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业良自称拜服弗里德曼，在家里挂着他的照片（《制度是怎样炼成的》，夏业良，2002）。但认得他老人家的外貌，未必认得他老人家的思想。我想，张五常“三招变两招”的经过，要是出现在一篇标明经弗里德曼润色的“会长就职演词”里，夏业良大抵不敢这么说；可它偏偏出现在张五常的大白话演讲中，就难怪夏博士认不出来了。
（5）
再说张五常对经济学家滥用数学的批评。张五常早就选定了这样的研究道路：经济学的出发点应该是解释真实世界，而不是构筑无法与真实世界建立对应关系的数学模型。张五常的抗议，有排山倒海之势。他最近受到国内某些专搞数学的“经济学者”指责，与他撼动了这些人在学生心目中的权威地位有关。
然而，对滥用数学提出质疑，并非只有张五常一人。几年前我到美国拜访阿尔钦（Armen Alchian）。他就是张五常左一句“Armen”、右一句“Alchian”的启蒙老师艾智仁。我在他办公室闲聊时，进来另一位面善的老人。阿尔钦笑嘻嘻地介绍说：“这就是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这是我跟你说过的兆丰。”
寒暄之后，德姆塞茨教授说明来意：他是送文章来的。我一看大惊：是张五常的《价格理论快要失传了》！该文慨叹经济学中数学取代了思想。有人把它逐段译成英文，在张五常母校的师友间流传。阿尔钦把文章放进皮包，说要回家慢读。后来，我又和阿尔钦谈起五花八门的宏观经济模型。他老人家说，那些陈腐的数学模型都不值得编进新的教科书里。他年轻时也曾摆弄过类似的玩意，现在想起来觉得羞愧（shameful）。
“阿尔钦”这个名字，夏业良也认得。夏说自己曾因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阿尔钦”条目是由张五常撰写，而为华人经济学家感到骄傲。但不论是张五常，还是阿尔钦和德姆塞茨，都是反对滥用数学的。我不敢说夏公好龙，但动不动扣人“误导学生”的帽子，未免冒失。
（6）
对于张五常的学术贡献，夏文是这样评述的：“笔者并不怀疑张五常的智力和他在产权经济学方面曾经做出的贡献，虽然这种贡献在过去20年中已经被他自己放大了许多倍，似乎弄到他自己都相信有资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我想，不管得什么奖，多少要靠运气，得不到就是得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殊荣，必须有更大的运气。所以，我们一般都愿意祝福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得奖，其中也少不了祝福张五常。
但夏业良不是这样祈望的。这不要紧。不过，他既然如此贬损张五常的学术贡献，我便想借用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瓦伦（Lars Werin）对张五常的评价，来给读者一个对照，看看没有资格评奖的人这么说了，有资格评奖的人又是怎么说的。
瓦伦写道：“关于这个经典的发展，我想，要选出一些明显而又没有疑问的主导研究，差不多是不可能的。然而，这里那里有一些雄心勃勃的年轻学者，应用那新的工具以正确的科学方法从事。其中一个是30岁的张五常。如果胜利的桂冠应该授予某人的话，我认为一定是这个人”（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Las Werin, 2000）。
（7）
再说夏业良对张五常生活逸事的批评。张五常说自己曾经教过容国团乒乓球入门，但两个月后就比不过他，于是自知没有乒乓球的天赋。如此而已。对容国团，张五常感情至深，写过催人落泪的《忆容国团》。而夏业良却在这段故事旁边加上脚注：“此说真伪已无法找容国团核实了。”
张五常儿时的玩伴，容国团的家人，许多今天还健在，夏博士大可以去求证！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有人把这段脚注告诉张五常，张五常竟朗声大笑：“死无对证？你告诉他，张五常也说自己教过贝多芬作曲，那也是死无对证的，他怎么不去说呢？”
（8）
张五常又说过一个故事。1988年，在无锡一个破茶寮里，他和弗里德曼遇到了一个青年。这个青年认出了张五常，于是上前打躬作揖；而当张五常介绍身边的弗里德曼时，那青年就站不稳了。夏业良给这个故事注释道：“1988年的大陆青年中对张五常那样了解和倾慕的大概只有他的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