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4期
玫瑰人生
作者：程乃珊
1937年1月2日，我们在衡山路国际礼拜堂举行婚礼，然后在大草坪上开了个茶会，很简单。结婚蛋糕是在霞飞路一家白俄的西餐公司订的。戒指是在霞飞路上一个葡萄牙人开的首饰店买的白金婚戒。是洋金戒指，当中镂空，刻着两人的英文名字。然后晚上在静安寺的康乐酒家摆两桌酒招待双方家人。从前我们知识分子办喜酒一般都是简简单单，最喜欢是开个tea party。那种一摆就是几十桌甚至上百桌的一般都是公馆人家，他们喜欢讲排场摆阔气，和我们情趣不同。
新家安在法租界近南昌路“花园别墅”，租的是一幢独立花园洋房。房东是个韩国人，如果长期租约，一年只收10个月房租，每一年还免费帮住户装饰粉刷一次。我一直不大赞成买房子，房子一买好人就生根了。
结婚5年后，我已在香港路有自己的写字间和自备汽车。那年我28岁。我实现了诺言替苏珊买了两只大钻戒，其中一只在20世纪50年代以7000元人民币的价钱卖给越剧名伶。还有一只抄家抄走了，后来折合200元人民币了事。对此，苏珊看得很平淡，她说：“钻石、黄金是硬通货，成为通货就是要流动。所以，今天流到我这里，明天流到你那里是很正常的。”
苏珊如愿以偿，做了职业主妇，将我们家打理得有条有理。下面是客厅、餐厅，楼上是我们的卧室、书房，三楼是两个儿子的天下，随便他们拆天拆地。男孩子天生好动，应该有他们的天地。我们过的是典型的上海中产阶层的生活，汽车、冰箱、钢琴、落地无线电，这些在我们那个年代都是中产阶层的生活标志，但我们从来不挥霍摆阔。我们也喜欢名牌，手表要劳力士，汽车是宝马的好，钢琴当然是首挑谋得利，无线电是西屋最好。因为名牌是一种保证和信誉，耐用品一定要用名牌，但我们不会像今天的白领，花工资的大半买一双皮鞋或一只手袋。
我们两人都喜欢白相的，苏珊尤甚。我们都喜欢跳舞，一个礼拜起码跳两次舞，周末常跳通宵舞。
当时百乐门舞厅一杯饮料的价钱，相当于当时大光明电影院一张电影票价钱，很贵的。百乐门的乐队真是“崭”，舞厅是全靠乐队的：乐队好，引得你脚痒，就会赖在舞池不想上来。
我们有了孩子后仍然一周两次去跳舞。
1952年，上海舞厅全面禁止营业的前一天，我们得知消息，在大都会舞厅（今为静安书场）跳了个通宵。那晚，乐队特意奏了一曲《最后的华尔兹》，我为苏珊点了一曲法国的《玫瑰人生》，从此告别舞场。
20世纪80年代，想不到舞厅又开放了，不过我和苏珊已不去了。首先，那已不是我们记忆中的舞场；从乐队到领班，甚至去的舞客都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时光。再讲，改革开放后忙得没时间跳舞，要发挥余热。
1949年解放前夕，不少朋友去香港，约我一起去。我算算自己已34岁，当时年纪好像已很“老”了。再讲，我也不舍得放下这个一手经营的舒舒服服的家。我估计下，当时的积蓄已足够我即使从此没有收入，也可令我们一家四口舒舒服服保持现在中产生活水准过20年。那时孩子都可大学毕业立业成家，没什么后顾之忧了。
现在你们应该有体会的，刚刚买下的四房二厅装修一新的房子，新买好的私家车，怎舍得就此抛掉从头来过？
心想我规规矩矩一个生意人，共产党不会难为我的。果然，政府让我发挥所长。公司合营了，我的贸易公司并到纺织品进出口公司，作为私方人员我也给并入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做的还是进出口老本行，但人工只160元。160元对一般人是高薪，但我们家开销大，我老婆又这样会花钱。
娶中华第一女飞行员做太太是很累的，因为会开飞机的太太主意大得很呢。
苏珊很会花钱，她买衣服只去品牌专卖店，四大公司的时装是大路货大批量的产品，苏珊也看不上眼的。皮鞋也有专门的鞋匠定做,她连做头发都有专门的理发师定期上门做。
花钱花惯了要节约是很痛苦的。我始终觉得，钞票不是靠省出来的，要靠赚出来！
我就动脑筋要赚点外快贴补下，让老婆仍可以过得随心所欲。
20世纪50年代初在上海连云路（今延中绿地）有家慕时英语夜校，我就在那里任夜校英语教师。
当时上海时兴学俄语，但上海人对英语始终有种与生俱来的感情，所以英语补习收入很不错，我另外再在家里开班补习英语。当然不如今天开圆台面那样大规模。
为了让老婆可以“随心所欲”的花钱，主要我想让她过得舒服点，再辛苦我也乐在其中。
说到这里还有段有趣的插曲。
慕时英语夜校为扩大生源、提高学生读英语兴趣，我还特地组织了一个慕时口琴队，专吹奏一些英语经典老歌（101首世界名曲），也应时加一些新歌，如《二呀二郎山》、《跑马溜溜的山》等。学员们兴致很高，到头来都是冲着口琴班来学英文，主次大大颠倒了！
这支慕时口琴队在上世纪50年代上海滩很出风头，到“五·一”、“十·一”单位开联欢会，都来请我们演出。钞票一分也没有，但那时的人境界就是高，一样十分卖力开心地演出。
回想那时真的很开心。苏珊能弹琴，我两个儿子都吹萨克斯风，我还会吹长号，常常关起门自组乐队自娱自乐。
到上世纪60年代初，我的英文特长终于被发觉了，被调往北京某高校任教，专门任教进出口英语函电专业。那时没有电脑、没有传真，一切贸易来往全靠电函，所以行文十分要紧，不能有漏洞。虽然不舍得离开上海，但祖国指向哪里，就得奔向哪里。不过好歹算得上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比私方人员要好听多了。
好在我有间单人宿舍，两个儿子有祖母、保姆照顾，苏珊常常来陪我，她到北京来还是旗袍尖头皮鞋打扮。她习惯打扮得漂漂亮亮才走出门的。五六十年代北京有只上海太太的小圈子，有梅兰芳太太、画家刘海粟太太、老银行家冯耿光太太等，都是迁居北京的老上海太太，丈夫都是知名或统战人士，她们仍保持着老上海的生活方式和社交关系，自行其乐。那时正值困难时期，高知有高知特别的待遇，苏珊给我开小锅菜，不知羡慕多少人！
苏珊做了一世的家庭主妇，将我们的家打理得有条有理。我们两个儿子个个品学兼优、活泼聪明，人也长得帅气，课余常常约同学在我们家楼下玩Band（小乐队）。大儿子毕业自上海第二医学院分配在广慈医院，为海上著名内分泌专家邝安的得意门生；小儿子毕业自上海外国语学院，1965年毕业分配至东北大学任教，虽然在上海过得舒适，但也二话不说就迁出户口去东北。凭良心讲，我两个儿子很优秀的，不是我自夸。虽然他们没有做官也没有发财，但我为他们自豪。今天我们只将有钱没钱作为成功的唯一标准，这太片面了。
我们从来不娇惯两个儿子。我们舍得花钱让他们学喜欢的乐器，寒暑假一家四口参加旅行社玩庐山、黄山、莫干山、富春江。但我们也对他们从小做下好多规矩：保姆是帮助妈妈料理家务的，你们两个大小伙子的衣服，房间都要自己打理清洁，吃饭不准剩饭碗头，不准乘三轮车（当时还没有的士）……两个儿子很争气，功课、体育、音乐都很好，全面发展。
当时一起做美棉进口生意的朋友去香港发了财，回上海看我，我一点也不羡慕他。我觉得做个大学教授很好，虽然发不了财，但安宁稳当，且我又天生喜欢英文，喜欢年轻人。
苏珊的风度是十分好的，再一只锃亮的大钻戒一戴，连北京那些外国专家太太（当时专家多为东欧人）都对她甘拜下风。
苏珊与外国专家夫人甚至外国官员夫人成了好朋友，她们真心诚意送自己孩子跟苏珊学钢琴、学英文、学好的修养。所以，苏珊很喜欢北京的生活。她在北京上层社交圈名气很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