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贝当古1919年4月21日出生于滨海塞纳省的圣莫里斯岱特兰，当时的行政名称为下塞纳省。他是维克托·贝当古和让娜-玛丽·德·沙朗达尔夫妇六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这是个诺曼底家庭，富有，信奉天主教，属右派阵营，而且是传统主义者。那里的人们精心维护着法国传统悠久的道德价值观念，诚心诚意地赞美着勇敢的人民和富饶的土地。他们是农民的典范。
不用提那位于1066年在英国的黑斯廷斯战场上就义的远祖，也不用说（我们应该记得）那位于15世纪发现了弗尔图内群岛的航海勇士，此外，贝当古家族可以追溯到一个叫伊萨克·德·贝当古的前辈。这位先人曾在马赛拥有一家造船企业（在那个年代），他同加那利群岛的人做生意。
当马赛出现那次鼠疫时，他把儿子送到了鲁昂去找他们的一个当医生的亲戚（这位应该是死于“爱之病”—梅毒）。年轻人没有见到要找的人，便决定沿着塞纳河往下游走，一直走到马耶雷，在那儿他爱上了一位农家女，便开垦出一片土地以一头骡子和一头奶牛安家了。他的后代里，有位数学家娶了一位骑士的养女，从而继承了骑士的家产，主要是诺瓦叶农场。
直到20世纪初期，维克托·贝当古还拥有这份家产，后来他把农场租给了勒阿弗尔的一个律师公会会长的儿子，他们之间应该有工作关系。维克托先生像他父亲一样能用希腊语阅读圣经，他学完法律后在法院做了律师。他也曾想过在政界发展，最后这位知名人士可能宁愿在当地继续做他的名人。然而事与愿违，1907年7月，作为利勒博讷地区自由委员会名誉会长，他被选为行政区议会主席。但是这个议会由于完全是行政性质的，慢慢地便失去了其重要性，并被省议会所取代，省里的财政都是在省议会投票决定的（后来他也去了省里）。
新当选的主席当时以“自由共和党”的身份上任。在历史照片中，这位候选人，如他的儿子皮埃尔·贝当古所描述，“戴着夹鼻眼镜，高领子浆得挺直，梳着平头，翻领西服上衣口袋边微露出一角手帕”。
1910年5月，维克托·贝当古又有了另外的想法。这一次，他瞄上了国会众议员席位，但是他的支持者们都是右派工业界的富人，这些人得让人再三请求才肯支持他。另外，他的竞选主题是反对酗酒，这对当地小酒馆来说不太近人情！特别是他的对手是个重量级人物，也是名激进党人，那人主要的后台便是故去不久的费利克斯·福尔（前共和国总统）的女婿，总之，他没有成功。这次失败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就是没有得到入选为巴黎众议会席位所应有的荣誉与赞美。
同年，就在经受落选的打击前不久，维克托娶了让娜-玛丽。这位年轻姑娘是弗尔南·德·沙朗达尔伯爵的六个孩子之一，这位伯爵可是个显赫人物，他曾写过关于1870年普法战争回忆录，还于1902年去美国参加罗尚博元帅的纪念活动。伯爵的妻子埃丝特·罗甘是瓦朗谢讷一个画家的女儿。让娜有过黄金般的青少年时期，同社会名流有往来，还弹钢琴、骑马。
婚后她不得不在乡下住了下来，时间打发在照顾家庭、丈夫、孩子们身上，“这就是我的活儿。”她这么说。“在这种生活里，”皮埃尔·贝当古写道，“她可能并不在意她要承担的任务是这样繁重和辛苦。”巴尔扎克的写作风格。1924年2月18日，她于41岁时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像他未来的妻子一样，安德烈·贝当古也过早地失去了母亲，母亲去世时他才只有5岁。他也是只有父亲的儿子。父亲很正直，有信仰。“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慈善而谦逊。”鲁昂大主教，也就是红衣主教皮埃尔·珀蒂·德·朱勒维尔在他去世时这样写道。
维克托·贝当古早晚都去圣莫里斯岱特兰的教堂，而他更经常去圣旺德里耶修道院（后来经贝当古基金会修缮过……）做避省或静修。另外在他的一生中很多次以朝圣作为休假，从布里格贝克的特拉普派经过克拉马，再到明谷修道院。他的一个儿子雅克（现仍住在圣莫里斯岱特兰）于1938年按照他的意愿选择做了神甫。
这位并不只满足于祈祷的父亲对安德烈·贝当古影响很大。
维克托·贝当古不但是虔诚的教徒，而且很早便投身于天主教运动中。他一开始就在法国青年天主教协会（ACJF）里担任副主席，然后于1928年10月31日“全票当选”为法国农业天主教同盟会（UCFA）主席。以这个身份，他便在强大的国立天主教联盟（FNC）担任委员会主席。这个组织由老牌保皇党人爱德华·德·居里
埃·德·卡斯泰尔诺领导，成立于1924年，目的是抵制左翼联盟的反教权纲领。“红色党”们确实掌握了政权。
法国农业天主教同盟会的象征是一个十字和一张犁，是个宗教组织，于1917年成立，聚集了众多从事农业的人们，目的“是组成一支农业的精英队伍，更加信仰天主教，对国家的职责更加内行，对家庭及社会的职责更有觉悟”。
维克托·贝当古要与“宗教迫害抬头”的危险作斗争，他还采取了更多的行动。1937年，他出了一本书，名为《农村教徒的使命》（L誂postolat rural），是一部真正为非宗教人士写的行动纲领及指导。“（在俗教徒）应该争取那些同我们的信仰作战的人们，他们很长时间以来已经拥有了一个‘有等级的国家组织’，甚至国际组织。这些人其实是共产党或社会党，他们拥有‘带酬的宣传员’，到处去传播他们的教义。”
他的写作风格很直接，有时也不无夸张：“以我们的生活，以我们的教训，我们的村子已经被周围的异教所熏染。那么我们也要以救援的光明来照耀愚昧的四周，防止黑夜用它的黑暗笼罩我们。”再往后，作者提炼出了他的思想。比如关于家庭，他说：“（家庭）就是一个等级制度，孩子们应该服从家长；妇女不是丈夫的奴隶，但也不能与他平等。男人要在外工作，女人在家里悉心照料。”
维克托·贝当古还评论道：“……现代的电灯照明使得家庭充满了欢乐……人们随手抄起一本书就能读：不管它是本年历还是本小说，反正是住在城里的姐姐拿来的……不管书中所提倡的道德是什么，期刊的精神是什么，图像如何的轻佻，人们兴奋地读着这些有趣的犯罪事实或者惊心动魄的历险记，尽是些华而不实的东西……”然后他总结道：“要给人们提供读物……”
从此，法国农业天主教同盟会开始发行两种月刊，先在鲁昂教区，也就是贝当古主席所在地，然后又在法国全境。第一种为《我的村庄》（Mon Village），根据兰斯大主教叙阿尔红衣主教的说法是“针对积极分子”的；第二种为《农村家庭》（Le Foyer rural），“希望赢得大量的教徒”。
总之，维克托老爸可不开玩笑。年轻的安德烈·贝当古像他的哥哥雅克和皮埃尔一样，在勒阿弗尔的圣约瑟夫私立学校就读时，住在神甫那里。课间休息时，这个毛头小伙子有时去参加修道院院长多贝在家长图书馆的讲道。他在一所多明我修道院里上风琴课，他和皮埃尔还有位私人教师：勒内·勒皮卡尔神甫每两周来一次美丽岩（就是在圣莫里斯岱特兰的房子）。这位圣职人员试图改掉皮埃尔“新发现的手淫乐趣”，可惜没成功，这是后者透露的秘密。
他们受的教育是严格而富人式的，但是也别以为小安德烈就那么热衷于宗教。他的童年幸福而无忧无虑，只是他的姐姐玛丽-卡特琳和哥哥让的去世使他的童年蒙上了点儿阴影。他们经常周四到外祖父沙朗达尔家吃午餐，就在圣莫里斯旁边的伯蒂维尔村；还有全家在塞纳河边一起散步和野餐，有时候他们乘四轮敞篷马车去，安德烈有时就坐在马车夫身边。然后还有假期，这可真是有钱人才能办到的事！
1930年夏，维克托·贝当古带着他的两个女儿，玛丽-卡特琳和玛丽-黛莱丝及两个最小的儿子皮埃尔和安德烈去上比利牛斯省的阿热莱斯加佐斯特度假，真是一次远征！他们先得到郭得贝克康科火车站去乘小火车到鲁昂，然后再乘芒什-海洋“快车”经波尔多（火车要在那儿换火车头）到达温泉车站……
到终点站时，维克托·贝当古的两位朋友，都是法国青年天主教协会的成员，来迎接这个小家庭。这两位朋友之一还是法国青年运动联盟的一个发起者，写了一本题目很有意义的书《锻炼身体，培养意志》（Forme ton corps, soigne ta volont帲�。他们在当地人家订了三个房间，就是在比西纳别墅里…�?1938年，19岁的安德烈到了巴黎，在政治科学院注了册，住在沃吉哈尔街104号的主母会修士处，是在蒙帕纳斯与拉丁区之间。他的舍友和他有一样的出身：外省人，来自富裕家庭，有产者或贵族，都来自教会私立学校。他们形成了一个精英帮派……就是在这里（我们还会再谈到），未来的部长结识了弗朗索瓦·达勒并与弗朗索瓦·密特朗成为莫逆之交。
“104号”，按这些住宿者所说，显然是个吉利的地址。这处住所于1898年创立，创立者是阿方斯·普拉泽内神甫，他想“把青年人集中起来，为了……使他们成为真正虔诚的和完美的基督徒”。一名曾住过这里的著名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给他兄弟皮埃尔写信时这样描述：“我确实在普拉泽内院长这儿过得很好，可是那些正统思想的年轻人们长此以往会令人生厌。他们谈论家庭、宗教和财产的方式简直让人觉得即使教皇本人都想推翻这庄严的三位一体……”
安德烈最初到这个安逸的环境里来的时候，和这些同学没有一点区别。
在这喧哗的环境里，大多数学生都宣布曾在人民阵线里有过一段经历。安德烈因为父亲的缘故已经做过些事，他在天主教农民青年会（JAC）中做过秘书，负责报刊服务，在“104号”，他甚至能够成为农村问题专家！
他于1939年1月30日在学校里的演讲会上做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农民的贫困”。在《蒙塔朗贝尔杂志》（Revue Montalembert）上，一位专栏作家，名叫约瑟夫·丰塔内①，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我们再一次聚在图书馆来听安德烈·贝当古的报告……演说者的个人素质吸引了很多听众。他向我们报告了农村问题及天主教农民青年会的解决办法，他的能力非同一般。接下来是讨论，他权威而清晰地回答了一位饶有兴趣的听众向他提出的问题。讨论结束后，这位听众向他热烈致谢。”
1938年12月到1939年7月，“演说家”在《农民青年》（La Jeunesse agricole）半月刊开辟了专栏，名为“翻山越岭”，由《农民青年》主办。题目花样百出：“重新做人”，“严密便是道”，“夜间的人行道”，“他不会读书”，“是他不是我”，安德烈大量使用能够感化人的小文章。他的文章涉及农村人口的大迁移及生育率的下降，责任的意义，政治的划分，城郊的贫困及其“无工作者”……从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一个年轻人受到过什么样的教育，又是如何符合他所处的阶层。太符合了！
从右派（“带薪工作，社会法则，这些词在竞选中只以辛酸的口吻讲出来”），到笃信宗教（“晚上，在壁炉旁，每天晚上，我读几行《新约》……”），还自愿引导别人（“这是本小说，而我不必为它作评论：所有的书只要用心读都会有收获……”），却仍是乡下人（“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而要把我们的快乐展示给它应该在的地方：不可摧毁的大地”）……显然他对自己的角色很认真，而他当时顶多20岁，这个充满激情的“同路人”还可以假装忘记他的根。（“虽然农民的生活十分困苦，但是我们的同志却没任何印象，可以说他从未挨过饿……”）
实际上，这些新闻简报的节选已被时间磨得泛黄，现在看起来更可以说令人哑然失笑。就像在这些文章后面以少年手笔签上“靴子猫”的笔名一样，也就是模仿佩罗和他想像出的侯爵而
已……只有一次，在1939年3月出版的一个专栏中署了他自己的名字，说的是要开设一个电台，起名为“家庭电台”，而且安德烈·贝当古第一次号召读者，就是坚决与“自由电台”竞争，也即与“马克思主义者”电台竞争，说这家电台会把它的“影响”散发到农村的千家万户！
差不多21个月以后，这类评论与主张慢慢地变得强硬了。安德烈·贝当古一直用真名写专栏，但他换了手法，从那时起他与一家贝当主义的周刊《法国大地》（La Terre fran峚ise）合作。从1940年12月21日到1942年7月11日用粗俗的语言在上面发表了71篇文章，语调通常是很凶狠的。直到现在他还后悔写了这些文章！
1994年10月，让·弗里德曼、大卫·弗里德曼兄弟为了反对我们提到的欧莱雅“拒购事件”而发起了一场运动，安德烈的一篇文章就这样被他们给挖了出来。这一篇其实只有少数几个熟人知道，结果被他们用来发表在法国和大多数国际报刊杂志上，后来还被好几本书引用过。
《法国大地》于1940年11月2日创刊，主要面向农村读者，每周六出版。这份周刊由法国财政联盟（Comptoir financier fran峚is）出版，后者被斯塔非尔宣传机构所控制。这本刊物不是什么内部材料，1942年它就发行了10万份。安德烈·贝当古负责的专栏名为“嗨！青年人！”上面还画了一幅漫画，是一个笑着的年轻人，衣领敞开着。画的下面有三个词：“责任，纪律，工作”。可真是有章有法！
为了在深层发起运动，在他漂亮的词汇及令人安慰的话语中间，有些地方听来很令人战栗，也使作者本人蒙受耻辱。很多类似语句被媒体引用。
他充当新命令大师：“不要愚蠢地与基督教和国家社会主义作
对……我们前几个月处于危机时刻，崩溃的时刻。但是现在我们挺起了身，因为这个新欧洲的革命浪潮让我们觉醒，流进我们的血液，它来自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我们已经在市政府及镇政府的墙上划上了共济会自由的三重口号……”（《青年宪章》1941年8月16日）
最后，他还落得个“告密者”的称号：“告密是否是一项任务？是的，如果它是为了真正的集体所服务……青年人应该在每个村庄都承担元帅的责任，我甚至认为应是革命的警察……对于我们来说，为了唤醒法国，我们要揭发出那些真正的凶手……”（《我们揭发》1941年10月11日）
弗里德曼兄弟还找到了安德烈·贝当古的另外一篇不引人注目的文章，在1941年12月13日发表在周刊《阿基坦的青年激情》（L諆lan-Jeune Aquitaine）上，文章题目为“我们所需要的革命”。节选如下：“……犹太人要比基督徒更吝啬……重建法国，就是重建法国青年……重新给他们注入我们民族的优秀血液……我们不再想要共和国了，不再想要它的假面具，它的议会，它的自由主张。我们要一个能够指挥的领导，而不是一大帮只领薪俸而又泛泛空谈的人……”
从此以后，安德烈·贝当古便毫无例外地在媒体上为自己辩白，包括《高书洼邮报》。1999年12月13日，他对斯蒂芬·特拉诺再度表示他的歉意，后者写过一本有关弗朗索瓦·密特朗的书。他说：“我当时认识到戴高乐将军的政策是未来的希望，而并不是要审判贝当。况且当时逮捕犹太人、把他们送到集中营并杀掉他们这些事，我们根本就意识不到。我们没法想像它的可怕性……”后来他又补充说：“我觉得人们针对我的遣责令我十分难过，因为这很不公正。事实上，我在战争时期的立场，人们知道得很清楚。”
贝当古是属于那种“先走弯路再走正路”的人，这是他的朋友弗朗索瓦·密特朗说的。也就是说，他在战争初期做的事并不高明，而二战结束之前才把事情弄好。这一切还都幸亏有了未来的国家总统。他在“104号”的老同学密特朗于1942年底把贝当古拉进了他自己领导的协助战犯组织，即全国战犯联合会（RNPG），后来又合并成为全国战犯与流放者运动。
贝当古，又名“格兰维尔”，在里面“主要负责与农业地区的联系”。真是本性难移！另外，他还“负责自由区与德占区的联络”。这是他1976年10月19日向让·韦德里纳（德·于贝尔的父亲）所描述的，后者建立了一份他们的组织在“1940～1945年间被遣返战俘的材料”。这份报告既冗长又枯燥，可以在乔治-蓬皮杜中心图书馆找到。
事实上，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安德烈·贝当古玩的是旅行推销员的角色。“他有个头衔，使得他可以随意乱跑，他只是为一个农产品的牌子作代理，即包维谷（Porvigor）”，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另一个朋友乔治·博尚回忆说。
这个牌子现在还存在。“20世纪40年代，它属于马里家族的财产，生产动物药品。”动物食品联盟公司（d誂lliance Nutrition Animale）主席伊夫·旺当特莱施这样对我们说，它就是今天拥有包维谷的公司。然而遗憾的是，在这儿找不到一点儿贝当古或格兰维尔的踪迹，因为马里企业几次易手，没有保留当时的历史材料。皮埃尔·贝当古在他1951年出版的系列小说《在大男巴家的日子》的前言中，提到他要离开马赛去做一次长途旅行，也简单提到过这家公司：“我带了一辆自行车，我弟弟安德烈在战争开始时在巴黎用过。”接着他稍有点不太老实地说：“他很早便被弗朗索瓦·密特朗说服去参加抵抗运动，成了包维谷的代销员……”
说点题外的话，皮埃尔·贝当古还记得有辆西木卡（Simca）汽车，是他弟弟“在战争后期”用来旅行的，他说得很具体。这辆车被遗弃在一个车库里，原来是属于一个拍卖估价员的，据说这位公证人在解放后认出了自己的车，把它又收回去了……
当时，安德烈·贝当古的任务是在一些大人物之间做使者。“他优秀的口才，他所受的教育及他的忠诚，”皮埃尔·佩昂写道，“说明密特朗的选择是对的。”乔治·博尚回忆说：“他穿得有点过于讲究。经常穿带条纹的长裤，一件有饰边的上衣和一顶只有富人才戴的‘爱丁’帽……”
1943年12月20日，安德烈·贝当古到南希去见全国战犯联合会的地区领导，结果被盖世太保逮捕关进夏尔第三监狱。关了一个月后，在全国战犯联合会秘书处一位叫弗朗索瓦小姐的干涉下获得释放，这位小姐后来也被抓了起来并遭到流放。博尚絮絮叨叨地接着说：“有人说他被审讯时，总是在重复说‘妈的，妈的，妈的’，因此，德国人认为他有点精神不正常。”根据他哥哥皮埃尔的说法，敌人所认为的傻子“每天在他随身携带的《圣经》页边空白处写
日记”。
1944年1月29日在他写给未来岳父的信中，安德烈·贝当古写道：“我真幸运，现在我想到我的同志们的英勇壮举……这次经历……有点艰难但是非常值得。我明白了很多事情。我出狱时稍有点瘦，但精神很好。我一出来就这样精神饱满令很多人吃惊。”
安德烈·贝当古的过去在1995年又激起了最后一轮争论。还是穷追不舍的弗里德曼兄弟，这一次他们是在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审查官的支持下，暗示“格兰维尔”的抵抗是相当晚的，而且是十分靠不住的。从这次论战中（基于1944年夏天贝当古到瑞士执行的一次任务）得出了一个确切的结论：这位主角的记忆有误。
差不多60年以后，真相仍然难以得到昭示，甚至不易证实。正如历史学家让-皮埃尔·阿泽马恰如其分的解释：“公众舆论说明，最艰难的事莫过于切断维希政府和抵抗战士之间普遍认为无法消融的对立。人们难以想像这有双重的可能性，承认他们既可以是前者也可以是后者，甚至大多数情况下先是前者再是后者。”
剩下的是一些无法抹去的纷争和污点。这一切均源自一个出身名门的年轻人的杰作，他的事业那样出色，而且从一解放便有了转机，但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历史。
后来，安德烈·贝当古还在自问：“我把50多年的生命都贡献给了我的祖国，最后我仍然落得个反犹太主义或者反共济会的恶名？这实在太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