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9期
花城版《２００３中国短篇小说年选．序》
作者：洪治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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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细读二OO二年的短篇小说过程中，我觉得这些创作缺陷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作家们缺乏真正的叙事能力，缺乏原创的激情和愿望，而是他们对短篇的写作过于自信，对自身的叙事经验过于自信，对自己的思维方式过于自信，以至于在写作过程中慎重不够，思考不力，致使很多原本不错的短篇流于一般。实际上，短篇小说难就难在，它不可能在有限的篇幅中引导读者进入角色，使读者能够成功地将自己融入故事情节，于大起大落中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人们读短篇，更多的是一种心智上的共鸣，一种心灵内在的迅速沟通。诚如一些形式主义批评家们所说的那样，短篇的奥妙其实就是谜底和谜面之间关系的奥妙，既然谜底很简单，那么就要靠扩大谜面来增加它的趣味，因为“短篇小说最终唤起我们的不是对巨大感情冲击的沉溺感，而是某种瞬间的惊异、新奇和趣味感”(李洁非语)。倘若一些作家能够像对待一部长篇或中篇的写作那样，以更谨慎、更专注的姿态来进行短篇的叙事，我以为很多作品的命运会获得另一种改观。
三
尽管二00二年的短篇小说还存在着某些难以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同样也有一些表现不凡的上乘之作。这正是我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个选本的重要前提。应该承认，在本人所选取的二十二位作家的二十三篇小说中，有少数作品的确还存在着一些小小的缺陷，但我觉得，它们都自觉地摆脱了某种情节化的叙事逻辑，作家在叙事的过程中，已不再依赖事件的冲突与转折来作为故事发展的内驱力，而是通过各自独特的艺术智性(包括叙事视角的选择、文本结构的安排、时空线索的设置、话语氛围的铺设等)，将短篇小说真正地演绎成一种智慧的艺术和“技巧的运动”，同时也不乏一些深邃而尖锐的审美体验和思想内涵，非常值得我们细细地玩味。
在这些短篇中，我尤为看重的是一批以童年记忆作为叙事视点的作品，如毕飞宇的《地球上的王家庄》，红柯的《过年》，艾伟的《一起探望》，迟子建的《花瓣饭》，刘玉栋的《给马兰姑姑押车》，薛忆沩的《三重奏》以及张万新的《马口鱼》等。它们常常采用某种异常轻灵的叙事方式，在迅捷之间撕开沉重的记忆帷幕，袒露出历史深处的生存真相和人性本质。这种叙事策略，不仅有效地颠覆了以往那种直抒苦难的审美范式，使文本自身获得了智性的审美活力，而且在“以轻击重”的过程中，不时地流露出一些令人惊悸的诗性气质。
毕飞宇的《地球上的王家庄》就是通过一个孩子的天真视角，生动地展示了人与世界、苦难与诗意的巧妙对接。八岁的“我”由一册《世界地图》开始，便常常衍生出各种有关“世界大小”的想象。于是，他便从现实中的王家庄出发，在一种无法遏制的狂想中，赶着一大群鸭子，沿着乌金荡顺流而下，试图一探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真相。与此同时，被“文革”剥夺了教鞭的父亲，则在沉默的体力劳作中不断地保持着对天空的遐想——那是一种灵魂在暗夜中的飞翔，是生命挣脱苦难命运和悲剧现实的奇特方式，是在没有诗意的生存中寻找诗意的一种反抗行为，而这种被常人视为“精神病”的行为，恰恰与少年“我”的梦想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共振。由是，“我”的冒险行为又在某种程度上，演变为对父亲自由灵魂的一次盲动的实践。在这里，毕飞宇不仅将历史强权、生存苦难和心灵贫乏等一系列沉重的历史记忆推到了叙事的背后，而且用一种梦态般轻盈的话语，对人的诗性愿望和自由灵魂进行了一次夸饰性的扩张。
迟子建的《花瓣饭》和红柯的《过年》也是如此。在《花瓣饭》中，迟子建仍然保持一以贯之的温情色调，但这种温情并不是对苦难生存的优雅掩饰，而是借助一种特殊的张力状态，再现了那种沉重而不失芳香的成长记忆。小说通过三个姐弟之间嬉戏式的天真生活，在浓郁的亲情氛围中，不动声色地再现了苦难给予生命成长的另一种记忆——它看似轻盈，没有任何精神上的重负，其实却在焦灼的等待和漫长的守望中，悄悄地深入到人物的灵魂深处。红柯的《过年》以吃肉作为一种幸福的标志性符号，从一群孩子的天真心理出发，不断地演绎着“过年”与“吃肉”的快乐体验。而这种体验又与新疆直爽好客的地域风情紧密地维系在一起。这也使得“吃肉”不仅仅是一种生理上的满足，还是一种对尊严和面子的维护。小说通过亦虚亦实的手法，反复地叙述了吃肉从生理、心理到伦理、风俗上的感受与意义。它时而辉煌，时而陶醉，时而无奈，时而绝望。它带着人生全部的希望和对幸福的本能性冲动，试图颠覆苦难与贫穷所造成的伤害和无望，再现生命的诗意特征，结果却导致了整个家庭不可避免地滑入悲剧的深渊。红柯的智慧在于，他成功地游离了对苦难的直接表达，而是将它与生命中的诗性理想、幸福愿望以及家庭温情紧紧地纠结在一起，使伤痛变得无边无际而又无法言说，无可奈何而又刻骨铭心。
艾伟的《一起探望》在一种沉郁的悲凉语境中，缓缓地打开一个隐秘的人性空间：同性恋。但作者并不是关注同性恋行为本身的伦理冲突及其意义，而是将审视的目光投向这种本能性的生命存在在当代文化背景下的潜在遭遇。所以，小说在一开始就以“后叙”的方式，绕过了当事人的行为现场及过程，选择小欧的父亲作为叙事视点，来对这种难以言说的生命之痛进行解密。作为父亲的“我”，在独生子小欧的悲剧发生之后，原本想彻底地埋藏那份悲情与苦痛，可是随着小欧生前的同性朋友小楚的到来，他那内心深处的伤口再度被慢慢撕开。于是，“我”与小楚漫无目标的探望过程，立即变成了一个父亲在失子之痛中艰难挣扎的凄凉过程，也变成了一个朋友在痛失所爱之后接受恐惧与绝望的过程。这使得小说在其内在的审美意蕴上，既是探望一种温情，一种亲切的怀念，又是探望一种悲剧的真相，一种失去亲人和朋友后的内在巨恸。尤其是当小楚听到小欧早已自杀身亡的真相之后，在空洞的暗夜中所发出的那一声凄惨的尖叫，使叙事里一直涌动着的岩浆般的悲情，以撼魂动魄的方式迸射出来，读来更是令人身心一震。值得一提的是，艾伟的另一个短篇《水上的声音》也同样十分出色。
刘玉栋的《给马兰姑姑押车》用一种独特的温情式话语，写出了一个乡村少年内心中微妙而又尖锐的人生体验。它看似疼痛，屈辱，有着绵延不绝的愧疚，但在这种自我折磨式的愧疚之中，又不时地跃动着许多乡村社会中特有的伦理之光，甚至洋溢着沈从文式的款款温情和人性之美。少年红兵给马兰姑姑出嫁押车的仪式，其实也是他那心灵成长的一种特殊仪式。小说的意蕴也正是在这种不经意的仪式中获得了升华。但我更喜欢的，还是这篇小说在叙事上所呈现出来的独特韵味。作者将话语严格地限定在少年红兵的视域之内，对一个少年的内心成长进行了精妙而又灵动的叙述。它轻逸，好奇，单纯，朴实，带着乡土中特有的野趣，将单调困苦的生活拥裹在无边的幻想之中，使那些原本庸常的风俗民情融进了丰实而温馨的人性魅力，呈现出某种诗性的自然之色。这种准确而又细腻的内心叙事，不仅成功地激活了少年红兵的生命情态，而且将那个物质与精神双重匮乏的年代机智地推到了话语的背后，使整个叙事洋溢着温暖而又亲切的伦理气息。
薛忆沩的《三重奏》在一种由远及近的过程中，展现了一个少年对死亡的感受和认识。尽管这篇小说的叙事看似毫无亮色，没有任何冲突性的事件，三个故事片段之间也若即若离，但它却以高度内敛的语言，将死亡从遥远的回声中一步步拉到身边：从发布死亡消息的土铳声到眼前山岗上的坟墓再到同伴的溺亡，死亡总是在不经意中进入少年的内心。由此而产生的结果，便是少年对死亡恐惧的不断增强，对生命感伤的不断加剧。张万新的《马口鱼》则强力地突显了底层生命特有的悲怆色彩。它以一种撕心裂肺的方式，将一个少年的成长投放到残忍的人性折磨之中——尽管那里也不乏一些刚烈的血性和豪迈的江湖气息，但是，极度贫乏而又动荡不安的生活，却使他们永远也无法获得正常意义上的伦理关怀。他们只能用马口鱼来寻求本能的肉体抚慰，在马口鱼的幻境中制造欲望的快乐。这种非人性与非人道的怪诞行为，却以高度人性化的方式展现在“我”的面前，不仅让少不更事的“我”在突如其来的场景中洞悉了生命的本质，而且也使“我”心中所理解的生命尊严，在转瞬之间便坍塌殆尽。
四
生命之痛并不仅仅产生于记忆和历史，它同样遍布于当下的现实之中。尤其是那些生活的失败者和弱者，当他们不想放弃内心的尊严，当他们渴望寻找生存的价值，当他们努力重振生命的内在理想，他们的人生际遇便常常会在充满陷阱的现实境域中，显示出更为悲凉的质色。冯知明的《驾独轮车飞翔》、陈锟的《黑礁湾》以及张浩文的《鞋子去寻找鞋子的朋友》就是借助各种特殊的隐喻化载体，生动地再现了生命的这一悲凉情境。在《驾独轮车飞翔》中，小胡子的办公室里尽管有四位同事，但他失踪多日却没有引起任何同事的注意，直到一个少年来寻找小胡子，人们才惊异地发现小胡子已消失很久。于是，围绕着小胡子的失踪问题，从单位领导到街坊邻居，都不停地根据某些蛛丝马迹或各自的想象进行奇特的推衍，而实际上，小胡子却死在自己单位门口的图书室里。这篇小说不仅全面动摇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而且也消解了一般个体生命的存在对于群体的意义。《黑礁湾》中那位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大家尊重的侏儒，试图用全部的生命来改变自己的卑微人生——他不仅倾其所有，建造了一条足以让所有渔民倾心不已的大船，而且还独自驾着它夜闯被渔民称为“死亡之地”的黑礁湾。虽然从故事的外在意义上看，侏儒依然一无所获，丝毫没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景观，但他却以常人无法企及的胆识与膂力，成功地破解了人们自古而来对黑礁湾所产生的惧畏心理，颠覆了一个巨大的历史神话。这无疑使侏儒拥有了极为特殊的精神内旨。《鞋子去寻找鞋子的朋友》虽然在叙事的明净度上还欠些火候，但它却将两个瘸子对自我尊严的强力维护和对生命的自我拯救展示得怵目惊心。阿兵从阿水那里不仅找到了人性的温情和友爱，也找到了人格的内在力量。他们那种以沫相濡的艰难拯救，其实也是对残酷的人生进行了一场无助而又悲壮的突围表演。陈继明的《微澜的水》则以一种处变不惊的叙事姿态，细致地展示了一个失去家庭的男人内心深处对亲情的执著眷恋和对人生的深切思悟。小说中的“我”无论是对女儿的感情，还是对父亲的感情，包括对生与死的体悟，对父亲角色的深思，都在一种孤寂的内心生活中获得了不断的延展，使我们看到某种封闭式的叙事所产生的特有魅力。
王安忆是一个善于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发现审美质感的作家。她对庸常的生活琐事，对人物内心的细微感受，都有着十分敏捷的捕捉能力。所以，她的很多短篇常常能轻松自如地渗透到惯常生活的隐秘部位，然后以极度舒缓的叙事语调，从容地叙述着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人性风貌。这使得她的很多作品虽无狂波巨澜，但却涟漪不断，呈现出独特的叙事魅力和罕见的写实功力。在她二二年发表的十余个短篇中，虽然有些并不太成功，但在《上海文学》上发表的《保姆们》《民工刘建华》《丧家犬》和《收获》上发表的《舞伴》《闺中》《小新娘》等，均属难得的优秀之作。像《闺中》中对一个老姑娘的心态和气质的准确把握，特别是那种从容之中所隐含的焦灼、优雅之中所潜藏的躁动、落寞之中所包裹的期待，都在人物一抬首一投足之间鲜活地映现出来。而《小新娘》中的小新娘对即将到来的婚姻生活的兴奋与热望、激动与不安，同样也写得轻盈亮丽，充满了一种梦幻般的气息。在这种战栗般的兴奋中，王安忆又不时地将旁观者的复杂心绪和人世间的嫉妒情绪夹带出来，故意为小新娘的出嫁蒙上一些淡淡的阴影，但小新娘依然保持着她那特有的幸福姿态，处处彰显着青春年华的诗意理想。此外，像铁凝的《有客来兮》尽管存在着明显的戏剧化倾向，但作者还是有效地控制了叙事的内在节奏，让李曼金对表姐的嫉妒与不满，始终保持在引而不发的状态，并由此促成人物在内心中的自我煎熬，从而一步步拓示出敏感而又自尊、脆弱而又好强的李曼金，在漫长的记忆中饱受表姐伤害的心理过程。裘山山的《老树客死他乡》则将笔触探入乡村生活的底部，以乡民们集资通电作为核心事件，引出了中国乡土中种种极为复杂的文化观念，包括家族观念、生存资历、基层的权力意志以及利益分享原则等等，也有着相当丰厚的内在意蕴。
王祥夫《上边》几乎没有故事，没有冲突，甚至没有什么必要的情节推动。整个叙事完全浇铸在那种凝重而质朴的乡土之间，浸润在平凡而又温馨的乡村生活之中，以至于叙事话语中到处都飘荡着玉米、山药以及土墙的特有气息，散发着古朴而又恒久的情感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真正地写出了土地内在的力量，写出了母亲宽广无边的爱，父亲沉默而劳作的韧性品质，显示了作者极为罕见的写实功力和十分深厚的乡村情感。小说中，作者牢牢地扣住“沉默”两个字，让人物总是通过无言的方式来表达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譬如母亲围着儿子忙上忙下甚至寸步不离，父亲下山卖鸡、送儿子上车，儿子也是一刻不停地修这补那……他们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交流，仅有的几句对话，都是为了快速而迅捷地结束更多对话的可能性。而这，正是乡村生活的本质——它剔除了一切外在化的、仪式化的成分，只通过心灵感应的方式，在行动中达成所有的默契，完成全部的关怀、爱与依恋。由于撇开了一切外在化的言说，所以人物的一举一动就变得异常细腻、异常生动。作者的努力之处也正在这里。他以近乎笨拙的方式，不厌其烦地叙述着农舍中的种种场景，甚至连脱了毛的母鸡也描述得精细无比。尤其是母亲从等待儿子回来，到儿子回来后的寸步不离，再到目送儿子回城时的泪水四溢，每一个过程，每一个细节，都被不断地反复，放大，延展，从而有效地展现出那种深厚、宽广、无私的母爱，让人读来无不为之动容。它让我们重新走进大地般沉邃的诗意之中，走进空前绝后的圣爱之中，走进生活的恩情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