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要回忆了吧
何必活在痛苦的记忆里？不去想，就是活下去的方法！
年轻时，做过五年电视记者，主持了许多节目，也获得不少掌声，却总难忘记一件糗事。
那是访问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的一个特别节目，由我制作、主持。
马思聪到台湾，当时真是新闻焦点，接下这个节目，我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能独挑大梁，紧张的是节目要现场播出。
一个小时的特别节目，除了马思聪演奏几曲，剩下的全是访问。
事先阅读了马思聪的各种资料，我拟出了自认为最精彩的题目，并且预估了马思聪可能作答的时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节目的进度控制好，也才能适时上广告。
所有的题目中，最重要的一个，是请马思聪回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遭遇。
我相信，这是观众最希望听的，也应该是内容最精彩的。当然，更是马思聪最有得说的。
时间长度？最少十五分钟！说完，就上广告！
节目准时播出了，经过前面一段寒暄，我提出那最重要的题目：
“马先生！经过这么多年的海外流离，您是不是能回忆一下‘文化大革命’时的遭遇？”
马先生居然淡淡一笑：
“事情都过去了！不要回忆了吧！”
我怔住了，全摄影棚的人都怔住了，空气凝固了！原本算好十五分钟的答案，只用五秒钟就答完了。任我怎么追问，马思聪就是那句话——
“不要回忆了吧！”
多年来，我一直把这件糗事挂在心上，觉得马思聪是怕涉及政治，而刻意逃避。
直到最近。
《 辛德勒的名单 》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之后，纽约电视台制作了两小时的专辑。
专辑里播出了当年屠杀犹太人的瓦斯毒气室。天花板上悬着一条条管子，管子下端是“喷头”。
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有大人，也有孩子，被骗说传染病流行，而剪短头发、脱光衣服，排着队进去。
然后一群群抱在一起，尖叫着死去，再一堆堆被拖出来。
记录片里，是高高的焚尸炉烟囱，死去的活人和“活着的死人”。
许多孩子伸出细细的手臂，上面刺着号码。
许多人像是木乃伊般，摇摆地走着。
专辑里也访问了幸存的人。
记者问：“请你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
其中一位，居然淡淡一笑：
“不要回忆了吧！”
他是一位知名的摄影师，专辑里拍了他的近作，都是色彩华丽、充满幻想的画面。记者很不解地评论：
“真不知道，为什么那些痛苦的记忆，完全没有进入他的作品？”
倒是另一位幸存者说得好：
“何必活在痛苦的记忆里？不去想，就是活下去的方法！”
我突然发现，他们跟马思聪是多么相似。
想起我二姨说过的话。
“你二姨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抓进去，每次我去看他，都劝他嘴软一点，认个错，不要想得太多。结果，那些不去想以前的人，都熬过来了，你姨父却死在里面。”深深叹口气，“他没办法不去想以前呀！”
也记起在巷口摆水果摊的伯伯。总跟我父亲说当年怎么穿着睡衣跳上墙头，看土匪冲进他的家门。
我很小，却能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他形容自己的身手矫健，使我佩服极了，想像他是会轻功的武林高手。
只是，三十年过去，再回到那条街上。
景观全变了，他的小竹棚，改建成了楼房。水果摊收了，靠租金过日子。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常提起您，说您是日本留学的铁路局长，家里的产业。”
“不要回忆了吧！”他挥挥手，抬起眉头，眯着眼，吐着烟圈，看着街上驶过的一辆又一辆车子。
下午的阳光，把他蓬松的白发照得好亮好亮。
那画面，我永远不会忘。
◎当我们亲身投入
那是一个个人，带着他们一生的经验，生与死、爱与恨，真真实实地摊在你的面前。
“你觉得我们前年去欧洲，什么地方最好玩？”有一天，我问妻。
她歪着头想了想：“都好玩，但是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古堡。”
我没问她是哪个古堡，因为我猜得到，虽然看了几十个古堡，她说的必定是“那一个”。
早忘了是在什么国家，什么城市，甚至很难记得古堡的全貌。因为遇到大塞车，我们到达古堡的时间已经很晚了。
斜斜的夕阳，把残破的古堡映成深红色，我们站在城墙边看下面的小城，整齐的房舍、尖顶的教堂、斑驳的秋林，和远远闪着天光的一湾小河。
只看了一下下，导游就催我们走。
游览车在山脚的停车场等，为了赶时间，我们不得不沿着山边的小径走下去。天暗了，小径上落满黄叶，有些湿滑，我们相互扶持着，总算来到山脚。
旅行团的人还没到齐，我们竖直衣领，站在冷风里，看河面驶过的汽船，和后面闪烁的浪花与倒影。
不知为什么，跑了五个国家，看了瑞士的雪山，也游了莱茵河的瀑布，我们印象最深的，却是这个已经忘了名字的古堡。
我们甚至很难形容出那古堡的样子。
只是，那不是隔着车窗见到的，也不是坐在游船里浏览的。而是，我们亲自，一步一步，走进去，又走出来的。
那不是客观的欣赏，而是主观的感受，用我们的全身心投入。
由前年开始为台南玉井乡的德兰启智中心募款，可是，直到去年年初，才真正见到德兰。
白发的修女和成群智障的孩子来迎接，带我看他们的教室、复健中心、手工艺作品，和迷你小马“阿宝”。
我跟着院里的阿嬷，学习怎么教孩子爬，发现一般幼儿天生就会的爬行动作，对那些脑性麻痹的孩子，竟是如此困难。
我也试着扶一个孩子坐起来，才知道他僵直的身体，难以弯曲，他一生都不曾真正地坐过。
我把一个十岁的孩子抱起来，惊讶地发现，她竟然不及我五岁的女儿重。
当我走出德兰启智中心的大门，发觉自己跟几个小时之前有了许多不同。我看到一群远比我更投入的修女和老师。当我在外面演讲募款时，他们正一勺勺地喂孩子，一步步地教孩子。
如果我是站在岸上高呼救人的，那些修女和老师，则是跳到水里亲自去救的。
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
知道不等于发现，观望不等于投入，“精神加盟”不等于“亲自参与”，那些只是把支票寄出去的善人，无论他捐多大金额，都不可能获得那种亲身投入的感动。
不知为什么，明明年岁愈大，应该愈能疏离，我却愈来愈对人的接触，有着强烈的感动。
到学校里演讲，听一群孩子唱校歌，没听懂几个字，却激动得想流泪，觉得那歌声甜美如圣诗。
那是最美的，人的声音。
看玛莎葛兰姆的学生舞蹈，没有优美的音乐，没有华丽的布景，只见一群人在台上跳跃，但是，听！那脚步落在舞台上的声音，多有弹性，多么实在！
如同玛莎葛兰姆所说——当文学与绘画，都透过身体以外的作品来表现的时候，舞蹈者用他们“自己”去呈现。
那是一个个人，带着他们一生的经验，生与死、爱与恨，真真实实地摊在你的面前。
人，多么可爱的动物！生命，多么美妙的感动！
直到今天，我才发现，这可触、可嗅、可看、可听的身体，才是天地间最真实的。
总记得一个火警新闻的画面——
一位救火员，才抱着救出的孩子跳上云梯，就低头为孩子做口对口的人工呼吸。
孩子奇迹般复活了。救火队员接受访问时，只说了一句话：
“当我的呼吸成为他的呼吸时，那是世界上最真实、最快乐的事！”
今天的我，不再喜欢只是隔着窗子看风景，也不再认为慈善捐款的数字能代表一切。我只是常想起，那天傍晚，在古堡小径上，每一步踏下去，都听到的秋叶的叹息和生命的感触。
还有那十岁的孩子，如果我不曾把她抱起，我怎么也不会了解，什么是：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生生世世的家
一个女人站在瓦砾间，抱着两个劫后余生的孩子说：“我的丈夫死了，可是我的家还在，孩子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
有位老太太，因为长瘤，而不得不把子宫切除。
手术之后，三个孩子围在床边，等着老母苏醒。
老太太睁开眼，居然一笑：
“孩子！可怜的不是我，是你们啊！”
孩子都怔了。
老太太又一笑：“你们的老家没啦！”
在朋友的宴会上，遇到一个叫陈巍方的小女生，手里拿着一个好别致的小本子，精装的封面外，还绑了个蝴蝶结。
“要看吗？”小女生递给我，“全是我的小诗。”
翻开来，果然每一页都写着短短几行，有些还配了简单的插图。
看到一个小房子，很好奇，看下面的诗——
淋到雨了！
没关系，
反正就要回家啦！
想要尿尿，
没关系，
反正就要回家啦！
不想绑鞋带耶，
没关系，
反正就要回家啦！
就要回家
就要回家
我们就要回家啦！
多可爱的小诗！那么简单，那么真切，仿佛看到那个淋了雨的女孩冲进家门。好像回到我的童年，一抬头，看见我的家。
放长假，儿子从哈佛赶回来，一进门就大喊：
“我今天看到我们家了！”
“回家当然看见家。”我说。
“我是从飞机上看到的！”儿子喊，“机场太挤，飞机多绕了一大圈，我看到海湾，看到旁边的公园、游泳池，然后找到咱们家。”
“有没有看到我和你妈？”我问，“刚才我和她在院子里。”
“怎么可能？那么高！看到屋顶就是看到家。”
佛罗里达州大风灾，许多房子都被掀了顶。
电视里播出满目疮痍的画面。
一个妇人举着一块牌子，对着镜头笑。
牌子上写着：“屋顶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在她背后，可不是吗？一个破烂的屋顶躺在地上。
因为“圣婴作用”，气候突变，明明应该不是雨季的加州，居然豪雨不停，许多房子都被冲走了。
一位老先生站在洪水过后的废墟上接受访问。
“你的房子不见了，天气又这么坏，你有没有计划搬走？”记者问。
“笑话！你只看到三十天的雨，怎么不看看剩下的那三百三十五天？”老先生顿顿脚，指着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院子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日本神户大地震，仿佛再经历一次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
成群的建筑夷为平地，成堆的尸首等待掩埋。
一个女人站在瓦砾间，抱着两个劫后余生的孩子，满面泪痕地说：
“我的丈夫死了，可是我的家还在，孩子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
东西漂泊，虽然家里老小还有六口，八十多岁的老母却好像总在我离别时，染上浓浓的寂寞。
“年岁大了，怕孤单，你走了，虽还有人聊天，就是觉得少了什么。”满脸皱纹的老母，好像有点腼腆地靠近我，小小声地说，“你哪次，带着我一块回去看看，好不好？”
“家里不是挺好吗？”我问。
“人老了！跟着你最心安，你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于是，她八十六岁那年，我又带着她上了飞机。
十八个小时之后，就要降落了。老人家伸着脖子，望着下面的田野。
“多好啊！跟着儿子回老家了。回完老家，再回纽约，就不出来了，等着回天家了。”
我一笑。突然想到那位动子宫手术的老太太，发觉我正带着自己的“老家”回老家，偏偏她又觉得我是她的家，且想着有一天，回天上的家。
家，这是个多么实在又抽象的字啊！让我们用一生去追逐，用一生去爱恋，且追逐到来世。
这就是家，一个生生世世未了缘。
◎小童工的笑与泪
在东京新宿的歌舞伎町，一群非常年轻的泰国女孩，浓妆艳抹地对着镜头笑：“我们每个月，都寄钱回去。”
早春种的小白菜，已经可以收成了。
我采取的是粗耕，也就是撒一大片种子，不必等每棵菜都长得极大，就开始拔。
那些菜因为种得密，都长得不很肥。三四寸的菜叶，竟连着两三寸的根。我把女儿叫来，教她就蹲在菜圃旁边，帮忙把根摘掉，免得将泥土带进屋里。
小丫头很认真，一棵棵地摘，还唱着不知名的歌。使我想起儿子小时候，也帮着做事的样子。
那时候我刚开始出书，每张邮拨单都得自己处理，写好地址，把书装进信封，再将袋口封上。
儿子才四岁，帮的就是封袋口。小小的手已经能拿订书机，手指压不动机器，则放在桌面上按。我很喜欢这种一家老小，一起工作的画面，觉得家就是个“共荣圈”，每个人都贡献心力，求这个家的繁荣。
倒是有朋友看到了，说我是非法使用童工，有虐待儿童的嫌疑。我说：“为家尽一分力，觉得自己长大了，应该是一种快乐啊！”
一转眼，说这话已是近二十年前的事了。从东半球，漂到西半球，又漂泊了许多地方，对自己说的那段话，信念虽没改变，却增加了千百种滋味。
在纽约第六大道的地毯公司里，卖地毯的商人指着地毯神秘地说：
“这可不是一般人织得出来的，那些都是八九岁的印度小女孩织的。只有那种纤细的手指，才能织出这么精致的东西。她们把厚厚的地毯摊在地上，年纪小，举不起来，只好在地上挖一个个洞，站在洞里，把头和手伸在外面织。”
“不是太可怜了吗？那么小！”我说。
“为赚钱！为她们的家啊！”
有一年看电视，报道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看到许多男孩子，最小的不过七八岁，却吃力地把一块块矿石背上肩，跟在一群大孩子背后，艰苦地走着。
他们应该幼嫩的皮肤，都晒成了深褐色，背负石块留下的白色粉末，就显得格外清晰。画面中，有个孩子的石块掉下来，把脚趾砸了，流了一地的血，孩子却默不作声，用布随便缠了几道，又把石头背起来，追着大伙，越过山脊。
从山脊往下望，是一片绿野，许多炊烟，有些孩子用手指，说那里是自己的家。
他们终于把矿石背到山下，交出去，换了工钱，高兴地，甚至有些得意地回家。
一群人在暮色中笑着、跑着，包括那个一拐一拐，伤了脚的孩子。
又有一次，也是电视专题报道。
外景，拍的是泰国的乡村，一片低矮破烂的建筑，以及其中呆呆坐着，空空地望着前面的人们。突然，出现了几栋现代化的两层楼，还有着围墙。
马路两边，形成强烈的对比，一侧是顶不挡雨、衣难蔽体的贫民窟，一侧是乐声悠扬的小康之家。
那家中确是小康，老一辈穿着整齐，笑吟吟地招呼客人，小孩们坐在地上看彩色电视。有个女孩抬起头说：
“过两年，我也会出国。”
接下来的画面，是日本，大概是东京新宿的歌舞伎町。一群非常年轻的泰国女孩，浓妆艳抹地对着镜头笑：
“我们每个月，都寄钱回去！”
“再过半年，我就不做了。回去，结婚！”
“长大了，为家尽一分力，有什么不好？”
镜头又回到泰国的穷乡，车子开过去，一侧是破烂的木屋，一侧是新起的两层洋楼。
然后，一群孩子笑着闹着跑过。
每一次，要小女儿，帮我在浇花时拉着水管，或帮她母亲把新买的卫生纸放进橱子。
看她吃力地拉水管，和拖一大包、一大包的卫生纸。又在完成使命之后，神气地跑来说：“我做完了！”
我都会夸她：“你好棒！长大了，可以为家做事了。”
每次这样说，我心中都会产生一种悲悯，觉得自己的孩子好幸运，觉得老天好不公平。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