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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大地的情怀
“一堆石头、一堆鸡粪、一棵菜，加上许多血汗。武陵是这么出来的！”
小时候最爱跟父亲去万华打泥人。
一排又一排五彩的小泥人，整齐地站在架子上。父亲端起气枪，砰！小泥人被打到，掉在下面的网子里。
于是，我的玩具堆里，又多了个小泥人。
小泥人拿在手上有点黏，因为上面涂了广告颜料，不小心碰到水，就变成一片模糊。我常把小泥人翻过来，看它的脚底，那里没有颜料，露出褐黄的泥土，跟院子里的泥巴差不多。
“多神奇啊！用泥巴能捏成这么可爱的小人儿！”
又有一天，我看《 儿童乐园 》，上面画个玩泥巴的老人。说那老头儿做了一辈子的茶壶，都不满意。有一天，他把做壶之后，用来洗手的一盆水倒掉。倒完水，发现下面沉淀了不少泥。他心血来潮，就用那泥做了只壶，烧出来，竟成为前所未有的好茶壶——
闻名世界的宜兴壶。
从那时起，我就深深地爱上了泥土。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泥土是神奇的，它不但能长树、种菜，还可以捏成人，做成壶，或细细黏黏地沉在水底，成为无价的东西。
我常偷偷把纱窗卸下来，架在两块石头上，再把泥土倒在上面搓磨，让细的泥沙落下去，粗的石砾留在上面，然后用这筛选过的泥土去种菜。
我也试着把泥土倒在脸盆里，搅成泥水，再将水倒掉，看下去沉淀的泥，是不是能捏成一个宜兴壶。
我也曾趁着挖马路、埋水管的时候，跳进大土坑里，掏下面的泥，用那种灰灰的黏土，揉成一个个泥弹珠。
有一阵子，我甚至迷信自己的泥珠，能够打碎别人的玻璃弹珠。
虽然我的菜圃从没长出什么“大菜”；我的宜兴壶从来没有捏成；我的泥珠，在十几个同学的注视下，被玻璃珠打成了两半。我对泥土的迷信与幻想，却至今不变。
当别人逛花市，赏花的时候，我常把手指伸到花盆里，摸摸里面的土。以便了解那花是用沙质、黏质、中性壤土或只是软软的“泥炭藓”栽种的。
当别人旅游，都在欣赏风景的时候，我曾注意路边的泥土。碰到开山、铺路，或农人掀土，最令我兴奋，因为我能看透泥土。
泥土是要被“看透”的，它们在表面的植物下，述说着许多故事。甚至可以讲，每一种风景，都是泥土创造的。
走在瑞士的山麓，看着《 真善美 》电影中，一望无际的草坡。像是一片绿色的大地毯，从山头，一折又一折地伸到山脚。当大家都心旷神怡，说瑞士人得天独厚，拥有这么美丽的风景时，我却看到了另一种真相。
在马路的边缘，和草坡接触的地方，竟然露出一块块白色的石灰岩。只在山势比较平缓的地方，有些土壤堆积。也就在那堆积处，能见到几片针叶林。
常年雨雪的冲刷，把瑞士山头的泥土都带到了下面的平原，造成德国和法国的肥沃田园。留下贫瘠的瑞士，虽有湖光山色，却只能种种牧草。
也曾走在黄土高原上，看农人挖沟渠，一条细细的水沟延伸了几百米。
“这中间不铺水泥吗？水不是没流多远，就会被沟吸干了？”我问。
农民笑笑：“你倒盆水试试！黄土细得像面粉，别以为它吸水，有时候它都渴裂了，还是留不住水呀！”他拉着嗓子，摇着头，用唱歌似的声音说：“这就叫黄土高原！”
我也曾到达极北的挪威。看那一望无际，高低起伏，虽然草木不生，却又一团团鲜绿的冻原。
那绿，绿得像是里面发光的宝石，冷艳冷艳的。千万年来的冰河覆盖下，只有苔藓能够生存。而且一代死、一代生，在上一代的上面，长出下一代。摸上去，都是那么厚而柔软，像是好多层厚厚的毛毯铺在石块上。
也看到一些农人在种牧草，耕耘机过处，泥土翻起来，果然都是黑褐色的“泥炭藓”。谁能想像，在这草木不生的冻原，反而有着沃土？
可惜沃土因为冷，只能种点牧草。即使在九月初，农人已经驾着长颈鹿似的收割机，把牧草收成一包一包，准备过那漫漫的严冬了。
突然想起有一年去武陵农场，通过一处峡谷，见到开阔的武陵。
一畦畦的田，正长着丰硕的大白菜。自动的喷水器，织起一片水网。
我们的车子，从中间驶过，发现那田边竟全是石砾。顺着石砾往田里望去，连蔬菜下面也是碎碎的石块。
“你乍看，以为这是武陵的桃源。错了！这是人造的桃源、人造的沃土。”老农民笑着，“一堆石头、一堆鸡粪、一棵菜，加上许多血汗。武陵是这么出来的！”
四十年了，走过许多国家，摸了许多泥土。即使没有机会摸到，隔着车窗，我也用眼睛去触摸大地。
多美的土地呀！多美的人哪！当他们两者结合，更是多么地美好！
那是小泥人、宜兴壶、瑞士一望无际的草坡、挪威翠绿照眼的牧场、黄土高原浓密密的高粱田，以及武陵山谷肥硕的菜田和果园。
那是个天人合一的世界。
◎所有的港都能停泊
不知为什么觉得这挪威狭湾边的小城，竟有些中国东北的感觉。觉得狭湾里的那些船，似乎一扬帆，就能泊在中国。
和妻参加旅行团，到达挪威中部。
当天下午是自由活动，我们漫步出旅馆，沿着狭湾溜达。挪威的人口很少，尤其是这山间的小城，据说当严冬来临，一天只有六个小时的日照，整座城市剩下不到两百人。
即使这八月底的夏天，山头都积着白雪，且顺着山谷延伸下来，成为三角形的冰河。
走过一间速食店，一惊，里面播出的音乐居然是《 新鸳鸯蝴蝶梦 》。探头进去，迎上个东方面孔，以及柜台上写的一行小小的中国字：
“中华料理”。
“这是中国餐馆吗？”我用国语问。
“如果你要吃中国菜，”老板走出来笑道，“我们特别为你做。”
整个礼拜吃生冷的挪威食物，这餐纯正的中国菜，真有救命的功用。那老板却一个劲儿地在旁赔不是。
“这里什么都买不到，别说中国作料了，连米，都得去奥斯陆带。”
老板大约四十多岁，矮矮的，广东口音，说是早年以厨师的名义应聘来的。他守在桌边跟我们说话，听到别的客人招呼，便跑开。隔一下，又站回我们桌前。
突然看见两个十二三岁的中国男孩，从里面跑出来。
“你的孩子？”我问。
“对！可是不会说中国话，他们是挪威人。”
“挪威人？”
“是啊！他们自认是挪威人，天天吃家里的中国菜，可是不讲中国话。有一次跟我吵架，居然骂我思想落伍，太中国了。然后对我吼，要我回中国去。”
“回去过吗？”
“中国？”他抬起头，好像看看远处，又摇摇头，“太远了！”
突然使我想起纽约的一个朋友说过的话。
“我来美国，生了一堆美国人，而今在家里，却成了少数民族，只有我是中国人。动不动，他们就叫我回中国。”他叹口气，“可是，哪里是我的国家呢？我在祖国大陆待了十五年，到台湾住了十五年，来美国又住了十五年，活到快五十岁，却发现没有了故乡。”
也记得大学时代，未婚妻做家教。有一年暑假，教两个美国回来的孩子中文。
每次她去教课，都听见家长跟孩子吵。孩子总是大声吼着：
“我是美国生的，我是美国人！为什么要学中文？”
当时听说，我心里好反感，明明是黑头发、黑眼珠，父母又都是在台湾长大，为什么那孩子偏不认自己是中国人？直到自己到了美国，看街上跑的孩子，红头发、黄头发、黑头发，全自称美国人，才懂得什么叫“出生地主义。”
他在那儿出生，那里便是他的土地、他的故乡。
旅行团里有位加拿大的白发老医生。以前专做耳鼻喉科的特殊手术，退休之后则带着老妻四处旅行。
有一天，我们交换名片，他没带，要张纸，埋头写了半天。
“你的地址真长！”我说。
“我有四个家，老家在蒙特利，夏天在海边的别墅，冬天则在佛罗里达的西棕榈滩。在瑞士，我也有个房子。”老医生笑笑，“你猜着打电话，不过八成找不到我们，因为这两年，我们哪个家都不常待了。”
我不解地看看他。
“起初，你会觉得家是个窝，于是到哪里去，总以家为中心。譬如，我们到欧洲，就都由瑞士的家开车出门。德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跑完了，还是赶回瑞士的家。”老医生搂搂身边的老妻，“可是，什么是家呢？孩子大了，老婆在身边，就是家！哪里都是家，何必非要往那几栋房子跑？那是房子！是死心眼！不是真正的家！”
记得初到美国时，在弗吉尼亚一个艺术家的聚会中，见过一个人，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人。
他皮肤黑黑的，头秃了，只剩下后面半圈白发，却有着一脸的络腮胡子，又黑又卷地盘绕着他大半个脸。他的声音是低沉的，偶尔几声大笑，又惊人地响亮。
大家管他叫船长，因为据说他有条船，一条船龄已经三十多年的机动帆船。
三十年前，他二十岁，买了那艘船，从纽约一路往南开。开到弗州，住了一个星期；开到卡罗莱纳，住了几个礼拜；再开到佛罗里达，住了几个月。
然后，他到了加勒比海，在墨西哥的一个小港城，一住就是三年。接着胆子更大了，居然横跨大西洋，到达欧洲。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各住了几年，最后去非洲，且到了东非，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几乎生了根。
其实他在哪里都生了根。在墨西哥，他说西班牙话；在非洲，他讲法语。他走进市场，走进贫民窟，很快学会当地最俚俗的腔调。他跟每个陌生人打招呼，让人疑惑他是自己以前的老邻居，只因为胡子遮住脸，而认不出来了。
在西班牙，他居然当选镇民代表，还出去开会呢！没有人怀疑他不是当地人，没有人问他是哪里生的。
“我生在地球上，天天踩在地球上。”他狠狠地拍着地，“噢！噢！我的母亲的土地！噢！噢！我的地球！我的故乡！”
“要不要再来点香酥鸭？”眼前的老板笑出一脸褶子，“我请客，真正中国味！”说完跑了进去，便听见里面刀铲撞击和炒菜的烈焰声。
远处的冰河似乎又向下移动了，据说再过两个星期，这里就会关闭，所有的旅行团都将停止，准备接受一个漫长的冬季。
不知为什么，我想起黑龙江，想起哈尔滨。觉得这挪威狭湾边的小城，竟有些中国东北的感觉。觉得狭湾里的那些船，似乎一扬帆，就能泊在中国。
一首不知名的诗，浮上眼前。
没有家，就是以天下为家。
没有港，就是所有的港都能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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