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墨春秋(174)_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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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四

【第三部　第九章　长沙浩劫】　　不争气的就在一个星期以前，长沙发生大火——是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主意，如果日军进攻，采取“焦土战术”，烧光长沙再撤退。根据计划，将士兵编成了三人一组的无数“放火队”，如见市内起火，一起对重要目标动手。十一月十二日那天，南门外伤兵医院失火，“放火队”以为是信号到了，纷纷纵火，事先既无疏导措施，军警之间的联系又不够；大火烧到天亮，长沙成了一座空城。　　四天以后蒋委员长由设在南岳的统帅部，到长沙慰问居民，目击心伤，忍不住堕泪；想设一个茶会招待留在长沙的外侨，哪知道连茶叶都买不到。　　当然，这件案子是非严办不可的。长沙警备司令，“复兴社”的中坚分子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判处死刑。张治中却不知是何神通，竟得无事。于是出现了抗战其中最有名的一副嵌上“张治中”三字的谐联：“治积何存？两大方案一把火；中心安忍！三颗人头万古冤。”横额是：“张皇失措”。　　长沙大火案，在当时对民心士气的打击，确是很大，有不少人的内心中，因此而有一个问号，这样愚蠢不负责任的将领带兵，能打胜仗吗？尤其是为此案而特组的高等军法审判庭，“三堂会审”以后，对罪魁祸首的张治中，仅不过由政府方面予以“革职留任，责成善后”的行政处分，令人误以为原来军法中也有“刑不上大夫”的观念，兴起无限的悲愤与失望。　　当然，延安趁此机会作了振振有词的抨击。而汪精卫亦资以为口实，大作文章，字里行间起有这样一种意味：“你们看，照这样的情形，还能打；还不该谈和吗？”这种语气，自然是能打动人心的；问题是，即使没有长沙大火案，汪精卫在陈璧君的全力主张之下，脱离重庆另组日本所希望的“新中央政权”，亦已成为定局。　　成为“定局”的日子，可以定为十一月三十日——重光堂会谈以后，双方人马，各奔前程，梅思平、高宗武及情报司的科长，担任正式通译的周隆庠经香港飞往重庆；影佐祯昭及今井武夫，则径返东京，带去三个书面文件；一个口头协议。　　三个文件以《日华协议纪录》为主，日本方面所希望的缔结“日华防共协议”；承认“满洲国”；以及承认在“经济提携”方面，日本有优先权等等，都包括在内。唯一可使“新中央政权”自炫为成就的“日本于两年以内撤兵”这一条，军部一看就把它涂掉了。　　口头协议是由纸上作业化为具体行动的步骤，首先是日汪双方认可《日华协议纪录》；然后，汪精卫于十二月五日前后发表离开重庆，到达昆明，此时日本政府应该发表一个声明，汪精卫紧接着通电响应，与国民政府断绝关系，并要求国民支持他的“和平运动”。此外还带回去一个乐观的估计，在中国的党政要人中，极可能还有几个人，追随汪精卫的行动；包括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内。　　这些文件与协议，经过军部及内阁五相会议研究以后，作成一个《日支关系调整方针》的文件，提经十一月三十日所召开的御前会议裁定，立即就进入行动阶段了。　　在汪精卫这方面，十二月二日由高宗武通知东京，汪精卫已承认《上海协议》——《日华协议纪录》；预定十二月十日到达昆明，随即取道河内，转飞香港。过了四五天，又派周隆庠到香港跟西义显接头，说汪精卫可能由昆明直飞香港；也可能一到香港就会要求日本予以“政治庇护”。现任日本驻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不太熟识；希望能在十二月十日以前，调派熟悉中国情况，并为汪精卫所相熟的，外务省调查部长田尻爱义，接替中村丰一。　　当时继宇垣一成为外相的是，曾任驻华公使而升格为大使的有田八郎。他对这个西义显转过来的要求，相当兴奋，亲自安排将在休养中的田尻爱义自河原温泉召回东京，由陆军派专机飞往广州；换乘炮舰于十二月十日到达香港履新。但是，汪精卫却还留在重庆。　　原来汪精卫从重庆脱走，有个先决条件，就是必须在蒋委员长不在重庆的时候；当时根据“南岳军事会议”的决定，开始部署第二时期的抗日战争。蒋委员长认为日军利于速战速决，现在经过中国十八个月的坚忍不屈，敌人“驱兵深入”，到了孙子所谓“钝兵挫锐，屈力殚货”的地步；上驷亦成下驷。加以日军进入长江上游地区，进入孙子兵法中所说的“挂形”与“险刑”之地，正是依照我们预定的战略，陷敌军于困境而莫能自拔的地位。　　今后一方面要诱敌深入，相机歼灭；一方面更要在敌后展开大规模的游击活动。因此，他在南岳军事会议结束后，即由衡阳转桂林，指挥设置行营。策划华南的抗日战争，预计总要十二月十日以后，才能回到重庆；哪知蒋委员长由于桂林的工作顺利，十二月七日飞回重庆。这一下，自然是将汪精卫镇慑住了。　　接到汪精卫延期脱出重庆的报告，近卫大感狼狈。因为这件事已经上奏昭和；同时为了配合汪精卫的行动，而又要掩饰预先勾结的痕迹，近卫预定发表的第三次声明，不经由记者招待会，而用在“大阪公会堂”发表演说的方式去透露。由于汪精卫的临事中变，对于昭和无法交代；“大阪公会堂”的演说亦无法发表，岂不得已只好装病，取消大阪之行。同时托宫内省大臣松平恒雄，向日皇作了解释。　　这只是应付了眼前的窘境，对于汪精卫究竟能不能如双方约定那样，顺利展开行动？近卫深恐受骗；有田的信心亦大为动摇。这件事，在日本高层政治圈内，知道的人并不算少；如果闹出一场笑话，不仅颜面有关，而且极可能爆发倒阁的风潮；所以近卫在那几天，真有食不甘味之感。在重庆，蒋委员长召集党政两方面重要人士，重申“我不言和则日本决不能亡我”的看法，也昭示了“自力更生、独立奋斗”的决心。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中，汪精卫不敢公然谈和，不过他的词令一向很巧妙，意在言外而见仁见智可作多样解释；他说：“敌国的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争；我国的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争。”意思是，如果我国肯结束战争，困难即可解除；同时由于这也是解除日本的困难，因而可以争取到比较有利的条件。但从另一方面看，亦可说只要我国能设法支持战争，则日本的困难即无法解除，终必拖垮敌人而后已。由于这扑朔迷离、莫衷一是的两句话，更使得日本外务省的“专家”，大起警惕，认为汪精卫可能是跟蒋委员长在“唱双簧”，愚弄日本，行一条缓兵之计。　　到了十二月十四日，近卫接到通知，汪精卫决定在十八日那天，脱出重庆；据说，这一次一定不会变卦了。　　＊＊＊　　决定十二月十八日这个日子，是不难理解的，第一、蒋委员长定在这一天飞到西安去主持军事会议；第二、正好是星期日，利用各机关休假，联系一定不够迅速周密的空隙，利用脱逃。所以汪精卫不但通知了日本，而且特派一名副官到成都，通知新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公博，务必于十八日赶到昆明。　　十二月十七日星期六，汪精卫亲自打电话给交通部次长彭学沛，要他预留几个最近飞往昆明客机的座位，彭学沛的政治背景，本就属于汪系，自然唯唯称是；立刻通知欧亚公司照办，而且将机票送到了汪公馆。但第二天得到消息，西安方面天岂不好，蒋委员长决定延期两天飞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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