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对话困境中的心灵阻隔与情感创伤
作者：张清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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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想做权威者，然而世间没有这件东西。
鲁迅遂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心身交病之状况矣。
鲁迅虽欲以“个人名义”来压迫文化运动，然此实不可能，别一方面，则又证明彼于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仍有不能忘情者。
二
如果说“思想界权威”事件是高鲁冲突的潜因，那么“压稿退稿”事件则是冲突爆发的导火线；如果前者是二人在和谐对话中偶尔产生的情感裂痕，那么后者则是在无对话的困境中心灵的巨大阵痛和痛苦。
高长虹与鲁迅先生的冲突，是在鲁迅先生于一九二六年八月离京赴厦门之后发生的，是《莽原》半月刊的编辑、安徽作家群之首的韦素园挑起的，是他在编辑《莽原》半月刊时“压下和退掉”向培良的剧本《冬天》和高歌的小说《剃刀》爆发的。此事向培良在《为什么和鲁迅闹得这样凶》中有详细记载：
“冬天”的前后，我可以说一点，这中间还夹着高歌的“剃刀”。“剃刀”韦素园看不懂，但“冬天”却并不“陈义太高”。这篇剧本，是我在上海所写，我的剧本里面，比较光明的一篇，他们所以退回来，是别有用意的。
莽原的前后历史似乎不必说了，长虹已经提过一点，很明显了。我个人同“莽原”的关系，则人们应该知道，也不用多说。至于别的一些琐事，则还是埋藏起来的好，所以我只说“冬天”。最先我写的一封信给素园，说有这么一篇稿子，可以登否。那时我已非常谨慎，而且客气，对于“莽原”，用起先写信的法子了……前一天把“剃刀”退还了。“剃刀”同“清晨起来”另二篇，系鲁迅要去。后来因出狂飙，高歌取回了两篇。所以退还的原故，是因为看见许多点点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如果说高歌的《剃刀》退还的原因是“因为看见许多点点点，不知是什么东西”，那么向培良的《冬天》是无论如何不应该退掉。向培良原为《莽原》周刊的发起人之一姑且不说，就向培良的剧本和他当时的态度而言是不该退掉的。《冬天》是“比较光明的一篇”，是符合《莽原》战斗精神的。并且向培良在投稿前先写信询问，几乎可以说是低声下气求人的姿态。况且《莽原》半月刊的稿子不足，甚至出现稿荒，鲁迅在给许广平、韦素园和李霁野的信中多次提到此事，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长虹因为社里压下（压下而已）了投稿，和我理论，而社里则时时来信，说没有稿子，催我作文。”
由此看来，韦素园“压稿退稿”是“别有用意”，是对整个狂飙社作家群，特别是对着狂飙社盟主高长虹的。莽原社内部的派别问题由来已久，高长虹在《１９２５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曾说：“莽原内部的派别无可讳言，当初是鲁迅，有麟，尚钺同我算是一派，素园，霁野，丛芜又是一派。”众所周知，莽原社是鲁迅为团结更多的新生力量组成“联合战线”而创立的。他对当时的进步青年一视同仁。虽然高长虹视鲁迅先生为一派，有“争宠”之嫌，却道出了社内固有的派别与矛盾。实际上，以高长虹为首的“山西派”和以韦素园为首的“安徽派”自始至终“他们自己之间也掩不住嫉妒”而发生矛盾。对此，鲁迅先生有着清醒的洞察，他说：“有些人就将我做广告来自利，不必说了；便是小小的《莽原》，我一走就闹架。”这种洞悉是深刻和久远的，直到一九三五年鲁迅先生写作《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仍说：“但不久这莽原社内部冲突了。”一九二六年八月《莽原》改为半月刊，在上海开创新的狂飙事业的高长虹因“不特无以应付外界，亦无以应付自己，不特以应付素园诸君，亦无以应付夕日过从之好友钟吾” 而婉辞半月刊编辑。鲁迅先生此时也因事南下厦门，半月刊交韦素园编辑，九月份就发生了“压稿事件”。可以说，“压稿事件”并不是韦素园跟向培良、高歌个人的事，那是对着整个狂飙社作家群的；不是“孤立”的一件“退稿”事件，而是双方之间固有矛盾发展的结果。所以，当高长虹收到向培良发自北京、报告“退稿事件”时，按捺不住激愤的心情，在十月十七日出版的《狂飙》周刊（上海）第二期上发表《给鲁迅先生》、《给韦素园先生》两封公开信。对韦素园，他一点不客气，完全是讨伐问罪的口气：“莽原须不是你家的！林冲对王伦说过：‘你也无大量大才，做不得山寨之主！’谨为先生或先生等诵之。”对鲁迅先生的口气则要谦和得多，毋宁说是恳请先生主持公道：
莽原本来是由你提议，由我们十几个人担任稿件的一个刊物，并无所谓团体，形式上的聚会，只有你，衣萍，有麟，培良及我五人的一次吃酒。它的发生，与狂飙周刊的停刊显有关连，或者还可以说是主要的原因。撰稿的人，也是由我们几个人“举尔所知”。以后培良南去，衣萍又不大做文，莽原内部事，当其冲者遂只剩我们三人。无论有何私事，无论大风泞雨，我没有一个礼拜不赶编辑前一日送稿子去。我曾以生命赴莽原矣！尔时所谓安徽帮者则如何者！乃一经发行，几欲据为私有，兔死狗烹，现在到时候了！言之痛心，想来这也不是你办莽原的本意吧！我对于莽原想说的话甚多，一向搁于情势，未能说出，现在一时也无从提起，究竟有没有说的必要，待几天再看。你如愿意说话时，我也想听一听你的意见。
其实，高长虹后来把反击的矛头指向鲁迅先生，还在于他当时的心态和鲁迅先生的态度。自《莽原》改刊后，高长虹等“山西派”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在鲁迅的眼中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和重要地位，而他们要开展狂飙运动，又必须借助像鲁迅这样的文坛重镇的支持。因此，高长虹等不惜牺牲他们“批评”“攻击”的原则而赞美鲁迅，甚至未名社。九月七日高长虹作《今昔》，内云：“我于中国负时望者之文字，最喜欢看者，只吴稚晖、鲁迅两人。”九月十五日高长虹作《革革革命及其他》称“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代的人没有能及得上他的”。九月二十八日作《写给〈彷徨〉》中说：“在去年的一年间，鲁迅显然是一个战士了，彷徨的分子似乎已减少，而光明加多了……”早在一九二六年高长虹就从文学成就、思想特征和战士本色三方面给鲁迅以高度的评价。九月二十三日的《未名社的翻译，广告及其他》一文开头就说：“未名社的翻译对于中国时代是有重大的意义的，与时流的翻译绝不一样……”但是，高长虹等苦心努力却失败了，而且显得十分悲哀。虽然未名社的“退稿事件”让他们愤怒，而鲁迅先生的“置之不理”的态度更让他失去自尊和信心。他祈求得到鲁迅先生的支持，渴望鲁迅先生主持公道。然而，渴望对话而无应答，祈求心灵抚慰而不能，在双重绝望中，高长虹彻底失败了。失败使他彻底失去了理性，在非理性的情绪宣泄中，他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写出了使用攻击性语言的《１９２５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之后又写下多篇文字继续对鲁迅先生攻击和谩骂：《时代的命运》、《呜呼，〈现代评论〉化的〈莽原〉半月刊的灰色态度》、《自画自赞，自广告》、《我走出了化石的世界，待我吹送些新鲜的温热进来！》等。
鲁迅先生之所以对高长虹的两封公开信“置之不理”，是有其原因和苦衷的。鲁迅先生明白高长虹两个公开信的目的和指向，高长虹先期的赞美他当然也看到了，他对韦素园等人的做法也有所不满。但鲁迅先生却不能站出来表态，他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致许广平的信中道出个中原因：“长虹又在和韦漱园吵闹了，在上海出版的《狂飙》上大骂，又登了一封给我的信，要我说几句话。这真是吃得闲空，然而我却不愿意奉陪了，这几年来，生命耗去不少，也陪得够了，所以决计置之不理。况且闹的原因，据说是为了《莽原》不登向培良的剧本，但培良和漱园在北京发生纠葛，而要在上海的长虹破口大骂，还要在厦门的我出来说话，办法真是离奇得很。我那里知道其中的底细曲折呢。”其实鲁迅先生之所以“置之不理”还有更大的原因和苦衷，鲁迅先生出于培养大批“新的青年战士”和建立“联合战线”的战略需要，希望能够同心同德，共同作战。鲁迅先生理解高长虹却不能与之对话，看到“联合战线”的矛盾和冲突却又不能言，失望的悲凉和巨大的痛苦像恶魔似的啃噬着先生的心。但是，高长虹并不能体谅到鲁迅先生的苦衷，而对先生大肆攻击和谩骂，致使先生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再彷徨，拳来拳对，刀来刀当”。鲁迅先生此时反击的文章有：《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阿Ｑ正传〉的成因》《〈走到出版界〉的战略》《新的世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