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对话困境中的心灵阻隔与情感创伤
作者：张清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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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高鲁冲突中，最使鲁迅先生恼火的是“许广平之争”的流言。流言是韦素园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写信报告给鲁迅先生的，韦的原信未见，内容从鲁迅先生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给许广平的信中透露：
那流言，是直到去年十一月（引者按，十一月系误排，应用十二月，手稿即为十二月）从韦漱园信里才知道的。他说，由沉钟社里听来，长虹的拼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性，《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他还问我这事可是真的，要知道一点详细。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
鲁迅先生的这段话说明了“流言”来源的时间和途径。对这些传说、流言，鲁迅先生并不轻信，他在十二月二十九日给韦素园的回信中已经分析，视“他真疑心我破坏了他的梦”的可能性最小。他说：
至于关于《给——》的传说，我先前倒没有料想到。《狂飙》也没有细看，今天才将那诗看了一回。我想原因不外三种：一，是别人神经过敏的推测，因为长虹的痛苦流涕的做《给——》的诗，似乎已很久了；二，是《狂飙》社中人故意附会宣传，作为攻击我的别一法；三，是他真疑心我破坏了他的梦，——其实我并没有注意到他做什么梦，何况破坏——因为景宋在京时，确是常来我寓，并替我校对，抄写过不少稿子《坟》的一部分，即她抄的，这回又同车离京，到沪后她回故乡，我来厦门，而长虹遂以为我带她到了厦门了。倘这推测是真的，则长虹大约在京时，对她有过各种计划，而不成功，因疑我从中作梗。其实是我虽然也许是“黑夜”，但并没有吞并这“月儿”。
鲁迅先生之所以能做出如此的判断和分析，是因为他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后得出结论：高长虹并没有在“许广平”问题上制造谣言。
首先，高长虹并没有制造“她是月亮”的谣言。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中有一段话：“那时我又写信去打听孤灵，才知道这种流言，早已有之，传播的是品青，伏园，亥倩，微风 ，宴太。有些人又说我将她带到厦门去了，这大约伏园不在内，是送我上车的人们所流布的。白果从北京接家眷来此，又将这带到厦门，为攻击我起见，便和田千顷分头广布于人，说我之不肯留居厦门，乃为月亮不在之故。”高长虹先于鲁迅先生离开北京到上海开创狂飙事业，不在送鲁迅先生的人们之列，所以“带她到厦门去了”的流言并非高长虹流布。“月亮不在之故”中的“月亮”显然是比喻许广平，“她是月亮”这一流言的制造者非高长虹，而是章衣萍。鲁迅给许广平的同一封信里说：“我现在真自笑我说话往往刻薄，而对人则太厚道，我竟从不疑及亥倩（引者按：指章衣萍）之流到我这里来是在侦探我，虽然他的目光如鼠，各处乱翻，我有时也有些觉得讨厌。并且今天才知道我有时请他们一面在客厅里坐，他们也不高兴，说我在房里藏了月亮，不容他们进去了。”在韦素园报告鲁迅先生《给——》的流言之前，“她是月亮”的流言已在北京流传开来。鲁迅先生疑心是高长虹在上海散布开的，曾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十二月一日、五日给上海的三弟周建人去信，让其调查此事，上海并无此谣言。况且上海文化界、文艺界人士读《给——》早于北京人，那么，如果发现《给——》是“攻击鲁迅”之作也应是上海的周建人等先发现并告之鲁迅。之所以没有，再次证明上海并没有“她是月亮”的流言。
其次，《给——》并不是攻击鲁迅之作。既然高长虹不是“她是月亮”流言的制造者，那么判断《给——》“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也就不能断定《给——》是“攻击鲁迅”之作。从诗的本身说，把它当作攻击鲁迅之作，也是于理不通的。第四节诗“太阳是我的朋友／月儿我交给他了／带她向夜归去”。如果一定要说这首诗用了比喻，一定说把许广平比作月亮，那么，高长虹在这里把鲁迅比作太阳。这样的比喻不是攻击，而是热烈的赞颂。其实，这首诗只是高长虹用“我在天涯行走”时那个大环境里所具有的太阳、月亮、白日、黑夜衬托他自己孤苦凄凉的心境。
再次，“高许交往”并非爱情。高许交往的情况，高长虹后来在《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中写到：
一天的晚上，我到了鲁迅那里，他正在编辑莽原，从抽屉里拿出一篇稿子来给我看，问我写得怎样，可不可修改发表。莽原的编辑责任是完全由鲁迅担负的，不过他时常把外面投来的稿子先给我看。我看了那篇稿子觉得写得很好，赞成发表出去。他说作者是女师大的学生。我们都说，女子能有这样大胆的思想，是很不容易的了。以后还继续写稿子来，此人就是景宋。我那时候有一本诗集，是同狂飙周刊一时出版的。一天接到一封信，附了邮票，是买这本诗集的，这人正是景宋。因此我们就通起信来。前后通了有八九次信，可是并没有见面，那时我仿佛觉到鲁迅与景宋的感情是很好的。因为女师大的风潮，常有女学生到鲁迅那里。后来我在鲁迅那里与景宋见过一次面，可是并没有谈话，此后连通信也间断了。以后人们所传说的什么什么，事实的经过却只是这样简单。景宋所留给我的唯一印象就是一副长大的身材。她的信保留在我的记忆中的，是她说她的性格很矛盾，仿佛中山先生是那样性格。青年时代的狂想，人是必须加以原谅的，可是这种朴素的通信也许就造成鲁迅同我伤感情的第二次原因了。我对于当时思想界那种只说不做的缺点，在通信中也是讲到的。后来我问了有嶙，景宋在鲁迅家里的厮熟情形，我决定了停止与景宋通信，并且认为这种办法是完全正确的。
“许广平之争”的流言，除了在北京口耳相传外，便是厦门大学白果等人的“广布于人”和韦素园、鲁迅、许广平之间的信上述说的，这些信件当时都没有发表。也就是说，在流言产生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高长虹和他的狂飙朋友们（包括北京的郑效洵），仍蒙在鼓里。假如高长虹写那首诗是有意攻击鲁迅，假如他看到《奔月》马上意识到那是鲁迅对他的《给——》的回击，他必然会在文章中，或直接或间接，或明显或隐晦，端出他跟许广平通信一事或他的一些见闻。他没有这样做，在攻击鲁迅的文章中根本就没有“许广平之争”的言论和事实。
鲁迅先生在《并非闲话》里说：“‘流言’本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实在不该信它。”但是为什么一向“有青年讥笑我，我是向来不还手的”鲁迅先生对一件连自己推测都不可能有别种原因的事，却大发雷霆之怒，且立誓要“动手撕碎它，给他更其痛苦流涕”呢？这与鲁迅当时的处境和心态有关。
鲁迅先生“从旧垒中来”，能做反戈一击，“制敌人于死命”，但对涉及个人尊严、名节、荣誉的事却十分敏感。不必讳言，鲁迅先生当年离开北京的原因之一是与许广平的恋爱有关。鲁迅先生作为“五四”时期最勇猛的叛逆者，觉醒了的“人之子”，“知道人间应有爱情”，发生了“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却因“积习”遗产的重负而不能走出自己无爱的婚姻囚牢。无爱的婚姻给鲁迅先生以极大的心灵痛苦，他说：“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作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这是怎样的大悲苦！是许广平“我们何苦因了旧社会而为一个人牺牲几个，或牵连多数人，我们必须打破两面委屈忍苦的态度”震荡了鲁迅先生的心灵。但是，不管怎么说，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女士毕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存在，是无辜的旧式婚姻的牺牲者，鲁迅先生又不打算离婚，而许广平又是他的学生。这样他们要在北京结合就有许多不方便，最好的办法就是同去外地。正好林语堂邀请鲁迅去厦门任教，许广平大学毕业要回南方，两人便同车离开北京，到上海暂且分手，一去厦门，一去广州老家小住。即使在厦门时期，他有意地“沉闷下去”，“自以为在孤岛中度寂寞生活，咀嚼着寂寞，即足以自慰自赎”这种“自虑”式的自我牺牲和赎罪意识虽有崇高的方面，但所表现来的因袭的重担也是十分明显的。正因为是这样一种婚姻、恋爱关系，在自己公开前，鲁迅先生对此讳莫如深，也是可以理解的。有此处境和心境，在别的事情上可以雍容大度（如对“退稿事件”），而一到了关乎名节的时候，他就绝不肯施以丝毫的宽容。所以，即使“许广平之争”在他看来是“传闻”“流言”，却使他十分在意并感到痛苦，加之高长虹喋喋不休的谩骂和韦素园故作天真的询问，确实使鲁迅先生愤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