花了这许多纳税人的血汗钱，去养一批不得人心的家伙，你们的蒋总统在台湾是否也是不得人心？我保留，可是当你们在大陆时，你们显然得不到大陆民众的拥护。情况便是如此：支持一个为当地民众反对的政权这对美国并无好处！”
郑介民闻言一怔。
“所以我说这些话不足为旁人道，”洋人又笑道：“根据这种精神，郑将军也该明白了，在台湾的国民党人，你们不一定为蒋总统效劳，只要目标是反共，也不用分什么美国中国，大家一起来，好在美国有的是钱，大家就用这笔钱反共，还分什么彼此呢？”
郑介民只能抓起茶杯，使劲喝了几口，而心脏却加速跳动，似乎要夺“口”而出一般。又掩饰着说：“对于你刚才的嘱咐，我回去婉言转达便是。有一点是应该向你说明的，对于这两批人，不在我的业务之中，因此转达之后的情形如何，我也不敢有所预计。”对方大笑道：“我们也明白，我们也明白。我们更明白郑将军在台湾的处境，因此有些话只能在这里讲，不希望你替我们做难人。”又说：“不过这些话是可以转告的，你不妨说：国民党是执政党，民社、青年两党实在没有用处，我们固然失望，对国民党也没好处，因为一个缺乏竞争对手的政党，它的处境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当然希望台湾学学美国，有两个党一年到头抬杠，再来一番竞选之类的活动，将全国的注意力吸引在这上面，就不可能产生第三个党，内中道理何在？我想你们的总统先生是清楚的，他何不学一学？”
又扯了一阵之后，那洋人道：“今天我们不可能谈得很多，因为诚如你所说的，我们有我们的业务范围。我只能请你转告，对第三势力不必过分干涉，这样做法的结果，不是更好而是更糟，希望你们好好研究。”他一顿之后又说：“至于第四势力，那好像是一种新兴势力，到现在为止，还没在报上见到过他们的正式活动。”郑介民道：“我必须告诉阁下关于第四势力的情况，他们所努力的目标，还难堪过第三势力——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原来他们的最后目标，在于使台湾脱离中国，在于使台湾宣告独立。”
那洋人先是微笑，接着笑容渐敛，终于绷着脸道：“郑将军，我倒想说一些意见，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不是我们政府今天的意见。我以为第四势力有这样的目标，对台湾是有好处的。你想，目前台湾的情形是这样乌糟，对新闻记者我会说台湾很好，好过中国大陆，但在你面前我不能开自己人的玩笑。”他一声长叹：“台湾是糟，糟到使我们的援助白费心机，形同浪费，实在是糟。既然如此，你可以想想：将来的台湾是由共产党拿走好呢了还是继续保留为一块自由世界的土地？这一点用不着讨论，你我都赞成后者的。既然赞成后者，那么用什么办法把台湾保留下来呢？台湾不是一条船，它没办法拖开去；台湾也不是一杯水果冻，可以放在雪柜里，我们对台湾必须有一个应急之道了，因此第四势力的打算不管你们喜不喜欢，但在自由世界全面观点来说，实在也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办法。”他一手伸将过去，轻轻地拍击着对方的手背笑道：“郑将军，我们此刻不必辩论，我已声明，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因此你也不必对他们说。我个人只希望你自己记得这件事，知道我们有这个隐忧：关心台湾落到谁的手里！”
郑介民十分明白对方意图，蒋介石为这问题拍台拍凳也不止十次二十次了，心想兹事体大，对方既然不希望他“发表政见”，自己也乐得装聋作哑，洋人朝他凝视一阵，笑道：
“今天，我们谈到这里为止，我刚从美国来，还有些旁的事情等我去决定，我们明天再谈。明天我们可要具体地对我们的业务有所检讨，另作布置了。”
这么着，郑介民在香港呆了几天，又回台湾，对蒋家父子报告了接洽经过，回答蒋介石的问题道：
“据美方研究所得，香港仍为对大陆工作的重点，他们要加强人力财力，我们也一样要加强人力财力，他们认为时间已经非常急迫。”
蒋介石皱眉道：“什么叫做急迫？”
郑介民鼓起勇气道：“他们根据情报，说我们尽管宣传大陆如何如何，但事实上大陆并无崩溃迹象。他还举了一些例子，内中包括深圳、拱北人口情形正常，他们并不限制旅客入境，而且手续方便，内中便依借着一种力量。”
蒋介石听不下去，冷笑道：“可是深圳拱北对我们也有好处，我们派人到大陆，方便之至！为什么他们不从这一点着想，却找另外一个题目做文章，美国这种为大陆共党张目的态度，你应该告诉他们这是错的！”
郑介民唯唯，说：“是和他们说过了，请他们千万不能再为大陆共党张目，他们也同意这一看法，只是再三告诉我们：对共党的宣传是一回事，共党目前政权稳固又是一回事，我也和他争过几次。”他回到题目上去道：“因此他们说反正局势急迫，非加紧动手，不足以扭转我们中美双方在大陆的颓势。至于什么是‘急迫’？据他们说乃是国际形势对大陆日益有利，万一再有几个国家承认大陆政权，我们的处境更是严重！而且他们希望我们对日本的动态要密切注意，日本政府是反共的，中日步调一致，没有问题，可是日本民间的情形，就有所不同。……”
蒋介石急道：“日本问题不必他们操心，你告诉他：我们有百分之二百的把握！”郑介民见蒋动气，忙不迭说：“是是，当场已经说过了，当时已经说过了，但是他们还不能放心，说美国在日本做生意，并非一切顺利，但这没有关系，美国有办法对付日本。可是日本民间甚至官员乃至日本政府之中，都有为数不少的官民在吵，吵着要和大陆做生意。”蒋介石道：“这个我们也早已知道，那是办不到的！有我蒋某人在，日本和大陆政权决无可能发展关系！你告诉他们对日本我们有把握，不像他们在和日本工厂抢生意！”又问：“他们说的‘急迫’就是指这个？”
郑介民还有很多话要说，可是见蒋已经沉不住气，也只好少说一些，甚至胡诌了几段故事，使蒋欢喜，末尾说道：“因此他们认为局势急迫，加紧行动，此其时矣！”
蒋介石透了口气道，“怎样做法？”问：“经费不能增加么？”郑介民欲言又止，讷讷地道：“关于经费，他们大概不会再加，甚至有减少可能，那又是老问题了，因此我就劝他们别这样做，告诉他们：自由中国在台湾替他们反共，功莫大焉！你们如果要把美援经费减少，事实上却是援助了大陆共党！”蒋介石闻言一笑，“嗯”声道：“你说得好！”
蒋经国见郑介民好像有话想说，尴尴尬尬的，便笑问道：“他们有什么要我们特别注视的地方没有？”郑介民没法拖了，叹道：“也真是的，他们要我们对第三势力不宜过分干涉。”话未完蒋介石倏地挺了挺腰，冷笑道：“居然说得出口？”郑介民道：“是是，美方真是庸人自扰，我已经把第三势力怎样荒唐胡闹，怎样有将无兵，怎样空空洞洞，乃至怎样想敲竹杠的事都说了，他们态度不变，还是要我们不必这样，不必那样的。”
蒋介石厉声道：“你怎样对他们说的！”郑介民诚惶诚恐道：“不外乎刚才报告的那些。”于是临时又添油加醋增了一些，蒋介石仔细倾听，见他神色不安，措辞矛盾，心中已料到了几分：“准是敷衍我的，谁知道在美国人之前说了些什么！”于是在这个追随他几十年之久的郑介民脸上，忽而幻作吴国祯，忽而幻作孙立人，不由得打了几个哆嗦，却悲天悯人地说：“真是没办法，他们对我们还是这个样子，居然要我们纵容第三势力，这真是匪夷所思，谁都知道第三势力是那些混蛋在主持，对我的攻击，有些地方比共产党还要凶些！”蒋经国苦笑道：“你在香港，看第三势力的报纸更方便了，和共产党报纸比较起来，可曾发现一个特点。第三势力尽攻击我私人，而共产党办的报刊很少谈到这个，大多数是围着大题目做文章，你说第三势力居心何在，还用得着明说？”蒋介石起立踱步，边踱边说：“他们如此看重第三势力，那对第四势力还不是一样当嫡亲儿子看待？如果我是你，我就会当面对他们说：‘实不相瞒，我们早已发觉了！第三势力、第四势力，这个势力，那个势力，说穿了一文不值，都是他们耍的戏法！我们公开发表谈话说这是共产党的花样，其实指的乃是美国，难道他们耳朵是聋的，眼睛是瞎的！’”
郑介民见他父子俩如此局面，暗忖这事儿太难办了，瞒着也不对，照搬也不对，发展下去，这爷儿俩对美国的一肚子气，说不定会在自己头上发作。便岔开话题道：“会上也曾暗示过，无奈他们固执成见，认定其咎在我，于是几乎不欢而散，他们没办法，便转到具体工作上去。”蒋介石咽下一口“冤气”，怕郑介民和美方已有默契，也就顾左右而言他道：“这件事，反正你刚和他们开会回来，你负责和他们解释解释，弄个明白。那么这个具体办法又是怎样的？”
郑介民忙说：“他们希望大陆工作处工作加强。”蒋介石道：“那是老套！你该问他们援助加强！”郑介民连连应是道：“已经说了，已经说了。”蒋介石道：“他们是怎样答复的？”
郑介民浑身泛汗道：“他们说这件事既不属于经援，又不属于军援，该增的时候便增，该减的时候便减，没有一定之数。如果我们发展快，用钱多，他们自会援助。”蒋介石冷笑道：“这分明是说我们吃饭不做事，娘希匹这简直是狗眼看人！你可把我们怎样增加短期训练班、怎样吸收新的反共志士、怎样派人进入大陆，”他把桌子拍得“拍拍”响，恨恨地说：“这可是我们在做，不是他们在做！”
蒋经国强笑道：“这种误会，想来他们也会有明白的一天。我们是但求耕耘，不问收获，可是不能不问美国的援助。你说一说他们的情形吧。”
郑介民透了口气道：“这个么，倒是谈了。我们的努力他们很清楚，也要我转达他们的致意。只是他们认为：我们的反攻大陆工作还很不够。”蒋介石冷笑道：“是呀！他们从北韩跨过鸭绿江直扑东北，攻下北平，倒是成功了！”郑介民也不作声，一顿，又说：“他们倒是指出，由于今天的局势所限，美国出头发动全球性的反共战争，时机未至。”蒋介石笑道：“对啦！他们发动反共世界大战的时机没有成熟，我们发动反攻大陆的时机倒是成熟啦！”郑介民闻言不语，一顿，又说；“在这个情况下，他们认为我们大量发动大陆游击战争，不但是世界性的反共大战前奏，更是本党自台湾反攻大陆不可或缺的先驱！大陆游击打得好，共产党统治垮得早，到那时候，里应外合的结果，这一仗便打赢了：他于是问我们的大陆工作情况，我便一一报告。最后他们认为：我们做得不够。利用香港作为基地，中美双方无人反对，但是他们说我们利用香港还嫌不够。根据九龙护旗运动的经验，利用香港的真实内容，并非在香港示威，这样会使英国受到难以形容的困窘，伦敦对华盛顿诉的苦，也真够瞧的。但是他们要我们不必计较这些，英国人嘛，它对北平无所谓，但对华盛顿不能不低头，因此我们如何充分利用香港这个基地，要加强，要设法把他们的人尽量‘拉出来’，再把我们受过训练的反共志士大量派进去！他们说只要做到这些，他们必然尽量援助，别说是钱，连人都可以帮忙，问题是在于我们怎样干法。”他怕蒋介石再插嘴，忙说：“他们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意见，那是发动大陆游击，不管大陆的游击队有多少，反正要从台湾加派几十个、几百个单位到大陆打游击！他们说这是本少利重的买卖，派它几十个单位进去，只要有一半生根，那就非常可观了……”
没等到郑介民说完，蒋介石又光起火来道：“好喔！反攻大陆反攻大陆，说说就算啦！还记得那一年反攻东山岛吗？我们花了多少功夫？准备了多少时间？牺牲了多少精兵？海陆空三军立体突袭的结果，我们三个人都不会忘记吧？”他一巴掌落在桌子上：“那次美国顾问是去了，可是事实证明：反攻大陆是要美国帮忙，但不是几名美国顾问就算了，我们要的是美国兵！像打北韩一样打法，光凭我们是不成的！东山岛那一次还不够证明吗？那一次美国顾问都几乎当了俘虏，你们说说看，光由我们发动，没有美军配合，这个反攻大陆固然没劲，打游击如果没有他们密切配合，我们才懒得打！”
蒋经国怕他的话传出去，忙对郑介民说：“今后大陆如何反攻，我们正式决定后自会公布，不管美国派不派兵，反正这是我们自己的事，他不派兵我们要反攻，他派兵我们更要反攻，今天且不提它。只是他们所建议的打游击问题，到底有什么好主意没有？”
郑介民道：“他们是有一些新的意见，譬如说，要马上动手准备，这一点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的。怎样动手法？美方认为：共党统治有它的一套，不管它是好是坏，反正那一点是肯定的：他们统治时间越长，对自由世界越不利。而目前国际形势又是如此，大战不能轻易开端，因此只有打游击！”蒋介石急道：“他们是老一套，到底什么是新鲜的！”
郑介民道：“是是，新鲜的就来了，他们提出具体办法，要我们在全台展开游击训练工作，以小队为单位，准备同时出击。刚开始时不必分队，要分内容，游击战术，它的意义等等，人人都要学。过一个时候，当队长的便去学指挥，当通讯员的便去学无线电，轻便武器、爆破技术等等，当然希望人人都学一手。”蒋介石道：“这样搞法，不是全台湾都闹了个满天星斗吗？”郑介民道：“他们还说，这是一件大事，他们研究过了，打游击不同于阵地战，希望我们先在内部征募最最忠贞之士，一一报名，然后加以训练，最后按照籍贯分队，以便他们回到自己故乡，当地民众见是老乡到了，自会给他们种种方便，掩护他们、输送粮食等等，最后便可以建立一个个根据地。”
蒋介石冷笑道：“话是他们说的，事情要我们做的，美国人在大陆当然不是什么老乡回来了。我倒要问，难道对全国多少省多少县市都要同时展开吗？那不但找不到这些当地人，全部出动也不够用哪！我说他们尽是吃饱了饭瞎扯，去他的，别理他！”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