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与商鞅以赏立信的故事类似，虽然使用的手段不同，但却异曲同工，都达到了既定的目的。
有时候，如果简单地根据条文和规章来执行赏罚，就可能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因此需要用智谋来辅助。
赏罚的大胸怀也是一种大智慧，也就是把赏罚的对象分成三六九等不同对待，在区分的时候，要清醒认识到所依据的标准。
刘邦平定天下之后，大封功臣，萧何地位最高，有人对此有异议，刘邦反驳说：“在打猎时，追捕野兽兔子的，是猎狗；但发现兽兔的踪迹，指使猎狗追捕的，却是猎人。你们只能捕杀野兽，功绩如同猎狗。而萧何能发现野兽踪迹，指使猎狗去追捕，功绩如同猎人。”
司马迁在为萧何作传时，也十分中肯地评论说：“萧何严守律法，为民生疾苦着想，依法从事，在建立汉朝的功臣中，功绩地位居群臣之首。”
这种从大处着眼的原则，是以赏罚来引导人所必需的，因此也是赏罚分明中所不可或缺的一条。
赏罚的示范作用
赏与罚如果得当，便会起积极的作用，如果不能得当，反而还会坏事。一部分人可以从另一部分已得了赏或罚的人身上照见自己将来的命运。如果预见到自己将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那一般都不会认命静等，而会采取某种相应的行动了。
有赏罚的过程中，赏与罚其意不仅仅在彼赏罚的人，他还要通过这些对那些未彼赏罚的人施加他所需要的影响。可以说，赏与罚在此已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了。
刘邦打下天下之后，先封了二十几位功臣，其余的人日夜争功，刘邦也决定不了如何封赏才好。一次，他在洛阳南宫远远望见众位将领三三两两地坐在沙土地上，有的相对窃窃私语，有的按着剑大喊大叫。他问留侯张良这些人在说什么。
张良恭恭敬敬地回答说：“他们在谋划造反。”
刘邦大吃一惊：“为什么？”
“您从平民起家，凭借着这些人取得了天下，现在您做了天子，而您所封的都是您的旧交，所杀的都是您平时恨的人，所以他们聚在一起想谋反。”
汉高祖马上感到问题很严重，说：“怎么办好呢？”张良说：“您平素最憎恨、群臣也都知道您最憎恨的人，是谁呢？”汉高祖说：“雍齿曾经使我屡次受窘，我早就想杀了他。”
张良说：“现在赶快封雍齿，群臣就人人心情稳定了。”于是就封雍齿做什方侯。将领们都为这件事感到高兴，说：“象雍齿这样的人尚且能封侯，我们这些人就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顿时安定下来。
实际上，众位将领所讲的，未必一定是要谋反的话，如果是果真是谋反的话，张良又为什么在皇帝问他以后才说呢？只是因为皇帝刚刚得到天下，屡次根据自己的爱憎来施行赏罚，群臣常常有失望、怨恨和自危之心，所以张良乘着这件事献纳忠言，来了个极端的办法，选出了大家都最讨厌的部下雍齿。
雍齿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因为他看来是最应受诛罚的人物，而张良却出乎意料地要刘邦封赏。这样一来，大家都放下了心，因为大家都预料自己决不会比雍齿差。
刘邦封赏雍齿作为安定人心的应急之举，固然有其作用，但却未必能够公平，也未必能够有长远的考虑。而从长远来看，公平原则应是行赏用罚不可或缺的，不能从一已之私出发，而是以天下为念，这将对对天下英雄更久远的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