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前的那个晚上，我翻来覆去整夜都睡不着，被将来巨大的美好前景所陶醉，整个脑海里都是将来怎么做怎么发展、要发展谁等等问题，反反复复纠缠不休。一直到窗外天都快亮了才睡着，以致于误了上午的班车。
当我踌躇满志地回家后，才发现传销在家乡已经是臭名昭著人人喊打了。许多亲朋好友告诉我传销是骗亲戚、骗朋友的事情，你千万不要去做。面对如此强大的舆论压力，我根本就不敢开展工作，但还是告诉了父母自己在做传销。父母当然反对，说传销如何如何。他们所说的传销就是A公司。 后来我才知道，A公司是全球最大的传销公司之一。据我的上线讲，那个告诫我不要看太多哲学书的老师也是做传销的，他做的是A公司。虽然在家乡没有收获，却在无意中得到一个信息：A公司产品的质量的确不错。这就是我对A公司的最初印象，也是后来参与A公司的渊源。
从家里溜回来以后，各位雅利的校友们就开始了猎头行动，好比白人在发现美洲大陆初期时对印第安土著人的猎杀，因为每一个人头都代表着直接的利益；在利益的刺激下，大家纷纷写信去告诉班上的同学和认识的老乡或者校友，有一件好事情可以做，叫他们早点到学校报到。这又可以看作是前传销时期的“圈地运动”。
按照市场营销学的理论，每个消费者的背后都有250个的潜在消费者。这样，每个人的背后都可能是一片庞大的市场。因此，发展更多的下线就是抢到更多的钱。当时在学校内可发展的线就是同学、老乡和认识的校友。这三条线利益攸关，纵横交错，就显得错综复杂。当要发展的线是同班同学的时候还好说，因为大家都串在一条线上，是捆在一起的蚂蚱，可以抱成一团去做别的同学的工作。碰到你的老乡是我的同学，或者我玩得很好的校友是你的同学，而双方都在做工作的时候，就看哪一方工作做得好了。
一般来说，是老乡的就动之以情：你看看，我们都是老乡，你来跟我做，我们可以一起把老乡会的都做掉（听起来像是黑社会要谋财害命）；是同班同学的就晓之以理，你看看，班上同学都做了，你来跟我做，我们可以一起把班上其他同学都做掉（听起来还是像黑社会要谋财害命）。
这样，即将要被做掉的人就会考虑：不被老乡做吧，会得罪老乡，尤其是这个要做他的人是老乡会的头头的话，毕竟是头头啊！如果在学校里面有了什么麻烦，多少还可以求助一下老乡会；要是被老乡做吧，肯定要跟班上已经做的同学起矛盾。一山难容二虎，何况是整天要见面的同学呢？再说了，如果自己再从外面引一条线进去，班上已做的人会群起攻之，肯定发展不开。权衡利弊之后，除非本班还没有人做，否则要做的人一般都会选择被同学做掉，就像一些港台片里面说的：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一刀？既然出来混，迟早都要做的。既然最终要被人做，还不如被同学做，之后再去做别的同学。
当时我们就是这样发展的。我的上下线都是同班同学，结果发展成了线性传销。这在传销里面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一条线发展下去，上面的人利润会越来越少，这个只要是做过传销的谁都清楚。所以，对于已经有下级的人来讲，他就希望发展更多的线，好比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而对于还没有下级来的人来说，他需要一个下级的心情，如同溺死鬼需要一个垫背那么迫切。
这时候，如果他和上级是在同一个班上，上级又发展了一条线而不帮他发展下级，那么就会产生矛盾。理由很简单：我是你的下级，你不帮我发展，你还为了你自己的利益在班内又发展了一条线？！以后不是要搞乱了套嘛？班上两条线发展都是你的，你当然好了，但我的利益怎么保障？我还是你的下级呢！
如果我是那个下级，我也会这么想，并对那个上级忿忿不平；但糟糕的是，我就是那个上级。对于此事，我承认，不管怎么样，当时我都犯了错误，甚至是道德上的失守。有一天，在听课回来的路上，我对新发展的下线表达了从班干职务上“把他搞掉”的意思。这个“他”就是我那个原先的下线，是班上的班干。这种思想已经有点类似于政治流氓了！后来，我和原先的下级矛盾升级，还发展到在书面上大打口水战，你来我往针锋相对，相互用一些非常难听的字眼来攻击对方，相互谁也不理睬谁。
当我们两个像超级大国一样，持续胶着冷战的时候，忽然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传销禁令：传销是非法的！据后来所知，当时的传销是“祖国江山一片红”，且有“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的趋势。正当此业如火如荼的时候，政府突然出台了禁止传销的文件，一闷棍打得全国上下顿失滔滔，一时间所有做传销的人都找不着北。面对突如其来的世局变化，就好像上个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那么让人不可置信。再一打听，那个许陈宝已经跑了！听到这个消息就像国人听到林彪出逃一样震惊，昨天还是亲密战友，转眼就人踪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