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在异文化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作者：张秀见　曹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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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对西方传统的叙述模式进行转义颠覆外，更为重要的是，莫里森还对西方传统文化进行了转义的颠覆，而这种颠覆主要体现在宗教上。
　　在美国黑人文学传统中，与废奴文学同等重要的是已在白人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圣经》。从传统上看，黑人认识并创造性地利用了他们和犹太人所受压迫的相似性，在自己的作品中频繁地改写《圣经》中的神话与传说。早期皈依基督教的美国黑人从《新约全书》中汲取的主要是关于世界的“末世观”。他们认为，世界末日是在基督再生、最后审判以及随之而来的拯救正义和惩罚罪恶之前，所以他们宣扬在现阶段要虔诚和谦恭，以期待最后审判日和新时代的到来。如简森·图默的《甘蔗》（１９２３），其主人公刘易斯说：“人们卑微得不能纠正自己的错误，耶稣基督就要回来了。尔等罪人，准备着吧，我们的主就要回来了。”^⑨再如玛格丽特·沃克的《禧年》（１９６６）中的女主角维丽·布朗，她快乐地歌唱将要到来的尘世救星和神圣的审判。这种救世观期待的不是逃避现实，而是新世界取代旧世界。“因为，我创造新天地，以往的事都要统统忘记，没有人怀念。”（《以赛亚书》但早期对《圣经》的这种改写固然体现出黑人对现实的不满与对未来的憧憬，却并不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性。而这种卑微的、把自己的幸福和追求的归宿寄托在来世但对自己传统文化忘却的态度是许多现当代黑人作家所不赞同的，莫里森也不例外。众所周知，种族压抑所形成的心理意识在小说中是十分复杂的，对冲突的理解也往往伴随着作家对自我认同的深刻解剖，所以黑人小说家的创作就肩负着双重任务：对主流话语进行蓄意的颠覆以达到“间离效果”，对自身文学传统中的主题、叙述模式等方面加以调整，以达到双重的超越。此时的莫里森就肩负了这双重任务，即在解构白人主流文化的同时还要继承并超越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在《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的颠覆、重建与超越主要体现在人物的命名上，尤其是女性的命名上。
　　名字和命名在非洲传统文化中有着及其重要的作用。首先名字意味着与祖先的联系，意味着个体的身份，所以小说的题头就是“祖先们会飞走／孩子们可以知道他们的名字”。 而命名则意味着个体的成长过程。梅尔维尔·赫斯克维斯（Ｍｅｌｖｉｌｌｅ Ｈｅｒｓｋｏｖｉｔｓ）在《黑人过去的神话》中有这样的记叙，“在西非，名字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非洲居民中，个人的名字可以在不同情况下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当一个人处于生命中某个重要的场合时，他可以拥有一个新的名字，或者当他经历某个标志着成长的仪式后，他也可以拥有一个新的名字。”^⑩黑人们从被掳到美洲做奴隶直到后来的南方重建时期，因为白人对黑人奴隶的任意命名，导致他们渐渐失去了与祖先的联系，失去了祖先的传统以及家族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说，南方重建时期至少在表面上对美国黑人而言是个重要阶段，此时的命名尤为重要。在小说中，具有颠覆作用的女性名字有两位：露斯和派拉特。这两个人与奶人的关系十分密切：其中露斯是奶人的生身之母；派拉特是奶人的姑妈，她除了参与给予奶人生命之外，还是奶人的文化之母。而这两个人都直接以《圣经》的人物命名。
　　首先看露斯。她的名字取自《旧约全书》。《旧约》中的露斯对婆婆诺阿弥（Ｎａｏｍｉ）说：“无论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无论你住在哪儿，我都与你同住；在你去世的地方，我也将在那里死去并埋在那里……只有死亡能将我们分离。”后来，露斯凭借其奉献与顺从使自己成为以色列王朝的祖先。这种婆媳关系在《所罗门之歌》中被转义成父女关系。小说中的露斯对父亲也是及其奉献与顺从，但与《圣经》中的露斯不同的是，死亡也没有将她与父亲分开，丈夫戴德就是因为发现她与父亲肿胀的尸体躺在一起并亲吻着他的手指时开始鄙视她。小说中露斯一直活在父亲的阴影里。父亲活着的时候她一直被称为“福洛斯特医生的女儿”，这种称呼不仅剥夺了她的名字，剥夺了她赖以发展存在意义上的自我，而且也令她即使在父亲死后仍然虚假地为“他人而活”。这种没有自我的生活使露斯变得日益空虚、孤独，她妄图通过奶人来满足自己重塑身份的需要，就把奶人既看作是自己父亲的延续，又看作是丈夫戴德的替代品。但她给予奶人的只有与他年龄不相符的奶水以及各种痛苦的倾诉，以至于奶人认为自己成了“别人行为和仇恨的垃圾桶”。这令露斯除了赋予奶人以生命之外，没有给予他任何的精神财富。而奶人在完成飞翔后也终于明白，露斯无法给予是因为她作为一个没有个人身份的个体，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给予别人的东西了。两个露斯的不同命运实际暗含着莫里森的焦虑，即采用白人价值观的后果不仅使自己失去了传统的文化和身份，而且也造成了文化的断层。正如Ｄ．埃德博格（Ｄ．Ｅｄｅｌｂｅｒｇ）所说，莫里森此举是暗示《圣经》“对黑人来说是一本错误的书”⁽¹¹⁾。
　　再看派拉特，她的命名也是直接取自《圣经》。她的父亲老戴德是个文盲，在给女儿命名时，老戴德只是随便翻了翻《圣经》，发现Ｐｉｌａｔｅ（派拉特）这个名字的字母排列像一棵大树在保护一棵棵小树一样，就决定以此作为女儿的名字。即便被告知派拉特在《圣经》中其实是杀害耶稣的凶手时他也不为所动，坚持以此来给自己的女儿命名。在小说中，派拉特被赋予了“树”的含义。“树”在非洲神话中是个具有特殊象征的意象，它可以沟通生者和死者的世界，由此可以看出派拉特这个名字在小说中具有双重意义：既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又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确切地说，派拉特还是民族文化的传播者，因为她在奶人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如奶人的出生就源于派拉特的妙计，是她帮助露斯怀上了奶人。从这一点看，她和露斯一样，都是给予奶人肉体生命的人，但同时她还给予了奶人精神生命。她是第一个给奶人讲述他的祖父及“林肯天堂”农场的故事；她不断地唱着“甜大哥飞走了”的黑人传统歌曲，给奶人灌输传统文化的记忆。派拉特最终也实现了父亲的预言，她以博大的胸怀、升华的爱引导奶人走出狭隘的个人世界，通过飞翔去追寻祖先的足迹，重建黑人传统，找寻真正的自我。
　　从这两个命名可以看出，对黑人而言，《圣经》中的名字对他们来说代表着“秘密”，“因为它们与名字的所有者的性格特征基本上不符合”⁽¹²⁾。这样莫里森就成功地通过命名达到了双重超越，不但超越了本民族的文学传统，而且也成功地依托黑人的传统文化对白人主流文化进行了象征自由的解构。正如莫里森自己评论到：“我在作品中利用《圣经》上的名字，是要向大家展示《圣经》对黑人生活的影响及他们对《圣经》的恐惧与尊重。”更为重要的，是想告诉大家“黑人所具有的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改变《圣经》的能力”⁽¹³⁾。
　　但莫里森的目的显然并未就此结束，用黑人传统文化对白人主流文化进行解构，或者说在解构的过程中凸现“黑人性”或“黑色虚构”并不是莫里森的终极目标。在种族文化的不断冲突和认同过程中，美国黑人文学经历了从痛述到抗议、从激进到内省、从倡导黑人文化传统与黑人性到关注人类共同问题这一逐步成熟的发展过程，并逐步从边缘走向主流。作为历史上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女性得主，托妮·莫里森无疑站在黑人文学发展的最高峰。对人类共同问题的关注也意味着对弱势群体包括黑人群体的关注，意味着从更深层次的基础上对主流文化的解构。正如莫里森在《无法言明的东西》中指出：“如果要严肃对待种族这个词所包含的所有分支的话，整个西方文明的根基就需要重新考虑。”⁽¹⁴⁾于是在《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在凸现“黑人性”的过程中，还尝试着回到了西方文明创建之前，从而对所谓种族主义的合法性进行解构，并且为美国黑人提供了重新思索的角度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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