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对话困境中的心灵阻隔与情感创伤
作者：张清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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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综上所述，高鲁冲突其实是由于“传闻”“流言”的挑拨而使双方在不能敞开对话时所产生的心灵阻隔而造成的。正是因为不能敞开对话，所有的“传闻”“流言”不能释然而猜疑，使他们都感受到巨大的精神痛苦以致迷惑。
鲁迅的痛苦和迷惑来自强烈的“被利用”或“进化论”思想的困惑。鲁迅强烈的“被利用”感来自对自己身边人的观察和体验，鲁迅曾经热烈地爱过他们，倾其全力给予支持和帮助，然而他们不但误解鲁迅先生，而且有的还因为某种利益而背叛、反对鲁迅先生。“兄弟失和”曾使鲁迅先生产生巨大的心灵阵痛。鲁迅先生曾热情帮助、扶持高长虹却得到“以怨报德”的结果，使鲁迅先生那颗敏感的受伤的心再次体验到强烈的“被利用”感，即是在像韦素园这样的所谓“不事张扬”的青年身上，鲁迅先生同样体验到“被利用”的感觉。鲁迅先生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到：“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这实在使我愤怒、怨恨了，有时简直想报复。我并没有略存求得称誉，报答之心，不过以为喝过血的人们，看见没有血喝了就该走散，不要记住我是血的债主，临走时还要打杀我……他们的这种办法是太过的。”在另一封信中又说：“我先前在北京为文学青年打杂，耗去生命不少……但先前利用过我的人，现在见我偃旗息鼓，遁迹海滨，无从再来利用，就开始攻击了……他们那时的种种利用我 ，我是明白的，但还料不到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打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这是一颗被无情伤害的灵魂的呻吟！对敌对势力“反戈一击”、“制敌人于死命”的战斗，使鲁迅先生体验到战斗者的快乐和悲壮，那么对这种来自本阵营内的伤害的反击则使鲁迅先生感受到被迫的无奈和深深的悲哀。
强烈的“被利用”感之所以在鲁迅先生的心灵上激起如此的情感激荡，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来自思想上对“进化论”的困惑。在鲁迅先生的前期思想上，“进化论”思想对他影响很大。在“进化论”思想影响下，他曾相信“青年胜过老年”，义无返顾地“肩住黑暗的闸门”，放青年一代“到光明的地方去”。但这种强烈的“被利用”感使鲁迅先生对“进化论”思想感到了困惑，他不再盲目地相信“青年胜过老年”，不愿再为此作无为的“自我牺牲”。他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我想，我先前的种种不客气，大抵施之于同年辈或地位相同者，而对于青年，则必退让，或默然甘受损失。不料他们竟以为可欺，或纠缠，或奴役，或责骂，或诬蔑，得步进步，闹个不完。”在另一封信中又说：“有青年攻击或讥笑我，我是向来不去还手的，他们还脆弱，还是我比较的禁得起践踏。然而他竟得步进步，骂个不完，好像我即使避到棺材里去，也还要戮尸的样子。所以我昨天就决定，无论什么青年，我也不再留情面……”
当鲁迅先生因感受到强烈的“被利用感”和对“进化论”思想困惑而备感心灵痛苦之时，高长虹也同样感受到心灵的痛苦。痛苦不仅来自鲁迅先生在一系列反击文章中对自己的误解，而且来自鲁迅先生在反击中讥笑和蔑视的态度而使他产生强烈的自卑感。“思想界权威”事件虽使双方心存芥蒂，情感出现裂痕而偶尔出现“默然”的心灵阻隔，但毕竟没有在他们心中留下浓云密布似的阴影。只是当“退稿事件”发生后高长虹渴望对话、祈求鲁迅先生主持公道，而先生却“置之不理”的时候，才使高长虹按捺不住愤激而在《１９２５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就“权威事件”反击鲁迅，而且言词激烈。但从内心深处说，他以诚恳谦恭的态度，尽量摆事实，讲道理倾诉委屈情绪，希望得到鲁迅先生的体谅和支持。但鲁迅先生在《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中不仅把“思想权威”与“思想先驱”等同，而且还说：“对于狂飙运动，向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如何运动，运动什么。”其实“思想界之权威者”与“思想界先驱者”这两种提法并不能等量齐观，“先驱”在于陈述过去，“权威”却强调规范将来。狂飙社广告的错处不在“思想先驱者”的提出，而在于把《莽原》《乌合丛书》和《未名丛书》三种出版物归于己有。鲁迅先生并非对狂飙运动一无所知，他曾对人说《狂飙》周刊“据他看是好的”，他也曾在致许广平的信中给狂飙青年以高度的评价：“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虽然意见和我并不相同，但这是前几年所没有遇到的。”
高长虹是主张“攻击”而较少“赞美”的，因为他认为：“赞美是生命力停顿的诱惑，是死的说教者，是一个诅咒。它说：‘你是好的了，你可以死了。’世间没有至好，而只有较好。较好便是较坏，因为还有比它较好的。愿你时常觉着较坏：这样你可以时常成为一个较好者。攻击便是这样：它常遗弃了你的较好的，而说出你的较坏的，它常给你指出一条更远的路。”这种辩证的攻击观成为高长虹处世的核心。即便如此，高长虹也在一系列文章中对鲁迅先生大加赞扬，即使在冲突过程中，他也是攻击该攻击的，赞美该赞美的，不改初衷。但是，鲁迅先生对此不但不领情，而且把高长虹赞美他的话作为反击的内容。在《走到出版界的“战略”》和《新的世故》中，大都摘取高长虹的一些言论略加改动并进行对比，虽然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使高长虹的有些话不攻自破，但也有许多误解的地方。比如高长虹说“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代的人没有能及得上他的”等深刻洞见，被误解为“鲁迅狂”。《“新时代”的放责法》和《奔月》是鲁迅就“许广平之争”的流言以文学的形式予以反击。其实，高长虹的爱情诗《给——》并不是攻击鲁迅之作，而且在流言流布的时候高长虹等人仍然蒙在鼓里，在他的一系列反击文章中根本就没有此事，并且，他和他的同伴对这两篇文章的不满是因为把高长虹为《莽原》奔走而讥为“白来百回”，把高长虹写成“蓬蒙式”的人物。这不仅表达了他们对鲁迅先生的误解的不满，而且再次印证了“许广平之争”乃是流言，与高长虹无关。
高长虹的内心痛苦，不仅来自鲁迅先生对他的误解，而且来自鲁迅先生在反击中讥笑和蔑视的态度而产生的自卑感。钱理群先生对此有深刻的剖析：他因受到权威、长辈的“讥笑”而感到痛苦、不平、愤怒，更包孕着丰富的心理内容而发人深省。鲁迅在论争中，确实对高长虹竭尽“讥笑”，甚至表示极大的蔑视——“黑的恶鬼似的站”在“拼命要蔑视我和骂倒我的人们的眼前”对他们施以更大的“连眼珠也不转过去”的蔑视。这在鲁迅这方面来说，是必然如此的，是他在克服了进化论给他带来的种种心理障碍以后，为维护个性的独立尊严，必然产生的“复仇”心理，必然采取的“复仇”行动。但对于高长虹，这种“讥笑”“蔑视”的复仇，恰恰击中了他的心理弱点——他的潜在的“自卑”心理。高长虹在整个论争过程中的种种表现，无论是他的过分的桀骜不驯，还是他的故作狂言，其实都是“自卑”心理的另一种极端表现。高长虹所不由自主地感觉到的、竭力试图反抗、摆脱的“自卑”心理，与其说是鲁迅的态度本身引发的，不如说是几千年的以长者、尊者为本位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在他心理上的一种潜在的压力所致。
① 高长虹文集(下卷),第165､51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② 高长虹研究文选,第455､456､354页,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
③ 《民报》十二大特色,京报,1925-8-5.
④ 高长虹文集(中卷),第156､146､180､156､155､180､156､208､154､120､122､121､100､109､113､116､14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⑤ 鲁迅全集(第3卷),第391､76､39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⑥ 鲁迅全集(第11卷),第274､502､176､176､170､275､519､275､276､220､232､249､199､246､212､3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⑦ 鲁迅全集(第6卷),第25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⑧ 鲁迅全集(第1卷),第32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⑨ 高长虹文集(上卷),第21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