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采访对象及当事人与媒体冲突的结果没有一个权威的数字统计分析，但给一般人的感觉和印象是输多赢少。法律、真理和道义不会站在打人的一边，只能站在被打的一边。况且这一边被打的实质上是公众。
与媒体冲突，尤其是对媒体施暴难有好结果。登州殴打记者事件发生后，在新华社河南分社的严正交涉下，登封市委成立专案组，查处这一造成恶劣影响的殴打记者事件。登封市委对殴打新华社记者事件作出了以下处理决定：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敏，对殴打记者事件制止不力，指使扣下记者相机，给予撤职处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钟清敏，明知记者身份，也知道记者采访属于正当行为，但在整个过程中协调不力，处理不当，严重失职，给予撤职处分；市公安局防暴大队大队长郭云峰，没有控制好现场，对殴打记者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给予撤职处分；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张宏伟，参与销毁资料、照片，故意隐瞒殴打记者事件的事实，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市安监局副局长乔占国，在现场对殴打记者事件不予制止，放任不管，给予党内警告处分。此前，登封市公安局对初步查清的参与殴打记者的村治保主任和２名矿工分别予以治安拘留10～15天处罚。
殴打记者是一种不明智的、愚蠢的行为。殴打记者的人一般都会受到纪律的、行政的处分、处罚，严重的会受到治安乃至刑事处罚。参与殴打记者的单位和个人并没有因此保护了自己不被曝光，反而曝光更广、更深、更透，影响更大、更坏、更恶劣。殴打记者无论从名誉上、经济上、利益上都得不偿失。
深圳宝马车一干人殴打记者事件发生后，经审查，向记者施暴的白帽男子名叫尹××，黑T恤男子名叫刘××，平头男子是刘××的司机，粉裙女子是刘××的妻子。警方迅速联系到刘××，刘××于当晚10时许在平头男子的陪同下到派出所接受调查，随后又被民警带往医院注射醒酒针。民警连夜对4名涉案嫌疑人作调查。按照警方要求，次日清晨，3名被打记者赶到深圳市公安局法医检验所验伤。经法医鉴定，《南方都市报》深圳记者站站长苟骅左耳鼓膜挫伤、左面部软组织挫伤，记者徐文阁左前臂皮肤划伤，记者丰雷伤势较轻，尾椎骨被踢伤未造成严重后果。10月11日下午4时许，园岭派出所查明案情，依法给予刘××治安拘留10天、尹××治安拘留7天的处罚。
为什么对记者或媒体施暴难有好结果，首先，暴力行为本身是违法的，应当受到社会的谴责或法律的制裁。其次，记者在采访中被打的时候，他所代表的不光是记者个人利益受到伤害，而是整个公众的利益——受众的知情权受到损害。记者的采访权利得不到保障，记者就不能把真实客观的信息准确传达给读者、观众，公众就无法知道事情的真相。也就是说，记者被打，是因为自己的职业而挨打。很简单，如果记者不给他曝光，不“侵害”他的利益，他是不会轻易去打你的。
讲真话报实情是记者的神圣职责。新闻媒体作为反映人民群众意志和呼声的通道和窗口，在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过程中，发挥着极大的影响力和重要的监督职能。有学者认为，记者的采访权其实应该是一种公权，它与普通民众之私权不同，因为记者是在行使一种公共职能，其采访行为本身是在满足公众对新闻的认知，使公众的知情权得以实现。打人者侵害的实际上是双重权利，一则为一个自然人的健康权或生命权，这属于私权范畴；一则为记者的采访权，亦即更多公众对公共事件的知情权，这属于公权范畴。
新闻采访权、报道权和舆论监督权尽管不是行政权力，也不是司法权力，但是它却是公民的社会知情权、批评建议权、监督权的代表和延伸。作为具体的公民，其上述权利有的是通过新闻采访权来实现的，新闻采访权受到暴力干涉，整个社会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伤害，这与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背道而驰。
一些人刻意夸大自身的隐私权，一些单位掩耳盗铃，漠视记者正常的采访权利，导致记者被打事件屡屡发生。虽然我国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记者采访权，但是记者采访权却毋庸置疑。对于事关公共利益，跟社会有直接明显利益联系的事件，其事件本身就具有公众性，所以记者有采访权。此外，对发生在公共场所的事件，只要不泄露国家机密，记者都有采访权。特别是对个人在公共场所发生的事件，个人的隐私权要自然让步，记者有权采访报道。
因为现行法律的缺陷，新闻记者被打后往往只能通过人身伤害等理由来诉诸法律，这样就跟其他的人身伤害事件在法律上是同样的性质。正是目前法律上对记者保护的薄弱，才使一些不法之徒胆大妄为。具体法律对新闻采访报道权和舆论监督权的缺位，致使记者正当采访屡屡被打，致使舆论监督屡屡受阻。所以，新闻采访权需要从法律上加以特别的明确保护。时代把记者与公众和真相联系在一起，保护记者正当的采访权，就成为记者命运的关键。记者被打之所以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被打事件本身带有更大的公共性。从目前看，我国对采访权的法律保护尚存一定缺陷，这样很容易导致记者在一些公共事件面前失语；同时，因为缺乏明确而有效的惩治规定，侵犯记者采访权者将更加有恃无恐。
每当记者被打事件发生，新闻界就会提到如何保障新闻权利的问题。记者因采访被殴打、拘禁的事件直线上升，这些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新闻单位的采访报道权得不到法律保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新闻界、法律界和其他社会各界对新闻采访报道权的认识尚不明确、统一。比如新闻单位的采访报道是否应当由被采访报道的单位、特别是法院予以批准，国家机关、公民和其他组织拒绝采访是否妨碍了新闻单位的采访报道权等等。
我国宪法将言论、出版自由规定为公民的政治权利，而采访报道权是集中体现，因此，它应当属于公民的政治权利范畴，类似于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新闻机构可以完全或部分放弃采访报道权，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和公民也可以不作为即不接受、不配合采访报道，但是不能破坏、阻挠新闻单位的采访报道行为，否则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中央行政、司法机关和地方国家机关无权自行立法，限制、剥夺新闻采访报道权。比如，根据宪法第四十一条，国家机关、公民、法人和新闻单位，可以通过新闻采访报道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这种权利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舆论监督权。这是一个根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