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决定联想命运的时刻。一个柳传志梦寐以求的结局。联想在1990年获得机电部批准，可以生产自销联想系列微机。联想也在那一年推出了第一台自有品牌电脑。
联想获得批文实属不易。在整个1980年代，电子部有许多直属生产厂，因其为“嫡出”，便自然获得了生产许可及各种政策上的优惠。联想是“庶出”，自然受到歧视。当日电脑暴利，谁拿到批文，谁便得到了拾金子一般的机会。
1990年，联想终于捞到这样一个机会了。那一年，“中国政府官员考察了香港联想，肯定了联想的生产能力，给联想发了生产许可证。”柳传志“曲线救国”终获成功。
正是从那一年开始，中国降低了关税，取消了进出口批文，开放了国内微机市场，外国计算机开始大量涌现在中关村。它们的出现既推动了中国计算机业的普及与应用，也使那些一度靠批文生存的中国计算机厂面临巨大压力。
既然决定推出自有品牌电脑，为避免自相矛盾，联想不得不宣布不再在内地直接代理AST电脑。柳传志做出这一决定的勇气，如今无法估量，但其损失之大却令人咂舌——头一年，香港联想代理AST电脑的营业额超过2亿，利润几近2000万港币。
若现存史料全部可信，那么在1988年底和1989年初的那段时间，柳传志与李勤曾与AST高层谈判，他们试图说服傲慢的美国人接受一项建议——生产“AST联想”联合品牌电脑。但AST表现出的傲慢摧毁了那桩谈判，也摧毁了自己的前途：“我到中国来，还没有一家企业能在技术上和AST合作。”
柳传志与李勤既然遭到AST拒绝，便洞晓与跨国公司合作并无出路，即使成功也只能扮演陪衬角色。他们碰了一鼻子灰，反而使自己找到了出路，也看清了那些跨国公司可憎的面目。
既然李勤与倪光南均极坚定要做自有品牌电脑，柳传志也以造自己的电脑为梦想，那么分步骤抛弃AST便成为一个“阴谋”。AST当日并不清楚联想的“阴谋”，等到柳传志下手，AST在中国市场迅速衰落时，他们才痛感当日的傲慢与偏见。
联想最初安排了不多人成立了一个部门来负责AST电脑的代理业务，其千军万马均将“造自己的电脑”作为真正的事业。AST初时并未感到压力，到了1990年夏天终于气馁示弱。他们找到李勤，低三下四地问能不能重新开始制造联合品牌电脑。李勤告诉他们：“市场，你们比我清楚，时机特别重要，时过境迁，这事再谈也没有什么意义。”
联想在整个1990年才销售了2000台电脑，到AST屈尊降纡与他们谈判的那个夏天，他们的销售量刚刚超过1000台。但李勤感觉前途光明，所以他才那么嚣张地说声“非常感谢”，将AST的谈判代表打发出门。没有人知道AST代表离开中关村时内心作何感想，没有人知道当联想成长为中关村的象征和标杆时，AST会不会感到懊悔。他们渐渐远离了中国市场，渐渐地失去了勇气和魄力。他们被自己曾经抛弃的人抛弃了。
李勤尽管看到了光明前景，但他依旧忐忑。他知道当日联想的板卡生意是在赔钱做，每卖一块亏一个美金，用柳传志后来在2003年的一期《对话》中的说法就是——“拿金子当因子卖。”汉卡因为倪光南枪毙了软汉字已近式微，生意江河日下，真正赚钱的生意惟有代理业务。有时候他会不停地担心——要是联想电脑做不出来，“盈利从哪里来啊”？
柳传志似乎并不着急，他已经认准了“做开发，做自己品牌”的道路。他也不怕赔钱。几年来他的生意都是靠先赔后赚做起来的，而且他知道联想“贸工技”道路总会面临“将来贸易一定不好做”的困局，到了彼时再做工业，联想几乎毫无希望，更遑论胜算。“如果当时不是咬牙挺住了，哪有现在的联想微机啊。这就是比四通稍微高出来一点的地方。”有一次柳传志颇为感慨地说。
联想电脑初时质量不很好，惹了不少麻烦。柳传志并不担心电脑生产，他担心一个人，一个叫孙宏斌的年轻人。他在香港已经接到不少电话和信件，都是一些老同志向他告孙宏斌的状。他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