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名‘活跃’的蒙面党人消失了……秘密组织至此走进历史的坟墓。”菲利普·布德雷尔这样形象地描述他对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的调查，这已成为权威性的结论。然而，该组织的幽灵在20世纪90年代又重新冒了出来，把欧莱雅集团及其领导人往后拖了50年，一直拽进战前及德军占领期间的污泥浊水之中。
法国及国际报刊很快便将这一事件命名为“欧莱雅事件”，它把整个克里希总部及其工作人员弄得人心慌慌，使得公司不得不经历了一系列的司法诉讼，这个家族的名声也受到玷污。除此之外，它还在全法国引发了一场到目前为止还很秘密的战争，这就是阿拉伯联盟抵制法国的公司同以色列发展贸易关系的意愿。
最初事情似乎进行得十分顺利。那是1988年5月，弗朗索瓦·达勒和让·弗里德曼两位朋友决定合伙创立一个电影制作及发行公司，名字是：国际影视全景（Paravision International）。它的两名创立者并不是在生意上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他们更希望与重量级公司较量，比如说大阔佬（Golden papies）之类。
这两个朋友中的弗朗索瓦·达勒在1957～1984年间任欧莱雅总裁，是法国资方的一个头面人物，也是弗朗索瓦·密特朗的亲密朋友；另一位也同样有影响力却不太喜欢抛头露面，是电视和通讯方面的重要人物，也是法国广播“欧洲一台”广告经营的创始人之一。让·弗里德曼还是以色列政界的幕后操纵者：1995年11月，他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为了和平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就是在这次活动中拉宾总理遭到暗杀。
欧莱雅为国际影视全景提供了75％的资金，让·弗里德曼用电影胶片来支付其余的部分。电影种类非常丰富，有《公民凯恩》、《吉他手约翰》（Johnny Guitare）、《金刚》（King Kong），还有其他经典作品。在双方的婚礼进行曲中，他们的目的不是别的，而是要在市场中占据欧洲第一把交椅！
但是蜜月过去以后，两条“巨鳄”之间的关系就开始恶化了。弗朗索瓦·达勒及他周围的人开始怀疑那些作为新婚礼物的电影胶片到底值多少钱，因为它们的艺术价值完全取决于他们未来的商业前景，而且它们大多数是黑白片。但让·弗里德曼似乎为获得财产的疯狂所驱使，让欧莱雅去银行承担一系列担保……
慢慢地，两个阵营之间出现了财务纠纷，于是两者于1990年初分道扬镳，后来在法庭上彻底决裂。
1991年5月6日，《焦点》（Le Point）杂志搞了一个漂亮的独家新闻。这份周刊透露，40多名法国宪兵于3月28日搜查了家族总部及好几名领导人物的家。这次“侵入民宅”的目的是为了调查一桩阴谋联合拒购组织的事件。
20世纪80年代，欧莱雅在美国的分公司考斯麦尔（Cosmair）通过一家影视公司取得了赫莲娜化妆品公司（Helena Rubinstein）的控制权，这桩生意做得很漂亮。但是欧莱雅，这家著名的公司是阿拉伯联盟的眼中钉，因而便将欧莱雅卖往近东的产品列为危险物品。
在克里希总部的领导层对此非常重视。他们知道在大马士革有一家抵制联合拒购中心办事处，创建于1951年5月19日，其阿拉伯负责人给人的印象是办事严谨认真，从不随便行事。福特（Ford）、可口可乐（Coca-Cola）、索尼（Sony）……很多大的国际公司都受到过他们的制裁。
谈判在最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并且双方互派密使。然而到了最后，欧莱雅为了防止惹怒阿拉伯联盟，向其提供了他们要求的欧莱雅领导人的身份材料。欧莱雅因此便触犯了法国于1977年颁布的一项法律，即禁止各公司屈服于大马士革的调查。
根据让·弗里德曼的说法，到了1989年6月，他才意识到影视全景有一份他的“辞呈”，于是他指责其合作者在背后向阿拉伯人献殷勤。弗朗索瓦·达勒当然一直反驳这种说法。对他来说，这一行动是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达成的，而且只是暂时的行为。
弗里德曼非但没有平静下来，反而提高了调门，尤其当他得知这一行动是受人操纵之后变得更为愤怒，这个幕后人就是考斯麦尔的总裁—雅克·科莱兹。弗里德曼说，“从他的过去来看，这个人是一个恐怖的化身。”
科莱兹。在法国，许多人以为他早就去世了！我们前文提到欧仁·舒莱尔先在蒙面党，继而在革命社会运动党里与他擦肩而过。他的“过去”确实不那么简单。
科莱兹于1912年2月11日出生在约讷省的欧塞尔。他原是家具销售商，但他对政治更感兴趣。受欧仁·德隆克勒的影响，他很早便成为“保皇派的一个小角色”。但是他对莫拉斯及法国行动领导人很失望，认为他们太谨小慎微，便同蒙面党的顽固派搅和在一起。他在里面的代号是“蠢材”，取意于他曾工作过的“伐木者”商店。“他是德隆克勒的亲信，也是他最忠实的助手……还参与了好几起流血事件”，最后于1938年被捕，而法国与德国一开战他便得到释放。他在一个坦克部队里参加过英勇的战斗，指挥官就是夏尔·戴高乐。他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为他赢得了1939～1940年战争的十字勋章。
此后，我们在革命社会运动党，接着又在民众国家联盟的领导委员会中看到了他。而且，这个人做事一点儿不含糊，他还在法兰西共同体（Communaut?fran峚ise）中从事工作，其纲领在当时与极右派阵营里最反犹的宣传毫无区别。这个“共同体”还成立了有关犹太问题可怖的特派专署机构。不仅如此，1941年9月，科莱兹参加了法兰西自愿荣誉团（LVF），后来又去前线穿上军服与德国人并肩作战，并于10月5日宣誓效忠希特勒。
我们为科莱兹所做的这个小传足可以使让·弗里德曼吃惊得跳起来！后者可是战争一开始便成为抵抗战士的，还被德国人判过死刑，他是在运输过程中跳车侥幸逃脱的。
再回到科莱兹的介绍，二战结束后，他在意大利边境被逮捕并关进监狱。于1948年秋受到审判，就为了他当法国叛徒这一条，他被判10年劳役，另外10年是因为他参与蒙面党，这两条判决混在一起算做一条，但他只服了一半刑（从战后的1945年算起）。1950年，在两国外交缓和的大环境之下，他得以脱离在圣马丹德雷的苦役，在一家出版社找到了工作，最后又在……欧莱雅寻到藏身之处。欧仁·舒莱尔很难弃他原来的同伴于不顾。弗朗索瓦·达勒，舒莱尔的得力助手甚至还帮助科莱兹得到了这份工作。
“我不排斥遭排挤之人，因为他已经赎罪了。”1991年欧莱雅原总裁达勒声称。“他来的时候一文不名，而且已获得了大赦，他的犯罪记录没有任何问题。”1994年达勒又这样说。现在，被问烦了，弗朗索瓦·达勒反驳说：“别再以搅浑水为乐了。欧莱雅是个获得了巨大成功的公司，难道不是吗？”
以弗朗索瓦·达勒在抵抗运动中所获得的奖章来看，我们相信他的好意；尽管达勒不乐意，雅克·科莱兹还是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样子。当时在有关蒙面党的审理过程中，科莱兹的名字没少引起流言蜚语，“（蠢材）当时在报纸头版上的照片可是出尽了风头”。另外，当时他还没有获得大赦，是在1959年才最后获释。雅克·科莱兹进入欧莱雅时的身份是代理商，他当时38岁，升迁得很快，已着手处理大宗事务。后来他在西班牙成为多国手工业发展人之一，然后又去了南美洲，最后到了美国。在那里他被任命为考斯麦尔公司总裁，是欧莱雅独家商业代理人，也是很早的股东，最后于1966年回法国定居，科莱兹绕了一大圈。从此，他成为家族集团中的核心人物。
那么他是如何介入欧莱雅的“联合拒购”事件，以及如何在20世纪80年代末把让·弗里德曼排挤出影视全景的呢？在1991年5月的一次股东大会上，欧莱雅总裁林塞·欧文中被这件事弄得烦躁不堪，他指出：“这件事发生时，科莱兹已经78岁了，并且是考斯麦尔的主席而非首席执行官。他在公司里已经不再参与任何事务性工作了，只是占有一个荣誉地位。”当《世界报》记者洛朗·格雷尔撒麦几天后采访有关科来兹与此事的关系时，这位老“主席”也对传言断然
否认。
同年6月26日，又来了一次：在他起草的一份公报（还是只签了个字？）中，躺在医院病榻上的科莱兹（胰腺癌晚期）明确指出他与影视全景公司的系列活动没有任何关系。他还说：“我将请法国司法机关来鉴定这一令人关注的事件。”
可惜司法机关没来得及。同一天，科莱兹去世。6个月以后，12月19日，达勒和弗里德曼，两个互为仇敌的兄弟一起签署了一份“和解”文件。双方承认曾经有过“误会”，把这件事做了了结，至少免了法律程序。
让·弗里德曼在他兄弟大卫（已去世）的帮助下深入他的调查，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并发现了一个被他称为“同步欧莱雅”的事实。在一次电视节目中，他列举了一系列在欧莱雅集团里工作过的人物，这些人名绝对能引起可怕的回音。
媒体曾提到欧莱雅的“团伙”、“老窝”，甚至“有组织地回收”，显然有些言过其实。“不管我们在欧莱雅内部培养还是制造魔鬼，”弗朗索瓦·达勒说，“就我自己而言，我从来不知道科莱兹曾把原来与德国合作的叛国者引入欧莱雅或其分部。如果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确实有这种事发生（对此我根本不信），那也只是些没有任何重要职位的普通职员。”
可“弗里德曼名单”也并非毫无根据，虽然里面问题不少。蒙面党的杀手让·菲约尔从未在欧莱雅供过职，然而他的儿子安德烈以其母的姓，拉米，却在家族里工作过，先是在法国，后来在西班牙分部波卡撒；同样是前蒙面党人的军火商米歇尔·哈里斯皮的儿子在欧莱雅当过司机；还有一个“继承者”，路易·德隆克勒，是1944年去世的欧仁·德隆克勒的儿子，也曾在波卡撒供职。
同样，革命社会运动党成员雅克·皮盖，保安队士兵，似乎在墨西哥分公司的计算机部门供过职。让·阿兹马，另一个蒙面党成员，也是纳粹虔诚的吹鼓手，他曾在《我无处不在》（Je suis partout）及《民众之声》（Cri du peuple）担任过记者。他也在波卡撒待过，之后跑到阿根廷躲藏起来。在那儿他不再为家族工作，却任职于Yuste广告公司，而欧莱雅是它的主要客户之一。
但是，先不管有多少人“死里逃生”，这其中的偶然事件已经令人十分迷惑了。这次事件演变得这么浩大，归根结底还是与欧莱雅创始人的性格与历史有关。弗里德曼兄弟俩搜罗了一下他的历史及其老关系，终于发现了这家美容大集团的棘手问题，然后转弯抹角地把它的主要股东安德烈·贝当古（我们要在下章讲述）摆在了一个极为不利的处境之下。
不仅如此，他们二人发起的这场运动还出乎意料地在欧仁·舒莱尔20世纪初就读的巴黎国立高等化学学校引起了反响，却十分隐秘。尽管风波短暂，却具象征性，在这里有必要把这段历史讲述一下。
这件事始于1997年，当时有一小帮巴黎国立高等化学学校的老校友被媒体炒作，欧莱雅及其创立者被弄得十分恼火，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协会，希望舒莱尔不再被人作为“榜样”去追踪，也不再作为他们学校里的“典型”。1996年10月，学校内部的刊物《巴黎化学界》（Chimie Paris）刊登了一篇美化他的传记，又把他吹嘘了一番。这就像人们常说的，一滴水便会引起风浪……
学校1995年以舒莱尔的姓氏建起了一个阶梯教室并命名了一届学生（1961届），这是给予这位老企业家的荣誉。巴黎化学史研究协会的负责人并不想审判什么，因为他们不想同欧莱雅公司作战，何况这位公司老板曾是这所学校的资助者之一，该公司也是学生们未来的求职方向。他们的目标，也是惟一的目标，就是要撤消欧仁·舒莱尔在学校里的各种名号，这是个原则性问题和意识问题。
在学校里，这件事被弄得沸沸扬扬，还引发了种种论战，造成协会理事意见分歧和一些学生的担忧，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不想扯出陈年旧事。巴黎化学史研究协会找到了好几个大人物的支持，如获得过诺贝尔奖的乔治·夏尔帕克和让·多塞，原部长于贝尔·居里安和露西·奥布拉克。
他们的行动最后自食其果。人们有时行事好像就是要把事情弄到荒唐之极才肯善罢甘休。以舒莱尔命名的阶梯教室及颁奖仪式完全取消，不仅如此，另外两个阶梯教室的命名和所有的颁奖仪式都被取消了！同时，德·亨利·穆瓦桑（1906年获诺贝尔化学奖）和夏尔·弗莱代尔（1896年学校创始人）的名字（本来张贴在其他教室里）也因此受到了牵连！至于由利利亚娜·贝当古以私人名义设立的欧仁-舒莱尔奖的颁奖仪式，从那以后再也没在学校里举办过。
2001年，巴黎化学史研究协会已经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便提出了解散的请求。
协会名字刚好说明了问题，“没有记住历史的人将被判处亲身重历”。这是弗雷德里克·罗西夫著名的纪录片《从纽伦堡到纽伦堡》（De Nuremberg ?Nuremberg）中的解说词，这部片子是与让·弗里德曼联合制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