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6月，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到香港访问，马雪征作为他的特别助理负责安排行程。柳传志得知后，吩咐当时联想的外事负责人王晓琴：“你的任务是盯住马雪征，让周院长给咱们剪彩。”
“这个人的韧性就是联想的特点，”马雪征说，“她请我们去剪彩的时候，我还不想去。”马雪征比香港人清楚，联想只是一家小公司，不是外界纷传的大集团，在等级森严的科学院中，联想的总经理也最多算个处级干部，离部级的周院长隔着遥远距离。
周光召在香港见的是威尔逊总督，见完威尔逊总督，就开始挨个见大学的校长，然后见贸易发展局局长。他的行程安排既满，联想名气又小，马雪征哪里愿意周光召去为柳传志的小公司剪彩。
然而王晓琴黏在那里，她并不理会马雪征的藉口。她笑眯眯地站在门口不走，马雪征没办法只好让她坐。王晓琴一坐下就开始说联想现在怎么困难但前景如何光明。马雪征被她说动了。
那是马雪征第一次接触联想，印象极其深刻。她原以为既然香港灯红酒绿，香港联想一定甚是阔气，谁知竟如此破烂。她在柴湾见识了联想的那间小办公室。“我确实没有想到，科学院的科学家柳传志，能在这地方上班，而且他自豪得不得了。”
柳传志邀请周光召参观公司的办事处。马雪征想，那办事处再差也得是玻璃墙的写字楼才是，谁料想完全不是。她被柴湾吓了一跳，觉得那是在深圳都见不着的破地方。“甭说深圳，”她说，“像惠州都见不着，破成那样。叫做工业大厦，其实只有一部客梯，剩下全是货梯。”那些大货梯的大台阶都很高，为了铲车“卡板”。
她随周光召走进去，还以为人人西装革履，谁知那儿的人全光着膀子，搭条毛巾，踢双人字拖鞋，穿着大裤衩，推着卡板。马雪征记得，柳传志对周光召客气道：“您先进。”他的确得让周光召先进去，然后卡板才能进去。周光召跟他们一起挤到电梯最里边。电梯停下来的时候，得卡板先出去，他们才能出去。
参观完了办公室，柳传志又颇为戏剧地邀请周光召坐船游河，说是要汇报工作。周光召说：“不行，我晕船，你要让我上船我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剪彩那天，柳传志还是弄了条小船，把周光召搞到船上去了。那条小船晃来晃去，搞得他们晕头转向。幸亏马雪征早早买了晕船药。周光召吃了药，还真没晕船。
坐在船上，风拂浪激，乘长风破万里浪的感觉与在柴湾破办公室中有天壤之别。柳传志向周光召讲了他的三步曲，讲了整个联想战略布局。他斩钉截铁的语气，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马雪征想起这段往事就想笑：“你要坐在船上听，会觉得这是一家有宏伟蓝图的公司。但想到那部电梯和那间办公室，你根本不可能觉得它会很伟大。怎么在那种地方办公的人会有这么一个蓝图？”她开始觉得柳传志是一个奇特人物。
马雪征后来在海淀剧院参加了联想的一次誓师会，听了柳传志讲话。她当时感觉场面像“文化大革命”：柳传志声在那里声嘶力竭，讲的话又特别震撼。她又在想：这个公司怎么这么奇特？那么丁点儿的一个公司，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在那儿？她不知道那些人是公司员工还是从外面弄来凑数的。
在为香港联想剪彩后，过了两年，马雪征加入了这家奇特的公司。
1988年6月23日，开业典礼完毕又召开新闻发布会。柳传志大言不惭对记者说，香港联想第一年营业额要超过1000万美元。“柳传志说完感到记者们没反应，柳传志以为他们听不懂普通话，实际情况不是香港记者听不懂普通话，而是他们听惯了国内厂长经理们在香港吹牛，所以，也没拿柳传志的话当回事。”
那些以沉默表示怀疑的记者们没有想到，香港联想第一年营业额便达到了1.2亿港币，远远超过了柳传志承诺的1000万美元。到后来再召集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还没等柳传志开口，记者们就开始不停提问：香港联想是怎么创奇迹的？香港联想有什么“高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