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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这部小说对过去充满了浪漫的色彩。就在此书发表一年之后，埃德华·贝拉米（1850－1898）出版了一本书，激起世人对鸟托邦的兴趣，并更深信乌托邦的进步意义。此书名为：《回顾：2000－1887）（1888）；两年之内印了30万册。几乎人人读这本书，谈论这本书；也有人作了认真的努力，试图把书中描述的想象中的社会变成现实。当时就成立了150个国家主义者的俱乐部，最后合并成一个国家主义的政党，并出版了《国家主义者与新国家》的杂志。
《回顾》一书中，那些理想主义的说教被裹上了故事的外衣，但小说也颇有悬念，吸引成千上万的读者去读那些说教的内容，因为他们渴望知道小说主人公的命运。主人公名叫朱利安·韦斯特，他睡了一个多世纪，醒来后却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是一个人人过着体面生活而又充满科学奇迹的时代。故事结尾是，主人公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在乌托邦社会的一番经历只不过是一场梦境而已：朱利安·韦斯特醒来发现，他是在做梦，但使他睡不安稳的梦是，他醒来时仍在令他厌恶的过去。这种对传统的失望情感的倒叙手法，是贝拉米巧妙的写作手法和灵感。
在美国，乌托邦文学的兴起比较晚了。威廉·迪安·豪厄尔斯（1837－1920）自已是一位乌托邦作家，以《利他乡来的游客》（1894）一书著称于世。他认为，美国乌托邦文学之所以起步较晚，是与向西部开拓新疆域有关。那些对现实不满的人向西部开拓，但从19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末，开拓新疆域的活动基本结束，人们开始关注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豪厄尔斯说：
如果一个人失业了，他就设法找其他活干；如果一个人经商失败，他就改行重头干起；而如果一个人失业了，经商又失败了，他就到西部去，抢先占有一块公地，然后，随着国家的兴盛他也发财致富。现在，国家兴盛了，公地也没有了，各种行业也已人满为患，再想找其他事干又没有本事。为生活而斗争的方式改变了，原来的自由奋斗受到了制约，原来的自由斗士现在却陷入了有组织的劳动力和有组织的资本的两头夹攻的境地。
自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之后，政治上的重新组合是乌托邦著作兴起的原因之一。在贝拉米的著作中，对乌托邦的思想并没有什么新的贡献。贝拉米的鸟托邦是一种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当然，在他自己时代，人们并不把他看作是社会主义者。但是，《回顾》一书给乌托邦思想带来了一个新的概念，这就是未来的概念：这种理想的社会不是存在在没有的地方，而是存在在未来。这给每个人以一种向往，也是一种新的现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开拓疆域的结束给人类一个新的疆域——未来。而在未来，有另一种前途，是一种新的前途，那就是科学可帮助人类进入一个富裕的新世界
几年前，英国的作家也经历着同样的过程。埃德华·布尔沃·利顿（1803－1873）出版了一部乌托邦小说，名为《未来的种族》（1871）。小说描写叫作弗里尔·耶的地下种族。因为他们使用一种能穿透一切的电，叫做“弗里尔”（这使人想起英国的一种饮料叫“鲍弗里尔”，即浓缩牛肉汁），他们进化成一个智慧和感情方面都十分优越的民族。但有些布尔沃·利顿同时代的作家不同意他关于科学会给人类带来益处的观点。
塞缪尔·勃特勒（1835－1902）在乌托邦游记小说《埃瑞洪》（1872）中，把他的乌托邦社会放在新西兰的腹地；在那个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里，人们不再使用机器，因为机器也会进化，产生意识，而最终会奴役人类。威廉·享利·哈得孙（1841－1922），美国博物学家和作家，写了一部乌托邦小说《水晶时代》（1887），小说描写在未来社会中，英国人穿着古代罗马市民穿的那种宽松的托加袍，用手工工具耕地。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诗人、画家、工艺美术家，在散文《乌有乡消息》（1890）中，也主张破坏机器。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期的科幻小说对科学抱有悲观主义的观点。但后来，深受费边社会主义者①的影响。威尔斯曾经说：“费边社会主义者使我改变了方向，把我从成功的、仅，仅从事文学创作的生涯，改变成一个活跃的费边主义者。”从此，他开始写了许多宣传乌托邦的小说。在他的乌托邦社会里，科学家和工程师成了主宰，社会中充满了科学的奇迹，机器获得广泛的应用。但这样的社会的到来，往往是由于一场可怕的战争的干预，就像他帮助写成的经典电影剧本《未来世界》（1936）中所表现的那样。与此相反，威尔斯早期的科幻小说《当沉睡者醒来》（1899）中，其情节不仅运用了贝拉米的手法，而且，很可能是对贝拉米的想象所作出的反响。在这部小说中，未来科学的进步被一小群暴君所阻碍，他们把穷人强迫拉入“劳动公司”。
【① 1884年在英国成立了费边社，费边主义者主张用缓慢渐进的改革方法实现社会主义。】
部分是对贝拉米作品所作出的反响，主要是对威尔斯后期宣传说所作出的反响，一个新的文学样式发展起来了；这就是反乌托邦小说（“反乌托邦”，又译“反面乌托邦”。在英语里，该词有“坏地方”之意）。首先是埃德华·摩根·福斯特（1879－1970），美国散文家和小说家，他写了《机器停止了》；接着是伊夫杰尼·扎米亚京（1884－1937），前苏联作家，他的反乌托邦小说是《我们》，至美籍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1894－1963）的《美丽的新世界》和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1903－1950）的《一九八四》达到了高潮。
在本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科幻杂志里，充斥着关于未来乌托邦社会的小说。在这些乌托邦社会里，科学技术消灭了匮乏和贫困；明智的法律消灭了暴君。当然，在这期间，也出现了不少反乌托邦小说。弗雷德里克·波尔和西里尔·科思布卢斯合著的《宇宙商人》（1953）把充分发展成熟的反乌托邦小说引进了科幻杂志，并且运用了科幻小说的特点，把貌似真实的论点作了充分的强调。今天，反乌托邦的观点仍然十分盛行。也许，这是两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直接后果，也许是美目的武器试验和在处理亚洲问题上歉疚，使整整一代年轻人的希望幻灭了，并给社会注入了一种新的反社会情绪。
贝拉米的乌托邦观念，在一部分当代科幻小说家中仍时有表现，至少是作为一种哲学思想的背景得以表现。这在美国作家麦克。雷诺兹（1917－1983）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出版了一本也名为《回顾》的小说；他最近承认深受贝拉米的影响。反乌托思想当今盛行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对2000年的向往。
（郭建中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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