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与媒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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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5月17日上午,身为新华社安徽分社副总编辑的我正在办公室值班,有三个不速之客走了进来,一位五六十岁模样的人没有跟我寒暄,直接自我介绍说:“我是《合肥晚报》的,这两位固镇县的人有一个大冤案向你们反映。”来人强调说:“你们知道这种案子我们晚报肯定发不了,只能找你们新华社。”老同志简单地说完情况就走了。
剩下一对年轻的男女说,他们村副村长指使5个儿子一早晨杀死了四个村民,其中一人是来访者的丈夫。他们有冤无处伸,有仇无处报,其中一个杀人凶手至今外逃没有归案,县里迟迟不处理,反而说被害人到处上访告状,他们成天提心吊胆。他们听说省领导到皖北开会路过固镇,拦了车队,但至今也没有音讯。年轻小伙子说着眼里就涌出了泪,然后突然扑通一声,双膝跪地,向我连磕三个响头,我连忙阻拦,将年轻人拉起来。我说,我把情况向领导汇报一下,尽快去采访,并详细记下了他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当记者经常会遇到反映领导贪污腐败、受到打击报复、含冤受屈、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等各种情况的来访者。一些人往往是在向领导部门、信访部门、纪律监督部门、公检法部门反映了情况迟迟得不到解决之后,转而向新闻单位反映情况。媒体一经报道之后,问题迅速得以解决,并在当地乃至全国产生影响。这种扩散效应和无形中形成的示范效应,使一些人遇到问题后,绕过很多本来应该经过的渠道和途径,干脆直接找新闻单位反映情况、寻求帮助。
来访者反映情况,有些事后证实是真实的或基本真实的,有些则是夸大其辞,与事实或事实的本质不符,还有个别来访者是无赖或精神病患者。但凭我多年与各种各样来访者打交道的经验,这一男一女反映的情况十之八九是真实的。因为他们反映的情况基本事实简单,符合逻辑。
我向分社领导反映情况后,第二天上午,就带着记者葛如江,驱车200余里,直奔固镇县唐南乡张桥村采访。
我们采访了被害人的家属,也壮着胆子走访了犯罪嫌疑人的家,采访了村支部书记,并了解到该村农民的负担有两本账,一本是实际账目,一本是应付上级检查的。结束在村里的采访后,第二天我们采访了县公安局和县检察院,最后采访了县委主要领导并交换了意见。
事实与来访者反映的情况基本符合。1998年2月18日,农历正月二十二上午9时左右,固镇县唐南乡张桥村小张村民组,因村民查账问题,引起了村委会副主任张桂权的不满,并发生与查账村民的吵骂,张桂权随身跟着两个儿子,当即又叫来两个儿子,在前后不足5分钟的时间里,连续砍杀4人,其中两人当场死亡,一人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一人在送到医院后死亡。据群众介绍,张氏父子5人杀死4名查账村民后扬长而去。
但这起案件却被县公安局定性为涉嫌故意伤害罪,该局的起诉意见书认为此案中4人被杀是犯罪嫌疑人张加志一人所为。该县电视台还在新闻节目中说,这是一起民事纠纷引起的凶杀案。这些舆论和说法引起了村民强烈的不满,200多名群众来到县委、县政府和电视台上访,强烈反映固镇县电视台等单位颠倒黑白、歪曲事实。
据调查,县里之所以对这起性质严重的村干部杀害村民的恶性案件采取这种歪曲事实和捂盖子的处理办法,原因是时任县委书记正在晋升的关口。
记者采写的稿件在内参发出后,高层领导作出批示,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在院审判委员会上全文宣读了领导批示和内参稿件。张桂权及作案的4个儿子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其中2人被判处死刑、2人被判处无期徒刑。
被害人家属上访过县公安局、县委县政府,乃至省市有关部门,但四处碰壁,后来他们坚持寻找,又找到新闻单位,找到《合肥晚报》(也许还找过其他新闻单位),通过《合肥晚报》又找到新华社。作为农村的普通农民,他们并不了解《合肥晚报》,更不了解新华社,但在别无他路的情况下,他们想找新闻单位也许有用。就这么一试,他们撞开了一扇大门。假如他们不是坚持寻找,并最终找到新华社安徽分社,那么这起冤案肯定不会这么快、这么好、这么圆满地得到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