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在异文化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作者:张秀见 曹占平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众所周知,美国黑人的前辈大多数是来自非洲的奴隶,当他们到达美洲新大陆之后,就一直被迫在一种异文化即白人文化的环境中求生存。来自现实异文化的压力和传统非洲文化的召唤,使他们必须面对生命延续、身份认同等问题,诸如因下等人的形象而抗争、对权力的渴求以及如何保持已陷入重重困境的非洲文化等。作为黑人作家,注定要在这两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下进行创作,其中的非洲文化传统是其文化的源头,而白人主流文化传统是其生存的现实。这导致黑人作家不得不借助白人主流文化的语言形式——英语——来进行文学创作,同时他们也试图使用各种手段在作品中凸现自身的、与主流文化存在明显差异的黑人文化传统与民俗风格,从而在主流文化背景中深深打上本民族的烙印。黑人作家采用的手段多种多样,比如转义、爵士乐等。通过这些,他们在学会使用主流语言和主流文化的同时,又对其进行改造加工以抵制代表自我意识的传统文化的毁灭。正如亨利·路易斯·盖茨所说“……黑人一开始就是比喻大师:说一件事而指另一件事,这是在西方文化中求生的一种基本方式”。这令黑人作家不得不在领悟和现实之间的张力中寻求一种途径,对自我叙述和自我面具之间的空白处加以利用,把不同的场景加以充分的戏剧化,借此来表达自己面对种族压抑所形成的复杂心理及对本民族文化危机的焦虑。
  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作为历史上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女性得主,《所罗门之歌》是她迄今为止发表的唯一一部以黑人男性为主人公的作品。作品总的看来属于一部成长小说,它通过描述一位绰号叫“奶人·戴德”的黑人青年的成长过程,展示了莫里森一直着迷并想要表达的主题:即从男性的视角来观察女性和世界,认为黑人男性成熟的标志是不但要了解本民族的文化,还要了解本民族的女性。她还认为黑人妇女才是非洲历史文化的守护者(groit)。这部小说在描述奶人的成长历程时,表面上是采用了西方传统文化的寻宝故事、个人成长的小说模式为叙述模式,借用这种西方传统文化的形式来展示被深深埋葬在底层的非洲文化传统,但实际却又对这种旧模式进行转义,在充分展示“双重声音”的同时,利用自我表述和自我面具之间的空白完成了对主流文化叙述模式的蓄意颠覆,从而体现出了亨利·路易斯·盖茨所倡导的一直存在于美国黑人文学中的“黑人性”。
  在西方传统寻宝小说的旧叙述模式中,主人公的结局要么是如愿以偿获得宝藏如圣杯等物,要么是有了可怕的发现,要么是获得了道德的成长。但无论结局如何,这些故事的叙述模式基本都是采用传统的一直向前发展的线性模式。向前发展意味着与过去的距离越来越远,并且“线性模式在传统上与欧美文化模式有关”。这种旧线性发展模式在《所罗门之歌》中依然存在,但它主要体现在奶人的父亲买肯·戴德身上。小戴德在其父亲老戴德被白人枪杀后,就彻底抛弃了他在“林肯天堂”农场中曾与父亲共享过的,从大自然里获得的精神财富,转而纯粹地追求物质利益,诚如他自己所说:“占有东西。让你占有的东西再去占有其他东西。那时,你将占有你自己,也占有别人。”此时的戴德已彻底隔绝了自己与黑人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在越来越远离传统文化的同时,他已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物质利益至上者,并只以此作为衡量自己与他人关系的标杆。针对这种情况,莫里森在《重新发现过去的历史》中表达了自己对此的焦虑:“在寻求更好的房子和更好的工作的必要驱动下,我们在抛弃过去的同时,也抛弃了与之相随的富有传统色彩的真实与营养。”小说中,已物质化的戴德又把这种物质观转而投射到其他人身上,即把家人也物质化。妻子和女儿在他的控制和支配下,渐渐失去了生命的光泽和意义。莫里森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局同样发生在奶人身上,鉴于此,作者在描写奶人时对传统线性叙述模式进行了转义,即与戴德的逐渐远离过去、远离传统文化的模式不同,奶人故事的发展并不指向未来,而是指向过去,指向过去尚未湮灭的传统文化,指向遥远的黑人祖先生息繁衍的非洲大陆。因为在她心目中,代表传统文化的过去远比未来更有意义,过去“并不意味着沉浸在对过去美好日子的怀旧中——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美好的日子,而是识别和拯救那些具有抵抗、完美和完整的品质,这些品质不但组成了很大一部分的过去,而且对我们也很有益处。”所以在谈论自己的创作动机时,莫里森说“我知道我无法改变未来,但我可以改变过去……我们的过去已被别人窃取了,我是想把它拿回来的人之一。”在此过程中,莫里森采用了循环与扩散的发展模式。正如V·史密斯在《歌曲》一书中说过“线性的时间概念与戴德联系在一起,而派拉特的时间概念是循环和扩散的,这是具有非洲传统意义的。”正是在民族文化守护神派拉特的影响和引导下,奶人对本民族文化的探索过程也成为一种循环与扩散的模式。
  从文章伊始保险推销员罗伯特·史密斯自杀的日子算起,直到奶人决定飞翔那天,时光走过了漫长的三十三年。在这三十三年中,故事情节表面看来是按照向前的线性发展来记述奶人的人生轨迹,但实际在此过程中,小说却通过不同的手段辗转回到了过去,如通过记起相关的人物、通过空间转换和通过家族历史的碎片式展示等等。尤其在随后奶人寻根觅祖的过程中,循环与扩散的模式更为明显。原来存在于奶人记忆中的传统文化碎片在寻觅过程中逐渐扩散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如在作品中多次出现的“甜大哥飞走了”的歌曲,在奶人去南方寻宝之前它一直是以碎片式的不完整的模式出现的,而且奶人对歌曲的理解也是一知半解。在奶人到达南方在等待修理汽车时,他看到了一群黑人儿童在跳着圆圈舞并完整地唱着这首歌曲,此时他不但了解了歌中隐含的有关家族的历史,而且从家族历史逐渐扩散到了解了整个黑人种族的历史。此时的过去已不再呈碎片式,而是与现在交相呼应、平行发展。这种呼应与平行既体现在作品一开始史密斯的跳跃和奶人后来的飞翔中,也体现在小说开始与结尾处对所罗门之歌的吟唱中,还体现在奶人的重获新生和派拉特的死亡中等等。通过循环与扩散模式,奶人找到了自己祖先的真实姓名,在了解他们的光辉业绩,了解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他也重建了自己的身份。塞奇指出:“他有了成为神话般过去的一部分经历。他能认同那个展现在面前的永久、神圣的现实。因为这种认同,他能走出他那平淡无奇、以自我为中心的日常生活。他的个体生命得以非个人化,得以升华。”更为重要的是,此时的奶人并未停滞在过去,而是以一种崭新的态度重新评价社会现实。此时的他不仅深爱自己的种族及文化,而且深深理解了黑人女性,理解了她们的牺牲。比如前女友哈加尔为什么要刺杀自己;为什么派拉特即使脚不离地也能飞翔;终于明白母亲露斯的种种古怪行为其实是因为她内心什么也没有,所以不能给予。这一点也与传统的黑人男性经典作品截然不同,即没有歪曲黑人女性形象,也没有令黑人女性集体失语。除了客观反映女性形象以外,还把黑人女性看作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赋予黑人女性以重要的历史文化含义。在对过去和现在的文化重新思考之后,通过奶人,作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一个种族的历史……必须用过去来解释现在……它不但要包容其本身的客观发展,而且还要把价值评判置于讨论的范围之内”。奶人的个人成长经历不但批评了传统的男性英雄主义,而且对西方传统的叙述模式进行解构,重建了黑人传统的叙述模式。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