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 700英尺的高度，我们遭遇了一段尤其危险的路程：一道从前雪崩造成的、几乎是垂直的冰崖矗立在我们面前。在前几天，队友已经将绳索固定在上面，以便我们在后来的攀登中使用。我用一个上升器连接一个绳环，将这条绳索和我的吊带连接，另一个副上升器和绳环和我的脚连接。沿着这根绳索向上攀爬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就悬于这根三分之一英寸粗的绳索上，这根130英尺的绳索是我的队友三天前固定在这里的。我忍不住思索起信任在登山中所扮演的深刻角色。在这次探险的每个日子里，我们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一起攀登。这种信任是一个团队最珍贵的资产，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和时间才能建立起来，并达到一个极致的程度。
到了三号营地（最后一个营地在26 000英尺的高度），随着夜幕迅速降临，温度也急剧下降。克里斯坦·布莱修告诉我们，他累极了，已经徘徊在低温症的边缘了。就在距离三号营地650英尺的高度时，我们还为他在雪坡上清理出一片空地，让他休息了两个小时。
克里斯坦知道，如果我们要从南坡登顶，他和胡安·塞巴斯坦必须将我们需要的装备、食物和油料背到那里。这无法选择，因为这是其他队员分配给他的个人责任，尽管他快精疲力竭了，但是他不打算让我们失望。探险队信任他，他也信任探险队。他慢慢地站了起来，坚定地迈出继续前行的步伐。16个小时的工作后，我们一行四人在午夜时分终于到了南坡的三号营地。感谢胡安和克里斯坦的努力，我们终于到达准备登顶的位置。
无论在登山中，还是在其他任何组织，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找到一条万无一失的途径建立这种信任。我在喜马拉雅山曾带领商业公司经理们举行培训项目，也曾经和孩子们一起远足，这些经历告诉我：只要不断鼓励你周围的人，尤其是你自己，认真完成每一项任务，包括日常的简单任务，不断追求卓越，你就能做到这一点。这样的做法非常具有感染力。如果你每天都要求自己出色完成任务，那么你周围的人也会跟着你这样做。你会信任什么样的人？你目睹他一次又一次竭尽全力的人。在登山的时候我会信任谁？那些在登山前反复检查手电筒电池的人，那些在清晨就戴上遮光镜的人。卓越体现在细节中。信任基于卓越。
以上我所提到的要素能帮助我们建立起真正的信任，这一点深深体现在每一位登山者身上。要登上世界之巅，在这个生命时时受到威胁的地方，信任绝对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在多年的登山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信任，但是在1992年的那次探险中，我们将这种信任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正是这种超越一切的信任，让我和克里斯坦在1992年5月15日成功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也是这种无以伦比的信任让我们相信，我们已经作好攀登K2峰的准备。
挑战极限：K2峰
K2峰虽然比珠穆朗玛峰低782英尺，但是它对每个登山运动员而言，都是噩梦般的挑战。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相对容易的上山的路，并且一旦登上去，也没有容易的下山路。
我们决定从K2峰最艰险的一条路登山。这条从南向东南蜿蜒而上的路，在我们1996年登山之前，只有两支队伍曾经选择过：1994年一支巴斯克人组成的探险队，还有1995年一支加泰罗尼亚人组成的探险队。但遗憾的是，有两名加泰罗尼亚人在下山途中身亡。K2峰的致命诱惑一部分就来自它的险峻。如果征服它不用冒一点风险，如果登顶很容易，如果登山过程中毫无困难可言或是很安全，那么我们不会对它产生一点兴趣。挑战世界之巅，一份最重要的体验就是迎接新的挑战，用激情碰撞它，但同时也需要纪律和充足的准备。
有五位没有和我们一起登过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者加入到这次探险中：马歇尔·艾维尔是一名34岁的登山向导，曾经独自攀登过阿根廷境内的阿空加瓜山，并且选择的是南坡极为危险的路线；阿尔多·包塔诺是一位29岁的工程师，已婚，后来成为Vertical的项目经理；瓦尔多·法瑞斯是即将成为律师的学生，26岁，为了参加这次探险他申请延后参加结业考试；阿尔博特·提拓·加纳是一位25岁的建筑师，打算这次探险结束后结婚；米奎尔·波塞尔是一位34岁的植物学家，从前是智利国家奥林匹克滑冰队的队员。这次的探险队还包括攀登珠穆朗玛峰时的老队员，克里斯坦·加塞·西多布尔和内科医生阿尔弗索·笛安斯。我们八个人曾集体登山过多次，足迹遍布许多偏远的地方，包括南极洲、喜马拉雅山、巴塔哥尼亚、安第斯山、非洲和阿拉斯加。
我们的探险队还包括几名录像摄制人员：在攀登珠穆朗玛峰就合作过的克里斯坦·布莱修和拉尔夫·奥贝提，35岁的体能教练托马斯·格里弗罗斯和我们31岁的“经理”马赛罗·格里弗罗斯，后两者都是我亲密的朋友和在Vertical的合伙人。当我们爬到巴尔塔偌冰川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团队已经作好准备迎接挑战了。但也许我当时并不知道，我们身上还蕴藏着后来能够挽救我们生命的其他美德。
和4年前的那次珠穆朗玛峰探险活动一样，我们花了50天打通登山道路。我们一路固定绳索，一直到24 900英尺的高度，在20 700英尺的地方建立一号营地，在23 300的地方建立二号营地。与上次探险一样，我们的第一次登顶行动失败了，在三号营地我们又遭遇了恶劣的天气。我们的时间又一次被浪费。本来只为60天准备的2 500磅食物和50加仑的燃油，不得不省吃俭用地用了70天。和以往一样，我们在放弃这次探险活动之前只剩下最后一次冲击顶峰的机会了。
海拔8 000米以上的天气极为恶劣，所以我们总是安排一位有经验的登山队员留在相对安全的低海拔的营地。只有在低处，才能保持足够的冷静，对山上队员周围的环境进行清晰的观察。克拉迪奥·卢塞欧在珠穆朗玛峰时担任这一角色，但他这次没参加我们的行动。我成了这次探险队中的老兵，是担任这一工作最合适的人选，所以我回到大本营，呆在那里对登山队员的决策进行指导。
8月10日凌晨3点，登顶队的6名成员离开大本营，沿着10 000英尺的绳索上山了。两天后，4名队员在三号营地准备登顶，另两名队员在一号营地等待协助他们。那天，三号营地和大本营之间的通讯几乎没有停过，我们一起讨论了登顶的每个细节。登顶队在8月12日晚上8点启程，准备趁夜登顶。
他们分两组行动：克里斯坦和米奎尔为一组，米奎尔和瓦尔多为另一组。每个人都背着约20磅的背包。通常情况下，登山运动员从最后一个营地向山顶出发，为了加快速度，尽可能地背负最轻的负重——有的甚至根本不带背包，只在皮衣口袋里带几支蜡烛和几瓶水——但我们可不想冒险。我们的登山队为意外情况作好了充足的准备，不仅带了两支氧气罐，还带了一个便携式的炉子、两支燃油罐、一个做饭的罐子、果汁和食物、四个露营睡袋和一把铁锹。
接近午夜时分，登山队到达了峰肩——这是K2峰东南山脊通往山顶的“瓶颈地带”。这一段路线由陡峭的冰崖构成，因此十分危险。但是，它是通往顶峰的惟一途径，我们在制定登顶计划将它标为最艰难的路段。登顶队员知道他们一定能找到一天前日本登山队员留下的固定绳索。但是，他们还是多带了300英尺的绳索以防万一。克里斯坦带领他们通过了“瓶颈地带”。然后他们开始仔细打量“横越带”——一块300英尺长的地带，需要在一面冰川前迂回绕过。
在凌晨3点的时候，登山队员到达了更具技术难度的“三角岩石”，这是登顶前最后一块露出地面的岩石。5点的时候他们越过了这块岩石。此后的一段路线再也找不到日本登山队留下的固定绳索，因此他们开始继续固定绳索，延伸至300英尺。
5点45分，他们停下来补充水分，用便携式炉子融化果汁。他们知道必须尽快登顶，并迅速下山，因为太阳将在下午3点下山，我们已经多次观察到这个规律。为了能够加快行动，他们决定不带炉子、燃油和做饭的罐子，然后在返回的途中再带走。
此时的温度在零下20度左右，但是天气晴朗，山顶似乎近在咫尺。一切都和计划的一样顺利。登山队一点一点地接近顶峰。我在大本营通过电台跟踪他们的进展。
9点15分，克里斯坦登上顶峰。在接下来的1小时15分钟里，队员们一个接一个登顶成功。从顶峰到一号营地，还有大本营，泪水、快乐和照片接踵而至。我们的喜悦实在是无法控制，涌上心头的情感也无法细数。不可思议的是，克里斯坦居然想办法把一个水晶杯子带上了K2。他把杯子拿出来，倒进一点智利红酒庆祝我们的胜利。这时的场面十分动人，但是时间对他们却很吝啬。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队员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拍照、喝水、欣赏风景。他们通过电台，和大本营的队友们一次又一次地交谈，很久之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当他们开始下山的时候已经是12点30分了。我们预计他们至少需要8个小时才能赶到三号营地，因为他们需要再次小心穿越“横越带”和“瓶颈地带”。
90分钟以后，他们传来一个大家都不愿意听到的消息：米奎尔罢工不走了。他实在太累了，但距离储藏炉子、罐子和燃料瓶的地方还有危险的650英尺，他拒绝再挪一步。登山耗尽了他的体力，尽管大家都差不多，但是米奎尔在如此高海拔的地方担任摄影任务，显然加倍消耗了他的体力。他比别人多付出的体力，的确换来了珍贵的摄影资料，但是这也把他推向人体忍耐的极限。对于克里斯坦而言，报告完米奎尔的情形之后，首当其冲的问题是，重新爬回90英尺高的地方找回他的搭档在大脑混乱时丢弃的氧气瓶，还是继续向下爬650英尺找水。
在大本营，我知道这一时刻终于来到了。我们团队的表现将受到最严酷的考验。在海拔8 000米的高度，即使是体力和智力都处于最佳状态的登山队员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米奎尔能掌握自己的意志和精神吗？如果他不能，我们能怎么帮助他呢？
事实是，我们不知道米奎尔和瓦尔多的具体位置，这更加深了危机感。克里斯坦看不见他们，但我们估计他们正努力往下爬。这是我们的第一直觉：尽快下降到海拔较低的地方。如果米奎尔和瓦尔多已经爬到横越带和瓶颈地带，那么他们可能已经太疲惫了，无法在天黑之前爬回米奎尔所在的地方帮助他。
在大本营，阿弗索认为，尽管补充水分是首选，但是向下爬650英尺，然后再爬回来，这对克里斯坦而言，工作量实在太大。所以，他建议克里斯坦向上爬90英尺拿氧气罐。当然，作出这个建议很容易，但是实际去做这事真是件艰巨的任务。
当克里斯坦向上爬，去拿氧气罐的时候，一种无助的气氛笼罩在大本营。即使克里斯坦拿回了那个小小的氧气瓶，米奎尔还是要靠自己向下爬3 000英尺回到三号营地，这段距离在正常情况下也需要5个小时。在650英尺之下就是补充能量的“绿洲”，登山队员可以准备些流食，但是在这样的海拔高度，这段距离似乎也是遥不可及。否则的话，他可能将永远留在海拔28 000英尺的地方，看着K2峰永不消融的积雪。
“他看上去好一些了，但是他还没决定是否向下爬。”克里斯坦说，他看着米奎尔吸了些氧气，挣扎着站起来，踉踉跄跄地走了两步又坐在地上。克里斯坦的话音未落，米奎尔的声音划破了寂静。他和瓦尔多不顾自己的安全，在装备储藏处等待他们的队友，他们在那里为米奎尔准备了水。当我们告诉他们650英尺上的地方所发生的事，他们马上作出了回应。米奎尔拿出超人的毅力和自我牺牲精神，爬回米奎尔所在的地方给他送了些水，瓦尔多则留在装备储存的地方准备多弄些流食，供登山的队员回来时用。他的行为所体现的牺牲精神，是都市人所体会不到的。在如此高海拔的地区，在几个小时的体力透支后，你的身体最需要的是休息。惟一支持你移动的动力是意志力，而且这一动力是驱动你下山的，折回头向上爬简直是失去理智。
大约3点时，米奎尔又吸了一些氧气，开始喝一些盐水。他似乎恢复了不少，最终站了起来。小心地挪动着脚步，他开始和克里斯坦、米奎尔一起下山。
下午4点时，他们三人精疲力竭，终于和瓦尔多汇合。在晚上9点之前，他们到了峰肩，幸亏那天晚上的天气没有像平常一样变坏，他们下山的路比较顺利。接下来的路程比较容易，10点30分，登顶小组到达三号营地。此时他们在海拔8 000米的山上已经足足工作了二十多个小时。
尽管他们四个人都极度虚弱，但我们通过电报敦促他们多清醒几个小时，以便多吸收些流食。登山队员们还有一段路要走，才能到达低一些的营地。我们还指示一号营地的队员准备在第二天接应他们。
8月14日早晨5点。克里斯坦醒来后开始拼命喝茶，补充水分。他给了米奎尔一些茶，并且让米奎尔和瓦尔多再多准备一些。11点30分，他们开始下山。我们原先的计划是为了表示对山峰的尊重，不在山上留下任何装备。现在，我告诉他们只带上对求生起关键作用的东西。但他们没有听我的，尽管他们都极度疲惫，他们还是带走了除了帐篷以外的东西。
下午两点，他们四个人终于从云霄回来，我们可以用望远镜看见他们。一个小时后，一号营地的提拓和阿尔多和他们汇合。六名队员状态良好，继续下山。和登珠穆朗玛峰时一样，大家互相扶持，下山用了整整10个小时。整个探险活动接近尾声。当我们在大本营为他们准备热腾腾的汤时，我想起克拉迪奥·卢塞欧说过的一句话：“一张真正意义上的登顶成功照片，是包括所有队员安全到达大本营的照片。”他说的没错。登上K2顶峰很重要，但是每个人安全返回更重要。
经过登珠穆朗玛峰的探险后，我认为我已经发现建立高绩效团队的所有要素。但是K2峰的经历告诉我，还有一个要素我没有发现。技术素质对高绩效团队当然重要，但社交和管理能力同样不可缺少——事实上这些因素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认为在人力资源部门应该建立一个战略工作小组。然而，尽管这两套体系可能使一个团队像精密的机器一样，能产生惊人的高效工作结果，但是如果缺乏人性化的成分，这个团队依然缺少某些根本性的东西。
友谊、相互体谅、关爱、谦虚和对队员的关心，这些不仅是重要的品质，它们也是必要的。这些品质不仅使一支团队能实现颠峰表现，而且还给每个人带来新的满足和快乐。
在Vertical和马丁内斯基金会，不断灌输和传授这些价值观使我得到了从未体会过的满足。在K2峰，我们对最基本的人性的重视也挽救了一条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