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飘泊之舟
作者：从维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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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人性选择的十字路口，一直在男儿国为囚的他，确实在一度时间内有所徘徊，他捧起她的下巴颏看了看，还是个稚嫩的女娃儿，知识分子的良知告诉他，若是侵犯了这个苦命的女娃，他将一生不得安宁。于是，他把她搀了起来，为她拍拍裤子上的尘土，对她说道：“按年龄算，我可以当你爸爸了，我不能干泯灭良心的事。我救不了你的那些姐妹，但我可以送你离开新疆，你爸妈正在家里等你回四川哩!”第二天，张志华为这个小姑娘买了一张火车票，亲自把她送上了火车。那川妹子，哭得泪人一般，连连地喊他“干爹”。张志华目送火车离开车站自己的泪水也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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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浪人张志华的生命传奇之一。记得，这段凄美的故事，是我们在凤河边上种树时他讲的。当时。我俩面对面地挖着同一个树坑，大概是怕我笑他眼中含着的泪水，讲到这儿他回过了身子。我用欢快的语言驱散他心头的忧伤说：“你先到凤河里洗洗脸吧，省得让同号看出来，说你‘男儿有泪也轻弹’。”他当真去了，蹲在河边用手捧了几捧水，洗他那张洗不净的脸去了。
本来，我以为他的浪人传奇，到此已然结束了，没曾料到的是，这只是他浪迹天涯生活的一个部分。当天晚上，他又来了一个出人意料之举：那是我半夜上厕所回来，发现他的被窝里似乎透出一线幽光。最初，我以为是院子里灯光的反射，仔细看去光源来自他的被窝，他面朝墙壁似乎正在干着什么勾当。我出于好奇，猛然掀开了他被子的一角。他惊愕地把头伸出被子，看见是我，才长出了一口气说：“吓了我一跳，我以为是队长查房来了呢!”
我问他：“你在干什么反革命行为?”
他示意我不要出声，然后掀开了他的被子。我看见了。原来他打着手电，正在被窝里往一个本本上写着什么东西。记得，当时尽管我们压低说话的声音，但还是把我们炕上的近邻郭锷权惊醒了。他说：“半夜三更的不睡，还被子掀开着。是耗子钻进被窝里了，还是你们在搞同性恋?”郭说的虽然是玩笑话，却提示了我们生存的环境——这儿是大墙里的监号。如果一旦有好事之徒，把张志华夜间不睡觉、躲在被窝里写东西之举告密，他就是有八张嘴，也是难以说清楚的。因而，我俩立刻钻进各自的被窝，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以求平安无事。
第二天的活儿还是在凤河边上栽树，我询问他写些什么。
他说：“我是性情中人，昨天对你讲了流浪的往事，夜里怎么也难以入睡，便想记载下来。”
“何必那么着急?又不是第二天就送你到刑场!”
“你笔头子比我快，不能让你先偷了去!”他调侃地回答我。
“哎呀!我的文学梦早就死了，我的北大秀才，愿你好梦长存。”
他说：“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万一将来我得了什么怪病或出了工伤什么的，成了植物人，我的这段浪人历史就化成宇宙间的一缕云烟了。对不?”
我立刻制止他再说下去。因为在劳改队里，自我咀咒的寓言，在有些人身上常常鬼使神差地弄假成真。在渤海之滨的茶淀农场劳改时，有一天，几个老“右”到一个名叫“586”的地方去割芦苇(1958年6月开始使用的犯人墓地)。一个来自钢铁学院的老“右”，在劳动间隙，坐在一个坟头旁边，自我许愿地说：如果有一天，我倒在这块土地上。烦劳各位把我葬在这儿。这儿地势高，可以看见你们来这儿干活，听你们南腔北调地齐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的歌，让我在地下与你们一起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结果不到半年时间，他因饥饿而得了浮肿病，从腿部肿起一直肿到肚脐之上，当真到这坟场来报到了。虽然同类们把他葬到了他自选的芦花荡的制高点。但给活着的老“右”，留下了千万不要自我诅咒的典故。
“你是不是怕我的预言成真?你放心，当过流浪汉的人，等于孙悟空过了火焰山，命硬得像淬过火的金钢石!”聪明过人的张志华，似乎揣摸出我的心思，对我表白心声说，“你想听我后半截的浪人生活吗?那是我精神上淬火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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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华经历了四川女娃的事件之后，觉得新疆也非一片净土——虽然那儿地旷人稀，天山常年头戴银冠。
倒运了几趟火石，身上也有些钱了，他想回家看看。他首行的目标，依然是广州，他想从那儿回福建老家。之所以如此，因为那儿的几家临街小店与他都混熟了，只知道他是贩卖火石的贩子，没有人会想到他是个隐形于社会的逃犯。出于那个四川女孩的刺激，他联想起在上大学时曾与他有过交往的一个同系女同学，她的名字叫林昭(即在监狱里一直上书，后来被枪决于“文革”年代，死前在狱衣上，用鲜血写了个大大冤字的人。进入历史新时期之后，她与在“文革”中被割去舌头，仍然反抗“文革”暴政、后被枪杀于刑场的张志新齐名)。张志华渴望能去上海见她一面(当时她尚未入狱，在街道监督改造)，便乘火车先到了上海。他当真如愿以偿了，但是让他汗颜的是，张志华自以为破茧而出地逃出大墙。已然是他的个人信念的胜利，但林昭对此却不以为然。
借着夜幕。在林昭住家的巷口，他们除了叙旧之外，他与她留下这样几句简短的历史对话：
“你觉得你真正自由了吗?”林昭问他。
“当然没有，走到哪儿都提心吊胆的，但比那些安心于在电网里为囚的老‘右’，算是半个自由人吧。”
“这么说，我没有折进大墙。是不是个真正的自由人了?”
张志华一时语塞——他没想到她会提出如此尖锐的问题。他很想就这个问题与她深谈下去，但是两个被打入另册的社会“黑人”，不可能在街头长谈。在临别时，林昭向他述说自己直面人生的态度：“1957年的反‘右’，丢开我们被管制起来的知识分子不说。就拿躲过这一关、留在社会上继续工作的知识分子来说，有多少人从此成为失声的哑巴了?又有多少诚实的人。从‘傻兔’变成了‘狡兔’?你也可以算是变形的‘狡兔’之一了。我既不想当哑巴，更不想当‘狡兔’，我一直在上书申冤。既为自己，更为别人——说到底，是为了中国的民主和自由!”
与林昭匆匆的一面，对张志华的影响极深。他觉得自己不过是一叶无根的随水浮萍，而她心中的根却扎在中国的血脉之中。相形之下，自感惭愧不如。因而在后半截流浪生涯中。他少了“自由鸟”的愉快，多了几许对国事的忧伤。他是带着这种惆怅从广州转道去闽南的，但还没踏上家乡的土地，县城里的一个亲友就对他进行了劝说，说是方圆几十里，都知道这儿考上北大的张“凤凰”，当了反革命后逃出牢房了，北京劳改机构有文字材料下达到了县、乡政府。
张志华的梦里相思，顿时化为泡影，他揣着一颗沮丧之心，重返广州。为了却对故土和亲人的思念，他买了两块手表，通过邮局寄给了亲人。以表示自己不忘父母的养育之恩，并间接告知家中他还活在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