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齐
拉脱维亚学者阿.彼得洛维奇曾说：“引文是人类智慧发展到较高阶段才出现的文明现象。”对此，北京文献学家郑一贤指出：“诚哉斯言！遥想当年，先祖半人半兽，音都发不准，哪个会想到引用同伴的见解来证明自己？再说同伴嗷嗷乱吼，也未必有见解。”
上海专家章敬辛援引李贽的诗文暗示，北京同行的意见大体还说得过去，但也不乏片面之处，正如爱尔兰学者小托马斯所说，“每一枚硬币都有两面，即使其中一面粘在地上，无法撬开”。
芝加哥汉学家布.艾维斯在一本论述现代性的著作中指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引文文化在中国的奇特发展令全球为之瞩目。当时各级官员、各派组织及普通民众开口说话时，总要先引一段最高指示，否则便有遭受责难或罢黜的风险。中国的纸媒更是反复引用马、恩、列、斯、毛尤其是毛的无所不包的语录。被引用的语录无一例外，统统采用黑体字排出，醒目，神圣，傲立于其他字群。广播无法使用黑体字，但广播自有一套万无一失的方法，播音员每每读到经典引文，便格外加重语气，以使之铿锵有力，荡气回肠。用中国成语说，就是‘余音绕梁’。不知何种缘故，中国的古建筑通常不设天花板，承重的房梁一般都裸露在室内上方，抬首可见。”
西安学者卢蘅：“《典坟杂俎》说，‘不知有秦，何论汉唐’。艾维斯先生应该多看看经史子集，从董仲书入手也不失为一个办法。最不济也应该读读王阳明。”（原载《中国文体学学会简报》第143页）
日本学者大藏一郎认为，“最近二十年来，引用领袖语录的风气虽然式微，但中国根深蒂固的引文文化并未因此消失，而是朝着另外两个方向蓬勃发展。一是大量引用西方现代典籍，引用对象所在的国家越强大，其观点似乎就越具说服力；二是大量引用中国古籍，引用的越古老，越生僻，越能换取无知者的敬意。”
南方师范大学教授吴了凡晚年回忆说：“我看论文跟别人不同，我先看后面的索引页，博士论文的引文如果达不到二百条，硕士的达不到一百条，则论文本身的学术性就值得怀疑，它表明作者并未下苦功读书。”（引自《了凡斋闲笔》一书《譬如老杜，无一字无来处》一文）
河北农民杜玉振在评论腐败现象时说：“毛主席最反对包二奶，毛主席说，谁搞破鞋谁就是卖国贼。”（原载《新象月刊》2003年第5期《满腹心事说与谁》）
阿根廷阐释学研究者安.西雪丽亚在与同事交流时，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您怎么还在不断引用汤因比、德里达等人的言论？据我所知，有些发展中国家正在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以中国为例，中国一些时髦人士觉得，总引欧美学者的话太俗。现在，他们挺爱援引我们拉美作家的观点，来证明他们的博学，至少证明他们对搜索引擎运用得比较娴熟。估计下一段，他们就该引用爱斯基摩人的格言了。”西雪丽亚的合作者多莱女士补充说，“中国的小资虽然没少看好莱坞大片，但在泡吧时却喜欢拿伊朗电影说事。”（以上两条均引自荀由先《拉美文化的流变》一书第324页）
法国信息学博士让·皮埃尔写道：“评定职称和业绩时，中国有一个看似科学而公允的标准——受评者论文被引用的次数，显而易见，当然是多多益善。因此，某些机智的学者便频频引用熟识者的言论，你引我三条，我引你五条，人称‘友情引用’。另有些孤独的学者怀才不遇，或充满自信，于是经常引用自己在其它文章中说过的话，人称‘自慰引用’。”
华西人文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庞归中写道：“古希腊学者克里亚巴汉拔说，‘子女应牢记，父母永远在我们之上’。类似的观念在中国古书《格室经》里也有所体现：‘九龄童，能温席，孝于父，忠于君。’而《非洲大陆考》认为，‘原住民的亲情来源于动物基因’。《幼发拉底古器皿探源》则说，‘人类不可能偏离熟识方向’。《斯堪的纳维亚现象学》充满诗意地说，‘腾飞吧，你这孩童般的壮汉’。”
沈阳小学生陆羊羊（中队文艺委员、钢琴六级）表示：“我烦了就说我要玩，困了就说我要睡。可是你们大人，你们自己到底要说什么？”（原载《内部情况汇编》第18期总第472期，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核对）
本文作者：“奥斯陆经济学派代表人物法拉弟指出，‘公民应该为自己的言行负责’。有鉴于此，我谨声明：本文一切引文均系作者杜撰，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好事、坏事与他人无关。正如古埃及金字塔监工奥图对役工所说——‘椰枣是你的，毒酒也是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