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４年末，２００５年初，一则惊人的消息在各种媒体上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蒙牛最大的自然人股东牛根生捐股！他将自己接近１０％的股份全部捐出，创立了保障蒙牛百年发展的“老牛专项基金”。这一捐股行动具体操作分两步走：第一步，在老牛有生之年，将股份红利的５１％赠予“老牛专项基金”，４９％留作个人支配，股份话语权不变，但当牛根生卸任董事长后，表决权将授予继任者；第二步，在老牛天年之后，股份全部捐给“老牛专项基金”，家人不能继承，妻子、一儿、一女每人只可领取不低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平均工资的月生活费。
作为蒙牛最大的自然人股东，牛根生捐出个人全部股份成立老牛专项基金，颇有石破天惊之势，赞者有之，疑者也有之。那么，对于这家中国乳业的领头牛来说，股权的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
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６日，蒙牛事业发展促进会召开第一届会员大会。这届大会表决通过了“老牛专项基金”的章程，并决定基金的首次支出用于四件事：一是农民所建的奶站；二是经销商所建的连锁店；三是支持行业发展；四是资助身患重症的员工。
前三部分都是面向企业外的人，只有第四部分是面向企业内员工。
这次大会的会员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外聘的领导与专家，二是蒙牛的中高层干部。是贡献了股份的牛根生的家人。
因为生产蒙牛牛奶，牛根生的名字也成了一个品牌。蒙牛乳业（０２３１９ＨＫ）在香港上市，有人估算，作为创始人和总裁的牛根生，拥有的股票市值已达几个亿。在某财经杂志当年评选的中国５００富人排行榜上，牛根生赫然在列。
然而，接踵而来的一项举动，让这一榜位永远定格于纸上富贵：牛根生将自己拥有的不到１０％的蒙牛股份全部捐出，成立老牛专项基金——其股份所有权永远归老牛专项基金，一代又一代的继任董事长则传承两项权力，一是表决权，二是红利分配权——用来奖励对蒙牛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同时帮扶公司特困员工。
捐股的真正动机是什么？牛根生说：“想让企业长命百岁。”他还说：“一个事业能不能成功，关键靠制度设计。老牛专项基金就是制度创新的一部分。我们作为后发国家，要想在全球化竞争中超越已经走在前面的国际同行，只有一个办法——创新：产权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
“龙头企业是整个三农问题的支点。一个人失去胳膊可以存活，失去腿也可以存活，甚至失去五脏六腑中的某一部分照样还可以存活，但失去头就没法活。所以，龙头企业在解决三农问题中起的是头的作用。要是用我个人与家庭的小有和少有，可以换得这个头的安全，换来以它为市场、与它命运关联的千百万人的大有和多有，那就太值得了。”
为了把蒙牛建成百年老店，２００２年底，牛根生就有了捐股的念头；２００３年圣诞节，他正式向负责上市法律事务的律师陈述了这一决定。据知情人士透露，牛根生捐献股份的行动所以历时一年多：一是家人几经商量，颇为慎重；二是中外律师三番五次往来返稿；三是只有成为上市公司才可操作（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０日上市后进入实施阶段）。
没有超凡的战略眼光，断然做不出这样惊世骇俗的抉择，难怪有关媒体称牛根生为中国捐股第一人、全球华人捐股第一人！
不过，最近仍有分析人士对蒙牛公司的资本运作和股权结构提出疑问。相应的评论甚至称，牛根生的捐股可能只是弃股，背后暗含着蒙牛管理层与外资股东间的某种不和谐。
猜测引发了各种联想，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牛根生有理由作出澄清。在距离内蒙古呼和浩特市４０公里的蒙牛和林生产基地，６年前曾是一片荒滩，如今，该基地前后五期工程巍然耸立。据了解，蒙牛已在全国１４个省级行政区建起了２０多个生产基地，日处理鲜奶量达５０００吨。
在内蒙古和林生产基地边上的一幢别墅里，牛根生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这幢别墅一房两用：董事会召开期间，这里是股东们的办公场所；闭会期间，他住在这里。这幢别墅最大的特点是，会议室多，会客点多。”
“我拿自己的钱奖励手下的员工，算起来也有十几个年头了。小奖几千几万，大奖几十万上百万。”牛根生说。蒙牛企业文化的核心理念，就是“小胜凭智，大胜靠德”。想赢个三回两回，三年五年，有点智商就行；想做个百年老店，想一辈子赢，没有德商绝对不行。蒙牛乳业之所以能在６年间从销售额全国排名第１１１６位上升到第二位，与他“财散人聚，财聚人散”的观念有极大关系。
老牛专项基金起始资金是牛根生２００３年股红的５１％，约３００多万人民币。而伴随着蒙牛股份在股市上的表现，基金规模的变动曲线也会与此呈正相关。该项基金的一级法人是蒙牛事业促进会，老牛专项基金是它的二级法人。奶协领导、政府官员、蒙牛中高层领导等，都是该项基金的委员。不过，老牛把同样贡献了股份的妻子、儿子、女儿列为名誉委员，他们三人没有决策权，也没有建议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