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常退出。景鲤入见齐王，王问：“齐使者来取东地五百里，你看怎么办呢？”
景鲤说：“不能给他们。不过，楚也难以独自守住它。大王身为至尊，金口玉言，答应将地给万乘之强齐，如果不给，天下人会说不义。可是楚又无力独守，臣请求西去求救于秦。”
景鲤出，慎子入。楚王把三位大夫的主张都讲给慎子，说：“子良对我说，不能不献东地，可以先献，后以武力夺回。昭说，不能献地于齐，他请求镇守东地。景鲤说，不能给齐地，但楚无力自守，应求救于秦。你看我用谁的办法呢？”
慎子答：“大王都可以采用。”
楚王不高兴地说：“你真是奇怪，都可以采用是什么意思？”
慎子说：“我并不开玩笑，而是从他们的说法受到启发。你等我说完，就会知道此三计并行是可以的。大王您可以让上柱国子良带车五十乘向齐献地五百里。第二天，派昭常去东地守，第三日，再派景鲤带五十乘战车去向秦求救。”
楚王按着他的三计并行之策，派子良到了齐国去献地，暗中吩咐昭常坚守东地。
齐王高高兴兴地派人去接受东地，昭常站在城墙上对来者说：“我奉命守东地，同东地共死生，我这五尺男儿，年龄六十，以及三十多万的楚国士卒，虽然武器装备不好，但愿为守东地而献身。”
使者回报齐王，齐王对子良说：“大夫您亲自来献地，可是昭常又镇守在那儿不走，这是怎么回事？”
子良按照楚王教给他的话回答说：“臣亲身受楚君的命令，昭常是假传王命的，请大王进攻东地讨伐昭常吧！”
于是齐王大举兴兵去讨伐昭常，可是还没有到楚国的疆界，秦国的五十万兵就到了齐的边界。秦帅右壤说：“齐阻止楚太子归国，这是不仁；又要攻夺楚国的土地五百里，这是不义。如果退兵那就罢了，不然，我们也就不客气了。”
齐王听了大为惊恐，就放子良归楚，又向秦派出使者求和，以解除齐的危难。
这件事情看上去好象是楚国言而无信，但是与其未动一兵一卒，东地仍归属楚国的战果相比，还是值得的。而且因为齐王无理贪求在先，强迫楚国立下城下之盟，因此楚国并没有背上“背信弃义”之名。
是信用也是道具
人以诚立，为人必须诚实守信，但这是指对信得过的朋友。但是在敌我对立的特殊情境中，对待信用却要灵活。在特定情况下，信用是做给人看的，是一件道具而已，用来显示自己的魅力，或者达到特定目的工具。如果在残酷的斗争中遵守不应遵守的诺言，就是因信而自缚。
东汉末年太史慈在郡里担任属官，正巧郡里和州里发生争执，是非难辨，于是分别上奏章分辨。谁的奏章先到达京城洛阳，谁就能占上风。
当时州里的奏章已派人送出，郡里的官员怕自己落在后头，选中太史慈去追赶州里送奏章的人了。他昼夜兼程赶到了洛阳，马上来到专门接待臣民上书的公车衙门，送了奏章。
这时州里派出的官员刚到，正在求守门的官吏为自己通报。太史慈问他：“你想通报上奏章吧？”州里来的官员说：“是的。”太史慈问他：“你的奏章在哪里？题头落款是不是写错了？”
州里的官员说：“你得答应不能弄坏了。”太史慈答应了，于是就把那官员拿的奏章拿过来看。奏章刚一到手，太史慈就把它撕了。
州里来的官员大叫起来，拉住太史慈不放。太史慈对他说，“你要不把奏章给我，我也没有机会把它撕了，是祸是福，咱俩都一样承受，反正也不能让我独自蒙受罪责，与其这样，不如咱俩都悄悄离开这儿。你回去就说奏章已经送到，反正也不会有人知道。”
于是太史慈与州里的官员一起悄悄地回来了。郡里送的奏章终于被批准，州里认为自己的奏章没有起到作用，也就没有追究。
信用和诺言最难经受考验的地方就是外交领域。白纸黑字的外交公文和友好邦交的外交辞令在这里用得最多最勤快，但是在背后往往都是外交时机和国家利益的表现。在外交中，谁能得出来英国外交家德斯累利的话：“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不必守信还有一种情况是情况紧急，必然要靠信义为引子达到目标，而信守承诺又难以达到的时候
宋朝陶鲁字自强，二十岁时，因为父亲陶成在战争中牺牲，被录用为广东新会县丞。有一次，都御史韩雍下令，要犒劳军队，需要一百头牛，限三天内备办出来。令出如山，众同僚都不敢应承，陶鲁越过同僚承担了这项任务。
三司和同僚们责备他胡来，陶鲁说：“我决不以这件事来连累你们。”
于是在城门上张贴布告说：“交一头牛酬谢五十两银子。”有一个人牵了一头牛来了，陶鲁马上给他五十两银子。
第二天，人们争先恐后地牵牛来，陶鲁选取其中一百头肥壮的，按平价给了主人钱，说：“收牛这是韩公的命令，我没有权利多给你们钱啊。”他接期向韩公进献了一百头牛，韩公十分赞赏他，让他随自己担任后勤官员。
古今中外，有很多人拿信用来说事。信用最普遍使用的是爱情领域。但是古今中外，多少悲剧就是由于诺言问题而产生的呀。
实际上，尾生抱柱并不是信用的例证，而是爱情的见证。要是换了别人，尾生肯定不会那么迂，他想做的不过是为爱情坚守一回而已，跟信用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所以信用是一件道具，是用来作事的。如果不懂得这一点，而把信用视为一种高贵品德，那就大错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