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烈性酒和浓缩铀
作者：杨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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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抒情诗，应该是“烈性酒”或“浓缩铀”，而不是可以豪饮的加糖白水、可口可乐等一次性消费的软饮料。它以质而非以量取胜。就那么不起眼的短短几行，一旦和读者遭遇，当即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给读者的阅读记忆和审美心理以重创，从而烙下久久难忘的印象。二十世纪的白话小诗，就是新诗中的“烈性酒”和“浓缩铀”。
从形式的角度审视二十世纪白话小诗，其艺术优势便在于——行少字少，篇幅短小。诗歌是最精炼的语言艺术，把诗写得尽量短些，符合诗艺的质性。白话新诗使用现代语言来写，表现的是现代人的生活与情绪。由于现代汉语不如古汉语简约省净，而现代人的生活、情绪比之古人又更为繁复复杂，新诗在表现上便往往出现诗句与篇章冗长芜杂的毛病，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新诗的艺术质量和阅读欣赏。如何把新诗写得短一些，精粹一些，有效地克服新诗外部形式上的弊端，便成为提高新诗艺术品位、增强新诗的可传诵性、为新诗争得更广大的读者的关键所在。
不只是新诗，古典诗歌中真正脍炙人口的作品，也大多不是那些长篇的古风或歌行，而是五七言绝句和词曲中的小令。即便同为名篇，但能被一代代读者记忆和传诵的，也多是短小之什而非鸿篇巨制。高适的《燕歌行》是唐代边塞诗的压卷之作，其“思名将，安边关”的题旨，与同是边塞诗派诗人王昌龄的《出塞》之一完全相同。但高诗是七言歌行，篇幅长达二十八句，不要说一般的读者，就是专业研究者也不一定能够完整记诵。王诗是七言绝句，篇幅短小，仅四句二十八字，加之音律谐畅，情调悠然，无须专业研究者，普通的读者甚至孩童都能背诵。初唐诗人王绩的《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和盛唐王维的《杂诗》其二，均写居京思乡，见乡人询问家乡的情况，两诗虽题材全同但表现全异。王绩的诗是五言古体，长达二十四句，一口气问了十四个问题。王维的是五言绝句，只在诗中含蓄地问了一件看似无关紧要的事：“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浓郁的乡情尽在不言之中。王绩的诗基本不具备可记诵性，王维的诗则令人过目难忘。类似的例子还有中唐诗人元稹的五绝《行宫》，只用四句二十个字就完成了白居易《上阳白发人》四十多句数百字的篇幅所表达的情感内涵。
上举例证给我们提供的启示是深刻的：新诗欲与古典诗词争读者，希望在于精短的小诗。与古典诗词中的绝句、小令这些古代的“小诗”相比，新诗中的小诗尽管是白话的、口语的，没有固定的字句和韵脚，不讲平仄格律，自由而无严格的规范，背诵起来困难多一些；但它的字少句短无疑给读者提供了记忆的方便。统观二十世纪中国白话小诗，以一二行或三五行者居多，字数则从十几字到二三十字不等，最长的也不过六七行四五十字。小诗中的短者如二十年代汪馥泉的《嫁妹》，八十年代陈知柏的《给步鑫生的谶言》，皆为独句小诗。像《给步鑫生的谶言》第七首：“名声如同寡妇”。全诗仅一行六字，类同格言。小诗中的尤短者当推北岛组诗《太阳城札记》中的《生活》，全诗仅一“网”字。二十 世纪新诗作品之中，真正能够让读者背诵下来、流播人口的，多是这些一二行十数字或三五行数十字的短章小诗。
二十世纪白话小诗吸引读者的艺术优势，不全在它精短的形式，更在它内涵意蕴的“集中”。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俞平伯在致朱自清的信中就曾指出：短诗篇幅虽小并不容易做，它“所表现的，只有中心的一点。但这一点从千头万绪中间挑选出来”，它的艺术特点在于“集中”。对此，朱自清深表赞同：所谓短诗的短，和短篇小说的短一样，行数的少固然是一个不可缺的元素，而主要的元素即在俞平伯所谓的“集中”，不能集中的虽短，还不成诗。对表现上“集中”的短诗，朱自清明确地表示：“我喜欢这种短诗，因为它能将题材表现得更精彩些，更经济些”(《杂诗三首序》)。“精彩”和“经济”，也就是“集中”的意思。陈良运认为：“现代短诗的艺术魅力，主要是蕴含在它的意蕴之中。因其短，字句少，其意蕴就要求浓缩得更紧一些，分量就显得更重一些。”(《现代短诗的艺术魅力》)小诗因为篇章短，字句少，都是将丰厚的意蕴高度浓缩于有限的字句之内，故其表现上多为“瞬间切入”中心，使小诗成为典型的瞬间艺术。周作人在二十年代初就说过：小诗“不适于叙事，若要描写一地的景色，一时的情调，却很擅长”(见周作人一九二〇年前后译介日诗之文章)。吕进也说：“小诗的最大特征是它的瞬时性。”(《关于小诗的小札》)小诗表现片刻的体验，刹那的顿悟，一时的景观，让读者从有限中领受无限，从刹那中体悟永恒。俞平伯先生所强调的“集中”，具体落实到二十世纪短章小诗的创作实践上，便是“瞬间切入”和“高度浓缩”的表现手法。
先看“瞬间切入”。又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片刻的体验，侧重于心理和情感。徐志摩的《沙扬娜拉》一首是广为传诵的名诗：“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小诗以近乎完美的词藻音韵，摹写日本女郎告别时刻“一低头”的温柔情态和珍重再见的话语，而有千种缱绻柔情流溢于字里行间，使人血热心颤。片时分手的温情与缠绵的体验感受，在完美的诗艺表现中，定格为人貌人语人情人性的永恒美善。宗白华的《系住》仅只两行：
那含羞伏案时回眸的一瞬，永远地系住了我横流四海的放心。
异性的魅力有多大?女性的魅力有多大?羞涩的魅力有多大?美的魅力有多大?有诗《系住》为证。诗写爱情心理中片刻的体验，但瞬刻即永恒。少女含羞伏案时回眸的一瞥眼波，竟能将“我横流四海的放心”永远地“系住”，那一瞥异性的羞涩眼波，包含着怎样的勾魂摄魄的巨大征服力量呵!宗白华是“五四”一代人，那是从传统中走出的一代人，是解放了的一代人，是被外部世界的进步文明深深吸引的一代人，是放眼天下足历万国的一代人。诚如诗中所言，那一代人生着一颗“横流四海”的放逸之心，怀着一腔刷新古国、再造文明的雄奇之志，他们见多识广、目标远大，并非足不出户、见闻寡陋、胸无大志、易于就范之辈。然而这一切，在女性的羞涩之美的不可抗拒的魅力面前，都无济于事，“我”还是轻易地被媚惑，永久地被俘虏了。“一阴一阳之谓道”，异性相吸，毕竟深合天道人情呵!这首小诗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五四”一代诗人对人性的直接大胆的表现，对爱和美的崇尚，对男女之大防的礼教的蔑弃，都充分地显露在这两行纯美的诗句之中。
二是刹那的顿悟，侧重于智性的悟得。王蒙的《西藏的遐想》之五：“人/追求/生活//生活/追求/什么”。人生本无意义，人们通过对生活的追求赋予人生以意义，至此，人也就因生命的充实而不再追思了。其后果是造成了人类智性的重大遮蔽，人们总是在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情况下而欣欣然心满意足，到此为止。智者王蒙在天高地迥、宗教氛围浓郁的西藏，在生活因过度荒凉而近乎止步的地方，刹那顿悟，直逼终极地冷然一问：“生活/追求/什么”已是勘破三昧之言。徐玉诺的《夜声》：
在黑暗而且寂寞的夜间，
什么也不能看见；
只听得……杀杀杀……
时代吃着生命的声响。
《夜声》由听觉切入表现。抒情诗人摹写夜晚的声响，不外乎微风低语、虫鸣唧唧、蝉唱蛙鼓、夜莺啭啼之类，甚或能从一片清幽的月光中听见叩响银币的叮当声，无非一种良好心境与安谧环境的诗意契合。尽管据茅盾先生说：玉诺也“是个Diana(月亮神)型的梦想者”，但生活在二十世纪初兵匪横行的河南农村的徐玉诺，环境与心境都不允许他有如此妙曼的兴致。所以，在四面如漆的漫漫长夜，诗人盈耳“只听得……杀杀杀……时代吃着生命的声响”。这声响虽不悦耳，不动听，但更真实，更本质。这里表现的已不单纯是诗人“像猎人搜寻野兽一样特别灵警”的作诗“感觉”(叶圣陶《玉诺的诗》)，而是诗人对那个兵匪横行的黑暗残酷的时代的典型感受。诗人通过瞬间即逝的听觉印象，对这个吃人时代的本质真实作了深刻的揭示和典型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