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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五(3)

　　祖宗以来，汴口每岁随河势向背改易，不常其处，于春首发数州夫治之。应舜臣上言：“汴口得便利处，可岁岁常用，何必屡易，公私劳费？盖汴口官吏欲岁兴夫役以为己利耳。今訾家口在孤栢岭下，最当河流之冲，水必不至乏绝，自今请常用之，勿复更易。或水小，则为辅渠于下流以益之；大则开诸斗门以泄之。”介甫善其议而从之，擢舜臣权三司判官。

　　后数岁，介甫出知江宁，会汴水大涨，京师忧惧，朝廷命判都水监少卿宋昌言往视之。昌言白政府，请塞訾家口，独留辅渠。韩子华、吕吉甫皆许之。时监丞侯叔献适在外，不预议。昌言至汴口，牒问提举汴口官王珫等二口水势，珫等报言：“訾家口水三分，辅渠水七分。”昌言遂奏塞訾家口，朝廷从之。叔献素与昌言不协，及介甫再入相，叔献谮昌言附会韩、吕，塞訾家口，故变易相公在政府所行事。介甫怒，昌言惧，求出，得知陕州。会熙宁八年夏，河背新口，汴水绝，叔献屡上言由昌言塞訾家口所致，朝廷命叔献开之。水既通流，于是昌言及王珫各降一官，昌言仍徙知丹州，都水监众官各以赎论。叔献以功迁员外郎，判监李立之仍出知陕州，以叔献代之。立之未离京师，河背訾家口，汴水复绝，一如前日。朝廷更命叔献开之，亦不罪叔献也。

　　元丰元年春，塞曹村决河，诏发民夫五十万，役兵二十万，云“欲凿故道以导之，不行则决河北岸王莽河口，任其所之。”恐其浸淫南及京城故也。天章阁待制韩缜、都水监丞刘璯、河北运判汪辅之掌之。

　　旧制，河南、河北，曹、濮以西，秦、凤以东，皆食解盐；益、梓、利、夔四路皆食井盐；河东食土盐；自余皆食海盐。自仁宗时，解盐通商，官不复榷。熙宁中，市易司始鹤开封、曹、濮等州及利、益二路，官自运解盐卖之，其益、利井盐俟官无解盐即听自卖。九年，有殿中丞张景温建议，请榷河中、陕、解、同、华五州，官自卖盐，增重其价；民不肯买，乃课民日买官盐，随其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有买卖私盐，听人告讦，重给赏钱，以犯人家财充；买官盐食之不尽，留经宿者同私盐法。于是民间骚怨。盐折钞，旧法每席六缗，至是才直二缗有余，商不入粟，边储失备。朝廷疑之，乃召陕西东路转运使皮公弼入议其事，公弼极陈其不便。有旨令与三司议之，三司使沈括以向附介甫意，言景温法可行，今不可改，不敢尽言其非。虽不能夺公弼，而更为别札称，据景温申，官卖盐岁获利二十余万缗，今通商则失此利。再取旨，上复令与公弼议之。公弼条陈实无此利。于是罢开封、河中等州，益、利等路卖盐，独曹、濮等数州行景温之法。

　　吴冲卿、蔡子正等为枢密副使，上言请废河南北监牧司，文潞公为枢密使，以为不可。元厚之为翰林学士，与曾孝宽受诏详定。厚之计其吏兵之禄，及牧田可耕种，所以奏称：“两监岁费五十六万缗，所息之马用三万缗可买。”诏尽废天下马监，止留沙苑一监，选其马可充军马用者，悉送沙苑监；其次给传置；其次斥卖之。牧田听民租佃。仍令转运司输每岁所省五十三万缗于市易务。马既给诸军，则当给刍粟及傔衣粮，所费甚广。诸监马送沙苑者止四千余匹，在道羸瘠死者殆半。国马尽于此矣。时熙宁八年冬也。

　　熙宁初，余罢中丞，复归翰林，有成都进士李戒投书见访，云：“戒少学圣人之道，自谓不在颜回、孟轲之后。”其词孟浪，高自称誉，大率如此。又献《役法大要》，以谓：“民苦重役，不苦重税。但闻有因役破产者，不闻因税破产也。请增天下田税钱谷各十分之一，募人充役。仍命役重轻为三等，上等月给钱千五百、谷二斛，中下等以是为差。计雇役犹有羡余，可助经费。明公傥为言之于朝，幸而施行，公私不日皆富实矣。”余试举一事难之曰：“衙前为何等？”戒曰：“上等。”余曰：“今夫衙前掌官物，败失者或破万金之产，彼肯顾千五百钱、两斛之谷，来应募邪？”戒不能对。余因谢遣之，曰：“仆已去言职，君宜诣当官者献之。”

　　居无何，复来投书，曰：“三皇不圣，五帝不圣，自生民以来，唯孔子为圣人耳。孔子没，孟轲以降盖不足言，今日复有明公，可继孔子者也。”余骇惧，遽还其书，曰：“足下何得为此语？”固请留书，余曰：“若留君书，是当而有之也，死必不敢。”又欲授余左右，余叱左右使勿接，乃退。余以其狂妄，常语于同列，以资戏笑。

　　时韩子华知成都，戒亦尝以此策献之，子华大以为然。及入为三司使，欲奏行之，余与同列共笑且难之，子华意沮，乃止。及介甫为相，同制置三司条例司，为介甫言之，介甫亦以为善，雇役之议自此起。时李戒已得心疾，罢举归成都矣。

　　介甫之再入相也，张愕建言：“往者衙前经历重难，皆得场务酬奖，享利过厚。其人见存者，请依新法据分数应给缗钱数外，余利追理入官，谓之‘打抹’。专委诸州长吏检括，如有不尽，以违制罪之，不以赦降、去官原免。”于是诸州竞为刻剥，或数十年前尝经酬奖，今已解役，家赀贫破，所应输钱有及二三千缗者，往往不能偿而自杀。

　　介甫申明按问欲法之法，曰：“虽经拷掠，终是本人自道，皆应减二等。”由是劫贼盗无死者。

　　先朝以来，夔州路减省赋，上供无额，官不榷酒，不禁茶盐，务以安远人为意。

　　熙宁八年五月，内批：“张方平枢密使。”介甫即欲行文书，吉甫留之，曰：“当俟晚集更议之。”因私于介甫曰：“安道入，必为吾属不利。”明日再进呈，遂格不行。

　　三司使章惇尝登对，上誉张安道之美，问识否，惇退，以告吉甫。明旦，吉甫与安道同行入朝，因告以上语，且曰：“行当大用矣。”安道缩鼻而已。其暮，安道方与客坐，惇呵引及门入谒，安道使谢曰：“素不相识，不敢相见。”惇惭怍而退。故蔡承禧弹惇云：“朝登陛下之门，暮入惠卿之室。”为此也。由是上恶惇，介甫恶安道，未几皆出。

　　介甫初参大政，章辟光上言：“岐王、嘉王不宜居禁中，请使出居于外。”太后怒，与上言：“辟光离间兄弟，宜加诛窜。”辟光扬言：“王参政、吕惠卿来教我上此书，今朝廷若深罪我，我终不置此二人者。”惠卿惧，以告介甫。上欲窜辟光于岭南，介甫力营救，止降监当而已。吕献可攻介甫，引辟光之言以闻于上，献可坐罢中丞、知邓州。苏子容当制，曾鲁公召谕之曰：“辟光治平四年上书，当是时介甫犹在金陵，惠卿监杭州酒，安得而教之？”故其制词云：“党小人交构之言，肆罔上无根之语。”制出，士大夫颇以子容制词为非，子容以鲁公之言告，乃知治平四年辟光所上言他事，非言岐、嘉者也。子容深悔之，尝谓人曰：“介甫虽黜逐我，我怨之不若曾公之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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