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让·普鲁沃（商业界的一位老资格）在各银行的压力下不得不卖掉《费加罗报》的股份，他从糖业大贾费迪南·贝甘手中买下之后，就一直是这份报纸惟一的主人。几年前乔治·蓬皮杜便请求过贝当古夫妇接手这份报纸，现在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再次要求他们接管。
在这个“国家与资本同床共枕的黄金时代”，金融势力与政治可以公开相互勾结。人们还记得马塞尔·达索的名言“我的小马驹爱吃干草”，所以国家总统的要求不算过分。而且这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安德烈·贝当古是多数党派成员之一，他绝对是保守派，职业生涯也是在右派阵营里的，至于说到钱嘛……
安德烈·贝当古对此并不热心。最起码我们可以在雷蒙·阿龙所说的话中相信这一点，他是《费加罗报》的老板之一，当时他接待了安德烈·贝当古的来访。这位哲学家说：
“三名可能的买主先后来找过我，有安德烈·贝当古、让-雅克·塞尔旺-施赖伯和罗贝尔·埃尔桑。第一位是由在野执政党人推荐而来的，我的印象是他既害怕又厌恶这份工作，没人能强迫他……我们谈得很融洽，我当时就能肯定，他不会投入资金也不会耗费精力，因为对他来说这家企业充满风险。”
贝当古夫妇从来都没有冒过险，而且绝对不是“公民凯恩”，尽管安德烈也是以记者开始他的职业生涯的！他们不屑于布伊格、拉加尔戴尔或达索的策略。惟一一次参与这样一种媒体的冒险行动，是为了支持他们自己—当然也属于他们阵营的一项计划和建议。他们的动机也是十分家庭化的。
那是1977年9月19日，一份新的晚报《我报道》（J読nforme）出笼了，整整24页的严肃文章，是小报的版式，其实是正式出版一份法国式的《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事实上，当时正是1978年立法选举的前夜，出这份报的目的是打破《世界报》（Le Monde）的垄断。因为在商业界，人们普遍认为后者太尖锐，也算是给多数党派提供的一件新式武器。
换句话说，《我报道》要与整个左派联盟作斗争。当时形形色色的企业纷纷出现在它的摇篮边，其中有米其林公司（Michelin）、巴黎银行，好几家石油公司和欧莱雅。这些公司的代表集合起来创立了Inforem出版公司，是一家合资企业，其资本股额为4.7万欧元（30万法郎）。
贝当古夫妇并未直接参与这件事，只是以欧莱雅的名义与之合作，但有他们家族里的人坐镇。1977年5月27日，安德烈·贝当古的表兄米歇尔·德·沙朗达尔伯爵向公证人提交了Inforem公司的章程；由另外一位朋友，不算是亲戚吧，前部长约瑟夫·丰塔内出任《我报道》的负责人。在乔治·蓬皮杜的任期内，贝当古与丰塔内曾一起在雅克·沙邦-戴尔马和皮埃尔·梅斯梅尔的政府手下工作。而且在此之前他们就认识了，二战前他们作为寄宿生曾住在沃吉哈尔街104号的主母会修士处。
可惜《我报道》出版后三个月便没了音讯，约瑟夫·丰塔内针对有人对资金短缺表示忧虑时辟谣说：“我们有钱，我们会成功的……”
在这种事情上，安德烈·贝当古表现得更有韧性，他在诺曼底做了很多有效的工作。他于1946年就在伊沃托开始控制了高书洼公司（Cauchoise）的报刊与广告部门，也就是发行《高书洼邮报》（Courrier cauchois）的出版社，是法国地区级第二大周报，第一大周报为《自由拉芒什报》（La Manche libre）。安德烈还是这份周报的经理和专栏编辑，后来他写得越来越少，仅在过年时写些新年贺辞。但事情也并非完全如此，因为那时的气氛是政治人物到处捞取选票……
当家族感到威胁时，比如弗里德曼事件，他们也会针锋相对。1995年，瑞士国会议员兼律师夏乐·蓬塞写了一本《雀巢、贝当古及纳粹》（Nestl? Bettencourt et Les nazis）的小书，这本书实际上基本取材于三篇檄文，分别于当年2月13～15日在瑞士《每日新闻》（Nouveau Quotidien）上连载。为此贝当古家族说要提起诉讼，最后不了了之。至于日内瓦那位日报的编辑，即雅克·皮莱，有好心人提醒他说这类文章对该报能否获得广告来源极为不利……“我绝对没有敲诈的意图，”皮莱极克制地说，“可以说只是一种不满情绪的发泄而已。”
还是不要侵犯他们的领地为妙。2000年6月29日，英国的Milleniumsabure公司试图把“利利亚娜·贝当古”印在他们的游艇帆面上，结果被传讯并紧急审理，楠泰尔市高级法院判决结果，禁止再使用这一“国际公认”（法官用语）的姓名进行任何商业活动。
不过，与他们众多的网络和盟友及欧莱雅自身的实力相比，贝当古夫妇显然没有滥用其特权。一位很熟悉他们的商人评价说：“以他们的富有程度，完全可以再收购更多企业的股份。然而他们从来不想在欧莱雅或雀巢以外拥有任何企业的份额。”此“策略”还有一个好处：可以避免终有一日牵扯到某桩商业丑闻或者令人瞩目的破产纠纷之中。
即便是去争购一种名贵葡萄酒（这已成为富人的时髦），这对夫妇也十分谨慎地使用他们的权力。1998年，圣艾米龙里最名贵的一种红葡萄酒产业被拍卖，即白马堡本地上等干红葡萄酒，属于富尔科-洛萨克家族所有。这桩买卖十分诱人。庄园占地41公顷，其中35.5公顷可种植葡萄。贝当古夫妇前往提出申请。面对他们的竞争对手贝尔纳·阿尔诺和阿尔贝·弗雷尔两个搭档，也是圣特罗佩的同伴，贝当古夫妇开价1.07亿欧元（7亿法郎），他们几次想慢慢谈判降低价格，并未奏效。
其实双方都知道结局：肯定是弗雷尔和阿尔诺取得最终胜利。为了拿下它，他们不得不动用了1.3亿欧元（8.6亿法郎）。这是吉伦特省葡萄酒有史以来的第二大宗转手生意！然而一旦谈生意变成一种较量，贝当古夫妇便急流勇退了，这一直是他们的行事风格。
您比我更清楚，不管我们付出多少努力，
金钱永远是所有判决的答案；
而这温柔的贵重之物……将把事物推向征战。
金钱是个“好仆人”，但它的权力是有限的。利利亚娜·贝当古评论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是金钱买不来的。友情、对生活的鉴赏、健康，它们才是最有价值的。所有不能用金钱买到的都是最贵重的。”根据法国最富有夫妇的看法，金钱带来的是更多的责任。他们两人成长的地区多数是劳动人民，在生活中，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极为严格。
他们完全可以决定把财产全部卖掉，移居到纳税不严格的国家去享清福，因为他们在法国每年要交大笔所得税。但他们选择了回报养育了他们的土地，照顾好自己的一份家产。皮埃尔·贝当古写道：“圣莫里斯岱特兰是一座真正的纪念馆……一座由我兄弟精心维护的陵墓。”
对于金钱，从未缺金少银的他们表现出一种毫不在乎的样子。他们对这个“温柔的贵重之物”总保持一定的距离、一定的方式，给予一定的捐献，也就是有他们自己的使用方法。总之，这是只有世代相传的富人家族才具备的精神。在这里谈论金钱的问题显得实在太庸俗了，连提到它都是不恰当的。
那么最富有的人呢？“对他们来说，只从这个角度来审视他们实在令人遗憾。”一位朋友说。“金钱，丑陋的字眼。”利利亚娜·贝当古有一次对人们说。她还说过这样美丽的句子：“人类用了数千年才站稳脚跟，可是假如人类的精神本身不那么高尚，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