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三十与十二
作者：罗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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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三十与十二》这个题目，脑海里首先浮现出十多年前的“文学大师排行榜”事件。1994年，北京师范大学的王一川、张同道两位先生为海南出版社编辑了一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他们完全是秉承一种审美标准，对20世纪文学史上的大师重新进行认定。没想到它在文学界引发了那么强烈的震动，极力赞成者很多，断然否定者也不在少数。其实，当人们回望当时的历史瞬间时就会发现，那次所谓的事件乃是一次比较专业的筛选，它之所以让某些人感到“吃惊”和“不舒服”，不外乎是它对有关作家、诗人定见的实质性颠覆，刺痛了他们超稳定的文学“传统”神经而已。
那么今天我们从新时期三十年浩如烟海的诗歌文本中，抽取出十二首诗进行专业性的赏评，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也属于一种冒险的行为？为什么偏偏是三十年？又为什么只推出十二首诗？“胜出”的何以是这十二位诗人而不是其他的写作者？……面临诸多可能出现的质疑与拷问，首先必须申明：《名作欣赏》杂志开设这个栏目的出发点，绝非哗众取宠，以之吸引读者的眼球，也不是为当代诗歌史上的诗人们简单地排定座次，因为文学创作异于拳击比赛，诗人或作品之间有时原本就没有可比性，大河奔腾是一种美，小溪潺潺同样也是一种美；我们的目的仅仅是希求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为确立当代诗歌经典、解读当代诗歌文本、把握当代诗歌规律、推进当代诗歌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寻找一种恰适的途径而已。
至于把“三十”与“十二”拷合、排列在一起，对时段与数量如此进行裁定，更多是出于文学经典化的深细考虑。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在文章中提到，一个时代诗歌繁荣与否的标志是看其有没有相对稳定的偶像时期和天才代表，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个时代的诗歌就是繁荣的，如果缺少偶像和天才的“太阳”，即便诗坛再怎样群星闪烁恐怕也会显得苍白无力。事实上，整个人类诗歌的辉煌历史，归根结底即是靠重要的诗人和诗作连缀、织就而成；因此，无论在任何时代，经典的筛选和确立对诗歌的创作及繁荣都是至关重要的。而大凡能够称得起“太阳”的诗人，绝不是那种声名很大但却不具备文学本身价值的写作者；他（她）们必须是诗歌经典的创造者，是凭借优秀的文本，一点一点地铺垫成功的基石，最终支撑起自己的文学天空的。
说起经典，窃以为虽然经典的确立标准姚黄魏紫、仁智各见，同时经典又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与流动性，在不同的时代和读者那里会有不同的经典，所以罗兰•巴特认为历史叙述有时就是想象力的产物，在诗歌史的书写中，主体的意识和判断在经典的建构方面自然会有所渗透或彰显；但是能够介入现实良心、产生轰动效应，或者影响了当时的写作方向和风气，可以被视为那个时代诗坛的拳头作品者即是经典。
也就是说，经典的确立需要历史主义的态度和立场，经典的确定是不宜在短期内进行，它的产生必须经过时间的沉淀，只有读者与文学作品之间拉开必要的时间、空间乃至心理上的距离之后，再冷静客观地观照，真正的经典才会“尘埃落定”；对每首诗的评价都应该把它放在当时特定的文学和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而不能完全用当下的经典标准去苛求。除此之外，一首诗的优秀与否更要注意从审美维度出发去评判和裁决。具体说来，首先它要以意象说话。直抒胸臆不是绝对写不出好诗，但诗歌的本性决定它应该借助意象之间的组合与转换来完成诗意的传达，好诗的意象本身具有原创、鲜活的特点；或者寻求意象与象征的联系，表现出一定的朦胧美，如果意象的创造能够做到隐显适度，和古典的意境传统相吻合，就更为理想。其次它能发掘语言的潜能，突破用词、语法和修辞方面的规范，以对语言自觉性与修饰性的重视，扩大语言的张力，使熟悉的语言给人以陌生的感觉，如通感、远取譬和虚实镶嵌等手法的运用等等；也可以走返璞归真的路数，挣脱修饰性的枷锁，还语言纯净的本色，平朴干脆，单纯简隽。再次它既要感人肺腑，这是一般的要求；更要启人心智，具备思想、智慧和理性的因子，或者说有诗情智化的倾向，因为诗歌从本质上讲它不仅仅是一种情感，一种思想，而是主客契合的情感哲学。只是它的理意表达应该通过非逻辑的诗之道路产生，和情绪合为一体，还原为感觉凝进意象，或在内情与外物结合的瞬间直觉顿悟式地溶入，在意象的推进中隐伏着情绪的流动，在情绪的流动中凸现思想的筋骨，达到形象、思想、情绪三位一体的重合。当然我所说的好诗标准是由多元因素合成的，一首诗如果能获得其中的一维因素已经不易，要兼具多种优长就绝对堪称经典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期诗歌尤其是当代诗歌，已经进入该提取自己经典的时候了。常言道，“五十而知天命”，进入知天命之年的人大多都会有一种清醒自知的状态；“三十而立”，进入而立之年的人也应该显现出一派成熟的气象；而不知不觉间已有三十年历史和艺术积累的新时期诗歌，理应回顾走过的道路，总结成败得失，从而确立自己的传统和经典。
不可否认，新时期诗歌时至目前仍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流动的历史形态，其易动善变，幻化多端，纵向上各时段之间艺术追求的矛盾与冲突性，横向里各种诗人、诗群、诗艺的斑斓繁复、多元混杂，都使其存在着难以归纳、整合的不确定和不稳定性；并且新时期诗歌生气四溢的另一面是诗人们的心浮气躁，思想和艺术的实验也消泯了许多优秀的传统因子，特别是此间的生态环境决定了诗歌日趋远离社会文化的主流与中心，走向了边缘化，经典与大师不多。但是，新时期诗歌仍然是新时期文学中艺术成就最高的文体，它对自身品质的打造，对时代、心灵和文坛的影响，以及它自身艰难拓进的繁荣历程，都是清晰可辨的。
和十七年诗歌、“文革”时期的诗歌比较，新时期的诗歌的变化显豁而巨大。在这三十年里，诗歌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在老牌的《诗刊》《星星》的基础上又相继问世了《诗潮》《诗林》《诗歌月刊》《黄河诗报》《绿风》《扬子江诗刊》《诗选刊》《诗刊》下半月刊等等，到了新世纪民刊的迅猛生长，和网络诗歌的空前升温，更使新世纪的诗坛活力倍增；作品的创作数量呈几何倍数攀升，据统计至今每年生产的作品总和可以同《全唐诗》50000首的数量相媲美；诗歌写作队伍愈发壮观，现在依然是老一代雄风不减，朦胧诗人余晖仍在，第三代诗人势头正健，知识分子和学院派沉稳前行，民间口语化阵营日趋热闹，中间代集体登场亮相，陆续加盟、崭露头角的70后、80后来势凶猛，诗人们已远不止“四世同堂”了。
如果说上述的一切尚属于表征范畴，不足以证明新时期诗歌的繁荣；那么下面一系列的深层脉动则充分体现了新时期诗歌的繁荣。
首先，诗人们确立了一种诗歌精神，那就是坚持诗歌内视点的艺术本质，以人性与心灵为书写对象；同时执著于人间烟火，进一步寻找诗歌介入现实的有效途径，从而使他们心灵走过道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历史、现实走过的道路折射，保证新时期诗歌既为诗人们保留了一份份鲜活、绚烂的情思档案，而众多情思档案的聚合、连缀，则是从另一个向度上完成了对时代、现实的心灵历史的重塑。当初朦胧诗、归来诗群那种怀疑、感伤、沉思、追求的思想轨迹，即契合了时代心灵的发展进程，深刻积极地表现了人与现实，那一系列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反抗英雄、普度众生的救世主似的形象塑造自不待言，即便是低音区的情思吟唱，充斥的也是理想的痛苦与英雄的孤独，在悲怆中凸现着向上的力度。第三代诗的生命意识革命和感性精灵的释放，在朦胧诗对人类本质的社会属性恢复外，实现了对人的心理和生理另外两种属性的回归，还原了人类更现代、更自由的世俗本质。进入1990年代后，和网络写作的伦理下移走向相反，诗人们有策略地“及物”与“深入当代”，注意在日常生活中表现生存的境遇和感受，以经自身把握处理“此在”处境和经验的立场，去规避乌托邦和宏大叙事，提高了诗歌处理现实和时代语境的能力。就是70后的创作，也因生命和肉体本然态的开释，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诗歌的世俗性活力。也就是说，不论是在哪一个时段，还是哪一个诗群，虽然不乏一些纯粹的“小众”、一己心灵波澜的咀嚼，但多数诗歌都能在心灵和现实、时代之间寻找恰切的抒情位置，为解决现代人心灵生活的“失调”、紧张做出自己的努力；同时让诗歌秉承着一种艺术良知。越到后来这种倾向越发强化，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深入底层和平民的打工诗歌、乡土诗歌、“地震诗歌”，那种对普通生活、心灵细节的具象抚摸，那种深挚的人道情怀，都传递着这种可贵的精神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