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律例精义，全在名例。求生之术，莫如犯罪自首一条。余初习法家言，邻邑奴获私铸以所供逃犯起意案已咨部完结。越二年，逃者获讯，不承为首，例提从犯质鞫。犯已远戍，诸多掣肘，松江友人韩升庸在座，谓可依原供而改捕获为闻孥。自首，则罪仍不死，案即可完。邻令用其言，犯亦怡然输供。余心识之。

　　后遇情轻法重者辄袭其法，所全颇多。曩于佐治药言曾记删改自首之报，辛亥万长沙，闻盗首杨辛宗在逃，知官中比父限交赴案投首，司谳者谓与未经破案，不知姓名、悔罪自首不同，不准援减，仍拟斩决。余旋即归里，未见邸钞，不知部议云何。窃思犯罪自首律云凡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免其罪。

　　是指未经破案者言也。事发在逃，律注云若逃在未经到官之先者，本无加罪，仍得减本罪二等。又乾隆三十八年刑部议覆苏臬陈奏定，例闻孥投首，除盗犯按本例分别定谳，外余俱于本罪上准减一等。是皆指被告被缉而言。故云闻奴也。杨辛宗事发在逃闻限比其父，挺身投案，正苏臬所奏。虽无悔过之心，尚存例免死发遗未为曲法而曰与未经破案不知姓名悔罪自首不同，是必逃，在事未到官，律得免罪者方可依闻奴自首科减，向使杨辛宗避罪远扬不顾其父之比责，偷生迟久，被捕弋获，亦止罪于斩决，不致刑更有加绎。读谳词殊切耿耿。近日读律之友遇一加重成案，辄手录以供摹仿，在杨辛宗死何足惜，万一闻孥自首之律例不可径引，则凡案类辛宗之被缉而事非强盗者，亦将棘手狐疑。况原献云杨辛宗因事主家止妇女，辄向事主回骂临时行强，被指名缉拿，其投首在伙犯获后，不准援减。查辛宗劫止一次，并未伤人，视凶劫伤主之盗首，尚属情事较轻，特以首在被辑之后，仍拟斩决，恐援以为准，从总无生路，且案未破而自首者、千百中未闻一二，其甘心投案，多因捕缉紧急，比及父兄子弟，动子一时天性之恩，到官伏罪，若并此一线天良而绝之，则在逃之犯，更无自首。闻拿自首之例几成虚设矣。案非手办事阅，九年疑实在胸，终难自释，因论治术，商及律例，愿以正之高明。方今圣天子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为吏者遇可出可人介于律可轩轻之事，当与幕友虚中办论仰体圣慈，力求至当。名例一门义尽仁至，大概必不得已而用法者尤宜细细体究，而自首各则断不可略观大意，倘有投案之犯，务在求生以全民命。欧阳崇公所谓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于我两无憾也，敢为学治者敬告，幸为治者勿哂其老而悖鄙其说之赘。区区之诚，重有望焉。

　　【译文】

　　一部法律的精华，全部在它的总则部分。犯了罪以后，想要求生自保，最有效的办法莫如去投案自首。我在刚刚学习法律著作时，附近有一个县，抓获了一名私自铸造官钱的案犯。他自供造假币是一个在逃犯给他出的点子。这个案子经过吏部审查后，已经结案。过了两年后，这个出主意的在逃犯被抓获并经审讯。但他却不承认自己是首犯。应当按照惯例，提取私铸钱币者来和他当面对质，而那个造币的人已经被发配到遥远的地方戍边去了。

　　这就使得这个案子在办理中很多地方都遇上了困难。这时候，恰好松江友人韩升庸在我那里作客。他就建议道，可以依据原来的口供作为根据，同时把捕获这个犯人改成这个犯人自首。那么论起他的罪行来，仍不致于获得死罪，而这个案子也就可以结束了。邻县的那个县官便采纳了这个建议，那个罪犯也高高兴兴地全部如实地招供了。于是我就在心里暗暗记下了这个好方法。

　　后来我遇上那种情节不很严重，然而依据法律却必须重判的情况，就沿用了这个原则。因此保全了不少罪犯的性命。

　　在前面的《佐治药言》一书中，我记得有删改成自首的事情。辛亥年，我落居在长沙之时，听说绥宁县的强盗头儿杨辛宗在逃。但他知道了官府令他父亲在限期之内把他交给官府的事，于是主动的投案自首。可是主办此案的官员认为杨辛宗这个情况同法律上说的“没有经过侦破的案子，也不知道罪犯姓名，由于后悔自己所犯的罪行而投案自首”的情况不同，仍然上报判他死刑。我急着要回乡里，也不知道刑部怎样议论看待这事，也没有见到官报。可是在我心里，却暗暗地认为有关犯罪自守的法律条文规定，“凡是犯罪没有被发觉之时，就去投案自首了的，免除他已犯的罪行”，这是针对那种官府没有破案的在逃犯而言的。案情暴露而逃奔在外，法律上说：“如果罪犯在事情败露后逃跑，但还没有被抓获以前投案自守的。本来就不要加罪，仍然可以把他所犯的罪减去二等。”

　　又例如，乾隆三十八年，刑部批准了苏臬的提案条款。这些条款中有一条就是这样讲的：“罪犯听说受到追捕通缉后，主动投案自首者，除了盗窃犯依法应判的罪刑外，其它的罪刑，全部都在他原本判服的罪刑上，减轻一等。”这条是针对正被通告通缉的罪犯而言的。所以在法律条款上说的是“罪犯听说受到追捕通缉后”。上文说的杨辛宗听说事情败露后，逃跑在外，而后来又听说父亲被官府限期交出他来，于是便挺身而出，投案自首。这种情况基本上符合苏臬所奏的那一条。虽然杨辛宗并没有悔过自新的想法，但却总还存在着畏惧法律威严的思想，即使免去他的死罪，把他发配到某地也并不是不按照法律办事。这和有关条文中“没有经过官方立案侦破，也不知道罪犯姓名，后悔自己的罪行而自行投案自首”是不相同的。如此说来，那罪犯非得要逃跑不可，而在事情尚未告到官府，按法律可以免去罪行的罪犯，才能够使用“听说抓自己就逃跑了，然后去投案自首”的条款，并按这条减罪。假设先前杨辛宗为了躲避惩罚，远远地躲起来，也不顾念年老的父亲在期限到了后交不出儿子将要受到的惩治。这样苟且偷生许久后，被抓住了，按照法律也只不过是杀头而已，而绝不可能再加上其它什么罪行。当我读到对于杨辛宗一条的判词后，总是耿耿于怀。

　　最近，我有个学习律例的朋友。他只要碰上了加重判决的案子，便动手把它抄录下来，以供将来判案时摹仿和学习。我想，杨辛宗一个人死了，算得了什么！可万一“听说官府在追捕，便投案自首”的条文不能彼直接引用，那么从比后，凡是类似杨辛宗这样被追缉而事实上又不是强盗的罪犯，一定会感到怀疑满腹，而判案人也觉得棘手。何况在原判词上说，杨辛宗由于原告家里只有女人，于是就对原告大叫大骂，临死逞一时之强。后来在被指名追捕，投案自首后，主办官吏却没有援引律例为他减刑。再考查杨辛宗行凶仅一次，也并没有伤人。可是把他的罪和行凶杀人的强盗相比，他是属于情节不太恶劣，案情较轻的一种。只是在他投案自首后，却还是判了他的死罪。

　　我最为担心的是，自此以后其他官吏在判案时，都把杨辛宗一案作为典范来加以援引使用，从此以后盗贼们都是死路一条。况且，案子未破之前却投案自首的罪犯，在千百个中从来就没有一两个人。那些心甘情愿投案自首放弃反抗的罪犯，大多数都是由于官府追拿得紧，又加上官府限期他的父母兄弟交出罪犯。于是便出于一种与生俱来的骨肉之情，自己跑到官府投案自首。

　　如果他们有了这种与生俱来的良心和道德了，我们法律却不给他一条改过自新的活路，那么，那些正在潜逃中的罪犯，就更不会去投案自首了。以至法律上“听说在追捕通缉自己，便投案自首”之类的条文，便成了一纸空文毫无意义。杨辛宗这个案子不是我亲自办理的，事情虽已过去了九年，对这个案子的怀疑始终埋藏在我心里，终究难于自我宽慰。因此在本书谈论到治理方法，讨论到法律总则时，就把这件案子提出来，以便高明的有识之士修正。

　　现在，皇上英明，以仁慈之心行仁慈之政。做官的人遇到了那种可宽可严，可重判可径判的案子。应该虚心地和幕僚商量，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上要好好体会皇上仁慈的用心，力求把案子办得妥当些。法律总则，力求义尽仁至。大凡必不得已，才用法律惩处，但这也要细心地体察。而对于投案自首这一节内容，绝对不能够仅仅看个大概。假如有投案自首的罪犯，就应该使求生者保全性命。欧阳崇先生说过，对求生者来说，即使要他死也要死而无怨；对判案的人来说，要在办案后不会觉得后悔。我斗胆地把这句话告诉学习治理方法和研究法律的人，希望那些对治理方法很有一套的人，不要嘲笑我年迈力衰，因而瞧不起我说的这番话。那么我心中的至诚之意，也就有了新的希望。

　　【评语】

　　为官理政，最忌想当然。很多工作，自有它的一套规律，不能违反规律而自行其事。那样做，必定会受到规律的惩罚。如判案，首先应有仁慈之心，严惩为奸作恶之徒，宽宥求生悔过之人。根据犯罪事实，依法量刑处理。这就必须熟悉法律，灵活运用法律，才能判案准确，不纵不枉。如果根本不懂法律，想要判断公正也难做到。而变不懂为懂的唯一方法就是学习。向书本学习，向懂行的学习，向一切人学习。随时随地，细心体察，反复思考，不但要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如此这样成为内行，就有了准确判案的基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