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三十与十二
作者：罗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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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新时期诗歌中的任何时段、诗人和诗派都将创新作为崇尚的生命线，致力于对自身本质和品性的不懈构筑，几乎每一次新浪潮的喷发都会引起读者空前的关注和反响，这使当代诗坛出现了少有的蓬勃情境和活跃氛围，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立的艺术精神和特质。从归来诗人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与深化，朦胧诗对抒情主体人的张扬和诗歌的本质确认，到第三代诗歌对意识形态写作的反抗，90年代写作个人化话语，再到70后诗歌身体诗学的大面积崛起，女性主义诗歌对抒情空间——“自己的屋子”的寻找和出离，新时期诗歌在它短暂而辉煌的历史进程中，输送了许多宝贵的艺术经验，留下了一批优卓的精神化石。它们在清醒的语言本体意识统摄下的艺术解构与建构实验，对诗歌本体的坚守和对写作本身的探求，如意象和哲学的联姻、事态意识的强化、语言意识和语感强调的反讽的大剂量投入、叙事诗学的构筑、文体间的互动交响、多元技术的综合调适、个人化写作的张扬等，都在延续新诗先锋精神传统的同时，丰富、刷新或改写了新诗艺术表现的历史，提高了表现生活和灵魂的深厚度，耕拓和启迪了新诗可能的审美向度和走势，以一种新传统的凝结，实现了诗坛多元互补的生态平衡。
再次，以多元审美形态的并存竞荣，打破了现实主义被定于一尊的诗坛抒情格局，以文学个人化奇观的铸造，为新诗引渡出一批才华功力兼具的诗人和形质双佳的优卓文本，也为后来者设下了丰富的艺术“借鉴场”。如果说1976年（确切说是1978年）以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现实主义主打天下，那些政治和现实色彩浓郁的诗人、作品被视为主流；而进入新时期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等多元路向和风格的异质同构，则迎来了新诗史上一个繁荣的时间持续最长、美学形态最绚丽最丰富的艺术时代。正如新诗在现代时段形成了李金发的怪诞、戴望舒的凄婉、何其芳的缠绵、穆旦的沉雄、杜运燮的机智、余光中的典雅、纪弦的诙谐一样，新时期的诗坛也是千秋并举，各臻其态，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个人化立场的高度标举，更使诗坛上群星荟萃，众语喧哗，纯文学、主旋律、消费性的作品几分天下，每位诗人都有各自的位置和空间，都追逐着自己个性的“太阳”。其实，在艺术创作的问题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行轨迹，谁也不会挡谁的道儿，美学原则、文学形态共时性的良性竞争，十分有助于诗坛理想格局的形成，也正是文艺繁荣的标志。
正是在诗歌个人化的潮流中，一批应合时代与艺术双重呼唤的优秀诗人脱颖而出，一批具有丰富诗学价值与审美意义的经典被悄然确立。在我们选择的十二位诗人中舒婷、北岛、昌耀在1970年代末即已产生广泛的影响。当时出于对十七年和“文革”诗歌的逆反，诗人们按生活的本来面目表现生活，促成了现实主义精神的再生。一方面艾青、公刘、梁南等归来诗人和雷抒雁等一些现实主义诗人，说真话、抒真情，以《光的赞歌》、《小草在歌唱》等优秀诗歌，显示了现实主义诗歌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朦胧诗高扬主体个性，以忧患意识的凸现与抒情主体“我”之回归，恢复了诗歌情感哲学的生命，以意象思维恢复诗的情思哲学生命，以象征为中心，引进意识流、蒙太奇手法，探掘语言潜能，孕育出朦胧蕴藉的审美品格，实现了现代主义的一次辉煌定格。
浸满自传性色彩的舒婷，骨子里透着浪漫主义气息，对理想的追求对追求中的心理矛盾，经她细腻灵性的梳理便转化成美丽的忧伤，深情优雅，清幽柔婉。《神女峰》在承继爱的独立思想基础上，呼唤灵肉一体的现代爱情，煽动对男权的背叛，其从男权社会“离析”后的绮丽、温柔、婉约的力量，对美、艺术与优雅的张扬，都获得了引起读者共振的心理基础。与深情的舒婷、机智的顾城相比，北岛更像冷峻的兄长，他缺少婉约与缠绵，而善做冷静诡奇的哲学思辨与象征思维，沉雄傲岸，《结局或开始》就是真诚地为人性与爱招魂，呼唤人心与人心的对话，灵魂与灵魂的接近，呼唤恐怖消失，呼唤笑容与安宁的回归，这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而是对人性、自由与爱的神往，其思想的深邃和力度，意象的峭拔与独创，新诗史上几乎鲜有出其右者。而昌耀则是与朦胧诗同步产生影响的“西部诗派”的重镇。当时在诗坛旋起男性风暴的西部诗歌，以其固有的旷达与雄浑制衡着诗坛向沉郁哀婉品格的倾斜。和杨牧的豪迈奔放，周涛的沉雄潇洒，章德益的恢宏奇诡相比，远在青海的昌耀在让人感受西部审美理想的近似性同时，更触摸到了西部悲凉凝重却又向上奔突的精神内核，《内陆高迥》《慈航》《划呀，划呀，父亲们》等诗篇，都在雄奇的自然和生命体验之间寻找抒情机缘点，以开阔而沧桑的地域意识和博大生命视角的融汇，愈加平和浑厚，具有一种哲学的深邃和知性风骨，其思想的深刻度和艺术的感染力均超出当时现实主义诗歌的等高线。
海子、于坚、韩东、李亚伟、西川和王家新等诗人，是在1980年代中后期及1990年代初开始载誉诗坛的。和新时期之初的朦胧诗、归来派、边塞诗、学院诗几分天下，诗坛审美流向和线索的清晰可鉴辨相比，1980年代中期之后诗坛的明显特征，就是诗歌写作日益流派化、社团化甚至运动化，仅第三代诗里就有几百家无法胜数的诗歌流派与社团，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了。它以对现代主义倾向的“反叛”赢得了“后现代”特征，反文化，反英雄，反崇高，反意象，竭力从日常立场出发，张扬生命意识，展示平民个体的下意识、潜意识，展示生存本质的孤独、荒诞、丑陋、死亡与性意识一类悲剧性宿命体验，在把诗引向真正人的道路的同时，也消解了崇高；在抒情策略上由意象艺术向事态结构转移，通过“反诗”(或曰不变形诗)的冷抒情、语言还原和语感等手段，呈现生命状态，吹送出一股对抗优雅的俗美的信风，审美情调渐趋俏皮幽默，在艺术形式上比朦胧诗有更多的拓展。
跨越第三代诗和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海子，置身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此在”尘世氛围，却执意地追寻“彼在”终极世界，在创作中关注生命存在本身，以对生命、爱情、生殖死亡等基本主题及其存在语境庄稼、植物及一切自然之象的捕捉，在贫瘠的诗歌语境里寻找神性踪迹，挽留住了浪漫主义在20世纪的最后一抹余晖。《春天，十个海子》在攫取和麦地这个“词根”同样重要的语象粮食同时，弥漫着他诗中惯有的灵魂痛苦和死亡意识，其“死而复活”的浪漫奇思，死后幻象的越轨创造，死亡感觉的大胆虚拟，乃异想天开的神来之笔，那种幻象理论的运行，使诗的暗指多于实叙，有形象大于思想的朦胧理趣，在不羁的跃动中以实有和虚拟的交错增加了诗的妩媚。第三代时期的于坚堪称平民化、口语化的典型代表。他对俗事俗物凝眸，对平淡的生活絮絮叨叨，用口语书写昆明为模型的都市街道、社区场景中小人物的平民生活，有点新写实小说味道，《尚义街六号》具有充满情节性的叙述特征，现场感极强，在事件、事象、事态构成的具象性挤压下，玄奥的意义与语言的意指、能指渐趋消失，直接呈现生活的语符移动，统一了写诗和说话的节奏，隐喻和想象的放逐，消除了主体意志对客体世界的干预和扩张，客观之至。其叙述性的追求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作为《他们》刊物的实际主编、流派的“灵魂”和领袖韩东，虽然后来转到小说写作现场，但始终诗性浓郁。他那些世俗化和口语化色彩强烈的诗歌，关注生存状况和世界的流转，艺术上拒绝深度、夸张、矫饰与象征，讲究情感的节制和分寸感，朴质却具有“直指人心的语言魔力”。《有关大雁塔》以淡漠的姿态指向文化的神秘与不可知，掏空了朦胧诗那种英雄、贵族之气，进入了宁静地品味生命原生态本身的境地，有一定的反讽意味，它以不事雕琢的口语摒弃个别词语的表现力，有不可句摘的总体效果。李亚伟是越发经过沉淀越发显示出重要性的那种诗人，他的《中文系》貌似幽默而荒诞，但在滑稽的外衣下面却隐藏着一些严肃的内涵，透过其对文化与自我的亵渎嘲讽造成的可笑效果，读者不难看到当代大学生玩世不恭、厌倦灰颓式的相对怀疑精神，感受到诗人对高校封闭保守的教学方式、以述而不作治学方式为特征的超稳定型文化传统的嘲弄与批评。其在崇高与优美之外的戏谑品格，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和风度，不仅改变了诗的生硬面孔，甚至成为影响1990年代诗歌的一种艺术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