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地下到地上
天津下一站：“地上时代”的喧哗与骚动
1.“让天津人都看到希望”
１０年前，陈质枫想不到自己能为天津作涉及１０００个亿的城建规划。陈现任天津市副市长，主管城建。他清楚记得１９９０年整个天津的城建资金只有区区７０００万，这些钱“现在还不够修厕所的”。
在１９９３年前，还是天津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的陈质枫曾带队用１年多的时间对天津的城建作了一个“摸底”。结果令人惊讶：全市１／４以上的老百姓居住在１６４片共７６８万平方米的成片危陋平房中，“很多房子用手就能把墙推倒”。
１９９３年７月，天津提出“力争用５～７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市区成片危陋平房的改造”。与很多人一样，陈质枫当时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当年年底的危改动员大会上，时任市长的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同志发了脾气：你们不同意搞危改，那我把你们的房子收回来，让你们搬到小平房里去住一个夏天，完了再写篇体会看这事到底该不该干！
当时，这个因１９７６年唐山大地震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下放河北”而“整整落后了１６年”的城市，“老百姓普遍有点灰心”，与其他兄弟城市高涨的改革开放热情反差鲜明。“政府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如何让大家看到希望。”天津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乔富源回忆说。经过调研，政府将天津的“精神振奋点”选在了呼声最高、涉及人数最多的危陋房改造上。当时曾有人为危改算过一笔账：每年至少需投入４０亿，总投资将超过３００亿。但政府没钱，让建委“自己想办法”。
2.“经营”危改
从１９９３年危改工程起步到２０００年全面完成改造，“我们创造了许多开创性的措施，完全走的是经营的路子”，陈质枫说。
起步之初，政府想开放，开发商却不愿来。原因是“总投资１５.５个亿，一算账得亏好几个亿”，河东区原中山门危改指挥部副总指挥姚长宝说。１９９５年河东区政府开始寻求“区企结合”，
明确提出“让开发商有利可图”。市区两级政府本着“能减则减，能免则免”的原则，对１３项收费标准实行了减免，中山门地区危改才得以启动。
需要拆迁的７６８万平米成片危陋平房中，有１７７万平米在红桥区，而占地８０多万平方米的老城西地区又是其重中之重。１９９５年，红桥区在老城西进行了芥园西道的建设，开始了“以路带危改”的探索。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２９日，芥园道建成通车后，原来不敢涉足老城区的开发商纷纷抢滩。
天津最早的拆迁标准是根据人头安置，后来是根据住房面积，“拆１平米还２.５平米”，但还是难以解决还迁房位置和楼层分配不均的问题。１９９５年，红桥区政府在芥园道拓路改造中，将危改与房改相结合，提出由货币分配代替实物分配的新思路，在全国首行“货币还迁”尝试，拆迁户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能力来选购住房。
从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００年，天津共发放货币安置款近１９０亿元，有力拉动了房地产市场。
7年危改，天津共拆除危陋房屋８６９.３万平方米，竣工住宅１６５６.２万平方米；３４万户居民喜迁新居，许多空置多年的商品房被争购一空，共销售商品房１９４７万平方米，６年中年销售量平均以１４％的速度递增；办理个人购房贷款９０３０６件，贷款金额９９.０１亿元，支持个人购房８３６.５８万平方米，平均年递增速度为１６５％。“从１９９３年到现在我们已经拆了２０００万平米，花了近５００亿。全部通过开发，财政基本没拿钱”，陈质枫说。与此同时，天津市ＧＤＰ增幅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连续两年全国第一。
危改的过程也是一个经营城市的过程。陈质枫认为：由危改带动的各类需求已经渗透辐射到多个产业，并将对全市未来的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在危改的过程中土地的“级差地租”理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同样是一块地块经过危改后，不但实现了自身价值，也带动了周边地块升值，天津的城市资产得到了跨越式的增长。据测算，危改７年间，天津ＧＤＰ年均增长为１２.２％，其中有约２.７个百分点由危改直接和间接拉动，其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２２％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