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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三

　　因此，以宇垣出任外相，决非偶然，而是出于精心的设计；因为宇垣以“倒蒋”出名，但其它中国政府的要人，则颇多为宇垣的旧识。是故，打出宇垣这张牌，在一般的感觉上，便有“日支终必和平；但蒋介石不会再成为中国领袖”的印象。

　　石原的谋略最深刻之处，便在不独要造成日本人有此印象；同时要使中国的政府，亦能产生这样的误解——汪精卫、周佛海便是有此误解，怦怦心动，钻入石原的圈套，旋即省悟，而悔之已晚的人。

　　至于石原谋略的具体手段，是建立一个“内阁中的内阁”，由首相及陆、海、外务、大藏四大臣，组织“五相会议”，作为“最高国策研讨机关”，六月十日成立，在一个半月中开了四次会议，制订了“今后支那事件指导方针”；“因应时间的对支谋略”；“支那政权内面指导大纲”三个文件。

　　“指导方针”是“集中国力于一九三八年内达成战争目的”。如何“达成”，就要看“对支谋略”了。

　　“谋略”的核心，即是使中国“中央政府崩坏，蒋介石下台”。主要的手段一共六项；尤其重要的三项是：起用“支那一流人物”，酿成“新中央政权”的机运；利用并操纵“反蒋实力派”，在敌中树立“反蒋、反共、反战政府”；促使中国法币制度崩溃，取得中国在外财产，从财政上去彻底击败中国。

　　至于第三个文件，所谓“支那政权”是指日本炮制的“新中央政权”而言；既有“内面指导”，则此“新中央政权”必成傀儡，自不待言。

　　不过宇垣虽建议请孔祥熙赴日本会谈，但以孔祥熙对国家的纪录，及与蒋委员长的亲密关系，绝不可能期望他能为“新中央政权”的领导者；而且亦难望与孔祥熙的谈判中，获致如何有利于日本的和平条件。因此，虽然乔辅之与中村丰一第二次在香港会谈，大致已达成可由孔祥熙前往长期谈判的结论；但板垣一变初衷，认为这样的谈判，并无好处，便趁近卫请假休养的机会，利用“帷幄上奏权”，谒见昭和后，接见外国记者，发表“倒蒋”的声明，接着进一步表明了强硬的态度，明白反对宇垣的外交方针。石原的谋略，遭到严重的挫折；同时这对策动“九一八事变”的亲密搭档，亦就此分道扬镳了。

　　促使板垣态度变化的另一主要原因是，他们找到了一个“支那一流人物”，就是汪精卫。他早就在唱“低调”了；当“宇垣工作”刚开始时，想去说明蒋委员长，放弃“抗战到底”的决心——那天蒋委员长因为重感冒，必须卧床休息，便在病榻前面，接见汪精卫。

　　慰问了病况以后，汪精卫有片刻的沉默。他一向以长于词令见称，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冷场的局面，当然是有一句非常重要而难于措词的话在考虑。蒋委员长虽在发高烧，却是神智湛明；见此光景，便从床头柜上拿起一杯白开水，喝一大口，舒口气说：“如果我们接受了日本的和平条件，将来喝口水都不会有自由。”

　　汪精卫默默不答；敷衍了一会，告辞离去；他已知道蒋委员长的决心是决不可动摇的，与日本谈和的话，不必再提。但日本方面积极“引诱”的手段，终不免使他“春心荡漾”了。

　　就在板垣发表强硬声明，亦就是“芦沟桥事变”将届周年的前两天，近卫销假视事；同时昭和分别召见了板垣、宇垣、近卫及参谋总长闲院宫亲王，决定了扶植汪精卫的路线。平时高宗武已私下到了横滨；由于扶植汪精卫的路线已经确定，所以高宗武才得由影佐祯昭的引见，与近卫及板垣会谈。他要求近卫亲笔写一封“日本政府愿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中心”的保证函；这是国际交涉惯例绝不容许的事，结果改由陆相板垣出了这样的一封信。

　　但高宗武这条路线，还是表面的；另外有条秘密路线，由石原亲自领导，出面执行的则是参谋本部情报课的中国班长今井武夫中佐，早在宇垣、板垣未入阁前的四月间，便跟汪系的梅思平，在香港作了秘密接触，那是典型的特务政治，一切表面文章都不必谈，赤裸裸地提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合作”计划。但梅思平知道汪精卫多少还有点“头巾气”，所以他跟今井武夫接触的结果，报知汪精卫的只是比较冠冕堂皇的一部分；真正的秘密，只有陈璧君一个人知道。

　　当然，日本方面希望高宗武这条路线能够成功，也就是一反近卫的第一次声明，以蒋委员长为对手，谈成“中日和平”。但一方面鉴于蒋委员长的意志坚决；另一方面发觉高宗武并不如梅思平那样纯粹以拥汪为目的，而他另有他的一套想法，希望以汪精卫为过渡，影响蒋委员长，改变政策，愿意谈和，所以起初虽是擅自行动，未经政府许可，秘密赴日，但回国以后，整理出 《东渡日记》、《在东会谈纪录》、《个人观感》三个文件，函呈驻节汉口的蒋委员长，并特别陈明：“倘有可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越之罪于万一。”在日本军部看来，高宗武便是相当危险的人物，因为跟汪精卫的秘密交涉，蒋委员长都会知道；从此对高宗武器了戒心，同时也决定了加紧利用秘密路线的原则。

　　由于对这条秘密路线，深具用心，因而以统制派为主的对华事变扩大派，采取了两项重大行动：对外是加速进行对武汉的攻击，由东久迩稳彦中将的第二军，及冈村宁次的第一军，配合海军第三舰队，分两路进攻，水路十一军自安徽入江西，在九江突击登陆；陆路由第二军自大别山北侧，直指汉口。

　　对内，则是展开倒宇垣运动；主要的手段是要来设置“对支院”，统一处理所有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换句话说，是陆军要从外务省中夺取对中国部分的职权。

　　这是个老问题。外交职权之被分割，是一件绝对无法容忍的事，宇垣的前任广田弘毅，就因为这个问题之不能解决而挂冠求去；宇垣被邀入阁时，所提的四项条件，第二项“对华外交一元化”，亦即为针对此问题而发。现在陆军旧事重提，而且态度坚决，明明是反对“宇垣工作”的强烈表示；宇垣作了一些让步，提出“对支院”的职权只限于日军占领地区，但陆军坚持如故，近卫亦有屈服在军部压力之下的明显趋向。这一来，宇垣就不能不辞职；平时为九月二十九日。

　　两天以后，日本阁议通过设立“对支院”；后来改名“兴亚院”，直属于首相，兼任总裁，而实权操诸“总务长官”，直接受军部的指挥。第一任总务长官是统制派的要角，指挥金山卫登陆的柳岭平助中将。

　　由宇垣的垮台，明白表示日本陆军决意贯彻今井——梅思平——陈璧君之间的那条“秘密路线”；三星期以后，梅思平由香港飞重庆，告诉汪精卫说：“日本希望汪先生脱离重庆，别组新政府，谈判和平条件。”于是汪精卫召集周佛海、陈公博密议；由于武汉恰好在此时沦陷，所以议而不决。但最后是由陈璧君作了决定，接受日本的意向。于是对华阴谋的“秘密”、“公开”两条路线合流了。十一月初，近卫发表第二次声明，“倘国民政府放弃抗日政策，参加东亚新秩序，日本并不拒绝”。修正了第一次“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作为汪精卫得以发起“和平运动”的起藉。

　　很快地汪精卫表示“应该根据日本政府的声明，和日方开始和平谈判”。

　　事实上秘密会谈已经开始，代表秘密路线的是今井和梅思平；代表公开路线的是影佐和高宗武。会谈的地点是上海虹口公园附近，后来成为土肥原住宅的“重光堂”；日子是十一月十九、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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