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真情与幻情
作者：李汇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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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畹楼忆语》是清嘉庆年间陈裴之为悼念其亡妾王子兰而作，问世伊始，即获高度赞誉。时人以为“昔琴牧子谓非董宛君之奇女，不足以匹冒辟疆之奇男；今以余观孟楷、紫湘之事，遇奇而法，事正而葩，郑重分明，风概既远轶冒董，即就《香畹楼忆语》与《梦玉词》笔墨而论，尤非雉皋所及”①。认为“须用冷金笺画乌丝栏，写《洛神赋》小楷，装以云鸾缥带，贮之蛟龙筐中，薰以沉水迷迭，于风清月白、红豆花间开看之”②，然后“庶不亵彼俊语”，对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陈裴之，字孟楷，号小云，别号朗玉山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他的爱妾王子兰，字紫湘，因所居为香畹楼，又字畹君，《香畹楼忆语》一名亦得自该楼。《香畹楼忆语》一文，如陈裴之友人所云：“题曰《香畹楼忆语》，仍影梅庵旧例也”③，明确地指出了《香畹楼忆语》是模仿《影梅庵忆语》而作。《影梅庵忆语》的作者是明末大名鼎鼎“复社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忆语》详细记述了他与亡妾董小宛从相识到最后死别九年间种种恩爱情事，以清新流畅的文笔和“余不知姬死而余死也”的真情打动了一代代读者。在它的影响下，有清一代甚至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忆语”体的文体，《香畹楼忆语》即是此类作品中的佼佼者。
一
《香畹楼忆语》虽是仿《影梅庵忆语》而作，同是叙说高门大户的贵族公子和青楼妓女之间的爱情故事，但时已相隔一百多年，江南地区的人文风气、社会氛围有了极大变化，陈裴之的思想、生平与冒辟疆也截然不同，所有这些形诸于文章，使得《香畹楼忆语》迥然有别于《影梅庵忆语》。最为明显者，是陈裴之在《香畹楼忆语》中表现出对紫姬的一往情深，即完全不同于冒辟疆对董小宛一派居高临下的俯视。
董小宛与冒辟疆的爱情中始终存在着主动与被动、接受和施与的主从关系，换言之，董小宛从不曾得到过冒氏发自肺腑的、平等的爱。董小宛脱离风尘，归于冒氏，冒辟疆称之为“骤出万顷火云，得憩清凉界”④。然而，我们所看到的是，在这个“清凉界”里，董小宛却管弦、洗铅华、勤妇职，“服劳承旨，较婢妇有加无已。烹茗剥果，必手进，开眉解意，爬背喻养。当大寒暑，折胶铄金时，必拱立座隅，强之坐饮食，旋坐旋饮食，旋起执役，拱立如初。”⑤也许董小宛对传统妇德的认同和冒辟疆的赞美都是发自于内心，然而相信任何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作者读到这里，都难免会为董氏一腔痴情却只换来了个人独立特行的完全丧失而发出慨叹！而当江山易主、天下大乱之际，冒辟疆多次逃难，均有舍下小宛之意，如“余即于是夜，一手扶老母，一手曳荆人……维时更无能手援姬，余回顾姬曰‘汝速蹴步，则尾余后，迟不及矣！’姬一人颠连趋蹶，仆行里许，始仍得昨所雇舆辆”⑥。患难之际，仍然嫡庶分明，主从判然，冒氏诚所谓名教中人！
妓女从良，能够脱离风尘、择人而事，自是值得庆幸。但倘若所托非人，则际遇之不堪，比之卖笑生涯，有悲惨百倍者，杜十娘的故事即是明证。又如余怀《板桥杂记》中所载，明末秦淮诸妓从良，往往难得善终。
（卞敏）敏复嫁一贵官颍川氏，官于闽。闽变起，颍川氏手刃群妾，遂自刭。闻敏亦在积尸中也。或曰三年病死。⑦
（沙嫩）嫩归吒利，郁郁死。⑧
（朱小大）归昭阳李太仆。太仆遇祸，家灭。⑨
（王月）宠压一寨，偶以事忤献忠，断其头，蒸置于盘，以享群贼。⑩
与董小宛和上述诸姬不同，紫姬一开始就得到了裴之更多真诚的感情。她与裴之一见钟情，互通款曲后，裴之即禀明堂上，“嗣是重亲惜韩香之遇，闺人契胜蒆之才，搴芳结攘，促践佳约”。然后以父母之合、媒妁之言、香车画益鸟，亲自迎归，使旁人皆有“足为蘼芜、媚香一辈人扬眉生色矣”的艳羡。比之于董小宛的千里相随而见拒，扃于别室四月而始入门，自不可同日而语。及至入门后，凭她的贤慧和才华，紫姬更是得到了陈家一门上下的钟爱。裴之对待紫姬，并不是只停留在徒悦其容貌、喜其声色那般肤浅的层面上，更多的时候他视紫姬为闺中良友。他治理真州水利，上司责其出纳，裴之固辞，紫姬劝说道：“人浊我清，必撄众忌。严以持己，宽以容物，庶免牛渚之警乎！”裴之叹为要言不烦。又尝锐欲治枭，禁暴除害，紫姬建议说：“鹰飞好杀，龙性难驯，胆大心细，愿味斯言。”裴之许之为“怡词巽语，时得韦弦之助”，对姬妾表现出平等对待的意识。不仅裴之如此，陈家一门上下都将紫姬平等地视为家中一员。“闺人契胜蒆之才”，裴之的妻子汪端是清代著名的诗家和批评家，裴之纳妾即由于汪端耽于学术而无暇料理家事，遂访求蒊室以便分担，对紫姬的接纳、欣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看重紫姬的文才和贤慧，“姬复性厌铅华，夙耽词翰，兰羞佐蒔，燕寝怡颜。椒颂流馨，鸾台浴德，颍川之门，无歧誉焉。客冬，余卧病殊剧，姬伫苦哺糜，含辛调药，中宵结带，竟月罢妆。余疾既瘳，姬颜始解。”[11]而裴之的父母对紫姬更是关怀，紫姬病时，“太夫人询姬病状，知在死生呼吸之际，命余即行。”“太夫人疑为离魂之徵也，陨涕不止。余再四劝慰，太夫人曰：‘紫姬厌弃纨绮，宛然有林下风。湖锦如），则其所心爱也。年来侍我学制寒衣，缝纫熨贴，宵分不倦，我每顾而怜之。’因属世母谯国太君、庶母静初夫人、萼姊、苕妹辈，为姬急制湖锦衣履。顾余曰：‘俗有冲喜之说，汝可携去，能如俗说，留姬侍我，此如天之福也。’至七月朔日，得姬二十八日寄书，殷念北堂病状，并遍询长幼起居。举室传观，方以无恙为慰。初三制衣甫毕，堂上促余遄行。”以“林下风”称赞一个姬妾，评价不可谓不高；病中许其归省，并为制衣履冲喜，待她不可谓不厚。紫姬逝后，陈家阖门都为之撰写了悼文、悼诗，以致时有“过情”“逾礼”之讥。百年之后，朱剑芒做《香畹楼忆语考》也不无感慨地说：“前清乾嘉时代，中国的旧礼教如何重大？陈氏世代居官，对于礼法当然也非常的讲究。王紫湘无论怎样贤孝，不过是小云的一个侍妾！一旦病殁，小云作的忆语，自不可少，小云夫人和小云姊妹各赋哀词，倒也无所谓奇特，所奇的，小云母亲竟为她儿子的亡姬，特撰一篇非常沉痛的传文，这真是古来所无有的！但因紫姬生平，实在使人怜爱，四年堂上侍奉，深得太夫人的欢心，她的死亡，决不能以寻常姬妾目之，特撰此传，正所以表示极度的痛悼，纵然为古今所无，原也不必去论他！我所谓奇之又奇的，便是这位颐道居士陈文述，竟为他儿子的亡姬也是‘潸焉出涕’，做起诔词来了！在旧礼教没有打破时，此种文字，不但仅见，简直是大笑话了！”[12]在礼法森严的封建时代，紫姬以妾侍的身份享此殊荣，也算是难得了！
从《影梅阉忆语》到《香畹楼忆语》，其间不过百余年时间，而董姬和紫姬所受待遇则有云泥之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固然也和个人的性格、时代的治乱不无关系，但往深处推究，则是和明清以降整个江南地区社会风气的开放、妇女地位的提高联系在一起的。
自宋明理学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意识以来，文人士大夫的妇女观遂群趋于保守，“夫为妻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成为女性终其一生都必须恪守的无上信条。在强大男权文化的压制下，女性的声音被渐渐淹没。降至元明，程朱理学被尊为官方哲学，比之宋代，妇女的生活状况并未有所改观。而明代中后期随着王学左派的狂飙突起，具有叛逆思想的文人开始关注妇女际遇，推崇妇才。李贽就曾藐视时论，招收女弟子，引起官绅攻讦，他直言不讳地说：“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13]明末江苏吴县的叶绍袁更是公然地提出：“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女人亦有三焉，德也，才与色也，几昭昭乎鼎千古矣”[14]表现了对妇女才华的高度重视。明清之际，尤其是在文化荟萃的江南地区，文人士大夫都有爱惜闺才的心理，文坛才子如钱谦益、王渔洋、吴梅村、毛奇龄、袁枚等都喜与才女诗笺唱和，以不同的方式支持、称许妇才。风流士子们甚至往往以能娶到才色兼具的青楼歌妓为荣，如钱谦益之于柳如是、冒辟疆之于董小宛、龚鼎孳之于顾媚、孙克咸之于葛嫩等等，皆为一时风流佳话。在江南地区，“才”已经成为全面衡量女性个人价值的一项重要标准，商景兰和祁彪佳“金童玉女”的佳配为人所羡称，缙绅士族纷纷开始重视对女性“才”，尤其是诗才、文才的培养。风气所及，使得明清之际的妇女文学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且往往表现出家族性、群体性的特点。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家族中，一族妇女皆能文的局面，如晚明吴江叶氏、桐城方氏、绍兴商氏，皆是一门中，闺秀唱和，文采风流，传于海内。群体性则表现为女性开始自觉地以群体的方式聚集唱和，相互影响。如清初著名的蕉园诗社，以创始人顾之琼为首，还有徐灿、朱柔则、林以宁、柴静仪、钱云仪、顾姒、冯又令、张昊、毛媞等聚集周围，时有“蕉园五子”“蕉园七子”之称。又如袁枚不避时论，招收女弟子，以其“性灵说”指导闺秀作诗，时江南仕女，如孙云凤、孙云鹤姐妹，席佩兰、严蕊珠、金纤纤、归懋仪、骆绮兰等，皆以得列门墙为幸，彼此唱和，辑有《随园女弟子诗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