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有想到，牛根生拿出自己2002年在蒙牛所得的年薪和红利，给大家发了伊利1998年所欠的年薪，替老郑把这笔“债”给还上了。
牛根生一干人于1999年离开伊利，然而，他们与伊利的工资纠纷直到2002年才划上一个“郑债牛还”的句号。
按照伊利的年薪兑现惯例，1998年的年薪要到1999年才能兑现。1999年，牛根生等十数人离开伊利后，公司将他们1998年的年薪全部扣发（其中包括牛根生的年薪）。
打电话要，不给。上门要，也不给。
蒙牛人忙于创业，只是偶尔盯盯老账。一方一年半载去要一次，另一方一推再推迟迟不给，一拖拖到2002年。
无奈，上诉打官司。答复：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十几个人说：没有呀，我们中间讨要过几次，间隔没超过两年呀。法院说：拿证据来。这下，十几个人傻了眼：电话催讨，没录音；上门追索，没字据——何证之有？
于是，这工资的事就黄了。
大家都自认倒霉，以为这事就算完了。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年，牛根生拿出自己在蒙牛所得的年薪和红利，给大家发了伊利当年的欠薪。
牛说：大家1998年在伊利辛辛苦苦干了一年，最后因为我的缘故而免的免、走的走，现在郑大哥不给这个钱，我替他来还！
七、“一分为二”与“一分为三”
没有“三曹会审”，是非不明；没有“三维透视”，善恶难辨；没有“三套方案”，优劣难断。
有人戏言：老郑站在云端挥了48鞭，赶走48头老黄牛；下到地面挥出第49鞭，结果扑过来一只大老虎……
老郑无疑是一个杰出的企业家，他的形象也绝非一张“脸谱”所能概括。但在他的哲学中，“黑白二分法”大概占有相当比重。否则，当初也不至于把那么多人当做“牛派”；退一步讲，即便真是“牛派”，也并不意味着“一牛到底”呀。
老牛则是“一分为三”的忠实践行者。思谋一件事，好的、坏的、中性的，他都要想遍；裁定一个纠纷，正方、反方、第三方，他都要听全……没有“三曹会审”，是非不明；没有“三维透视”，善恶难辨；没有“三套方案”，优劣难断。
这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大概也影响到他们的管理。二分法激化矛盾，“对付好人有办法，对付坏人没办法”；三分法平稳过渡，“团结好人心连心，瓦解坏人招对招”。
2002年7月，蒙牛高层到香港考察市场。
蒙牛牛奶战无不胜的法宝之一，就是“免费品尝”。香港市场也不例外。但香港毕竟是发达的国际大都市，这里的人工特别贵。一个导购员，一天至少付费300港元，差不多抵得上大陆导购员一个月的底薪。
当时，蒙牛牛奶入港才5个月，尚处在市场开辟阶段。当我们步入一个有导购员的超市的时候，只见一位身着蒙古袍的女孩端着一个盘子，上面盛了若干杯牛奶，还搁着一个蒙牛包装盒，邀人们免费品尝。在我们所考察的10分钟里，她一刻不停地说，不带换气地讲，积极、热情、主动、繁忙，遭到一个顾客拒绝，又毫不气馁地迎接另一位顾客，试饮率非常高……于是，我们感慨：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香港人就是敬业，人家拿多少钱就给你干多少活，不知疲倦，毫不偷懒。
回到宾馆开会时，大家再次感慨。但老牛却说出了一个令所有人意外的观察结论。
他说，咱们的导购员的确没得说。但是，你们注意过没有——我特别数点了一下——这个商场里有七八个品牌的牛奶有导购员。可是，你们看到其他品牌的导购员在干什么？他们的活动甚至没有引起你们的注意。香港人敬业，不是就给蒙牛一家敬业吧？难道蒙牛给导购员的钱比其他品牌高10倍？所以，特殊性只有放到普遍性的大背景下去考察，才真的有意义。这个事情的特殊性，可能有两点，一是导购员知道我们要到商场，二是这位导购员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