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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中国教学论研究:反思、对话与回归

作者:王慧霞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2005年,中国教学论研究的主题可以概括为:在反思和对话中回归自身传统。教学论研究者们在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与整合中提出和探讨了一些具有生长点意义的问题,对多元背景下教学论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对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澄清,并提出在新形势下教学论的发展趋向。
  [关键词]教学论,反思,对话,回归,学科范式。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634(2007)01-0024-05
  2005年,中国教学论研究的主题可以概括为:在反思和对话中回归自身传统。关于中国教学论学科范式的反思近几年在中国教学论领域掀起研究热潮,2005年这一论题仍然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学术兴趣,并有进一步的推进。主要表现为:
  1)与前两年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与讨论持负面甚至拒斥的态度不同,现在学者们大都承认这一问题是教学论学科建设中的基础性和前提性问题,不能作为一个“伪问题”等闲视之,如果能够把讨论中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时代性和主体性诉求落实到今后的中国教学论研究的可操作的层面中去,将会对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有正面意义;
  2)教学论研究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对旧范式的反思,而是开始尝试中国教学论研究的新的书写方式。如有的学者针对既有的中国教学论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化约主义倾向,强调要充分尊重教学实践中的歧义性与丰富性,并提出要直接面对教学中的生活世界,从活生生的生活世界中和生活经验中挖掘未经明言而隐含其中的教学思想及其观念,进行有深度的上位反思;
  3)一些学者尤其是从事基本理论研究的学者,对用“以西释中”即用西方教育教学理论来指导中国的教育改革提出批评,他们强调现代化与民族化相结合的方向与道路始终是中国教学论发展的主流,不能简单地说它是在西方教育教学理念指导下的产物,始终没有摆脱“以西释中”的模式。中国传统教学论有其自身不可否认的落后性和保守性,用先进理念指导和改造中国传统教学论,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的现实选择,不能借口中国教育文化的特殊性而拒绝西方先进理念的指导和改造;
  4)关于中国教学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反思的问题,进一步融入国际学术视野。在一些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上,这一问题屡屡成为争论的焦点。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指出,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其实多少是在美国、甚至包括日本教育的流行话语中进行的,因为它声称的“本土化”问题和去精英化的生活世界观念,成功地获得了西方当前流行的所谓“叙事研究”的典范支持。因此,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必须纳入到中国和世界教学论研究范式转移的脉络中,才可以获得比较明确的了解。尤其必须要注意的是,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研究方法和范式的转向并不能简单移植到中国的教育教学语境中加以套用。
  关于中国教学论与西方教学论开展多元对话,融会贯通,以创建当代中国教学论新形态的问题,是近些年中国教学论工作者共同努力的方向。其在2005年的新态势表现为:
  1)通过对话扩大交流、创造共识的观念获得更加广泛的认可。教育界内部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理论方向之间,正在打破多年来人为设立的各种藩篱,逐步形成一种相互宽容、平等讨论的关系。许多学者不再简单地按照本学科的思维模式来理解和考虑在新形式下的教育教学问题,而是更加倾向于从不同理论立场、不同价值观念的角度,来寻求积极的理论交锋和对话,并在对话中发出更加富有创建的声音,实现中国教学论的现代转型;
  2)在全球化和世界化交往的条件下,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国际教学论发展的动向,积极寻求国际对话,在世界范围内的教育领域中显示出中国教学论研究的特色与实力。有学者强调,我们与西方教学论的对话,不能够仅仅停留与被动的吸收和借鉴,只有当我们也能够提出和进入真正的问题域时,我们才能真正吸纳和消化西方教育理论。因此我们要努力以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为“窗子”和“镜子”,建立起自己的教学论话语体系和理论基础;
  3)中国教学论与其他教学理论的对话,必须面向我们自己的问题,表达中国人自己的体验和希望。在中国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教学实践的变化要求原有的教学理论要关注现实,不能“闭门造车”,对现实情景充耳不闻。通过对话增加理解、扩展视野是必要的,但却不能接受某种唯一的理论教条。准确地把握当今教育教学的实际问题,找回教学论的思想活力。
  中国教学论在与其他理论的对话和对自身研究范式的反思中,一直涌动着一股强劲的回归生活的暗流。
  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教学论的研究一方面由于学术研究自身的连续性,依然沿袭了前几年的某些重要话题,并力图使之向纵深推进;另一方面,又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和学术研究的进展,提出和探讨了一些具有生长点意义的新问题。
  
  1教学论的研究方法:“文献研究”与“实践研究”
  
  认识世界、解决问题,一刻也离不开方法。“对探求真理方法的热爱,应胜于对真理本身的迷恋”。这句名言揭示了方法对人类的重要意义。很显然,对于以方法为其研究对象的方法论的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现代科学方法论认为:一般意义上的方法论是关于科学认识活动的体系、形式和方式的原理的学说,也可以说就是有关探讨科学研究活动的规律性与逼近真理的有效规则的学问。其中科学研究活动的规律性包括诸如程序、模式、手段等问题,逼近真理的有效规则包括科学研究活动的指导思想与研究者的思维方式等问题。同理,作为一种个别学科科学方法论的教育学方法论,我们则可以把它理解为研究教育学科学研究活动的规律性与逼近教育学真理的有效规则的学问。其中教育科学研究活动自身的规律包含着教育科学研究活动的基本程序、主要模式以及基本手段,逼近教育科学真理的有效规则包含着教育科学研究活动的主要指导思想、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研究者有效的思维方式等。在现实的科学研究中,笔者认为,方法论所包括的科学研究活动的规律性与逼近真理的有效规则两个层面,最为关键的是科学研究活动中的“认识手段”,即研究人员研究问题的指导思想、思维方式以及方法。这一问题的解决,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在研究过程中进行“聚焦”研究与思考,使自己的研究思路更加清晰、研究的技术线路更加合理,更容易逼近科学的真理。从教育科学的研究来看,研究与探索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重在解决教育学科学研究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与思维方式,以便争取迈好教育学走向科学化与现代化的第一步。
  尽管教育学方法论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我国教育理论界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研究之外,我们还应当看到,我国教育理论界在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上还长期受着两个方面的严重影响。第一个方面是我国儒家学者“经学”治学传统方法以及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中体西用”机械治学方法的束缚。回顾我国教育学发展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我国教育理论界长期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崇古者采用的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经学治学方法与模式,官云亦云,人云亦云,依傍权威,拘泥经典,重思辩轻实验,许多研究很少深入到具体实际工作中去观察和讨论问题,也很少走出象牙塔或跃升于各种教育典籍之上。
  20世纪80年代,我国教学论领域展开了对研究方法的讨论。王策三教授提出:“要在克服简单化的斗争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要研究事实、充分占有资料,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要重视开展教学实验”、“应该肯定推论-验证,把它做为教学论的研究方法之一”、“要认真提高直接教学经验的水平”、“正确实行古今中外法”等。吴也显教授在其编著的《教学论新编》中也提出,“从历史的角度研究问题”、“从经验的角度研究问题”、“从比较的角度研究问题”、“从理论的角度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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