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下属是同事而不是替罪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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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锅让自己来背
对待部属疑虑不如诚意
“事不关己”亦不能“高高挂起”
完美不等于没有缺陷
领导的含义无非是对每件出错的事情负责任
解决问题,不要责怪他人
——乔治•马歇尔,五星上将
在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上将交谈时,他告诉我:“领导的含义无非是对每件出错的事情负责任,并充分肯定部属做好的每件事。”
对于1944年6月6日在诺曼底登陆的决策,艾森豪威尔将军承担着极其重大的责任。在下达“开始”的命令之后,艾森豪威尔坐在简易办公桌前,写了一张新闻便条,以备登陆行动失败时使用。便条的内容是:“我们的登陆行动已经失败……我已撤出部队。我根据可能获得的最好的情报决定在此时此地发起进攻。陆、海、空军部队都表现出了他们的英勇和忠诚。如果本次作战行动存在任何错误或招致任何抨击,都由我个人承担责任。”
我与艾森豪威尔将军深入探讨过这件事。艾森豪威尔将军告诉我,他一直记得在葛底斯堡战役后,李将军发表了承认同盟军队失败的声明。对于南方为什么输掉战争,可以找出许多原因,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但李将军除了批评自己外,没指责任何其他人。在给杰斐逊•戴维斯总统的信中,李将军写道:“军队不应该受到指责,决策是由我做出的;公众没有道理的期望也不应该受到指责。我个人承担过错和责难。”接下来在1863年8月8日,李将军向戴维斯总统提交了辞呈。“对于打了败仗的指挥官,最好的办法是解除职务……继续留用会给胜利带来风险。因此,我郑重地请求阁下采取措施,找人接替我的位置。”
还有一点,可以显示勇于承担责任对于指挥官的重要性:艾森豪威尔将军对其职责中的政治因素的看法也是他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1943年12月,在卡萨布兰卡与罗斯福总统一块讨论达兰事件时,艾森豪威尔将军对罗斯福总统说:“我认为一个战区指挥官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能把责任推给国内,等着国内的答复。如果只是一个将军的错误,那么可以批评、指责这个将军,解除他的职务,但一个政府不能批评、指责和开除自己。在战争时期,绝不能损害政府的声望。”换句话说,如果出了错,军人承担责任,这是军人职责的一部分。
在论功行赏这个问题上,巴顿将军与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看法完全一致,都认为“指挥官要承担失败的责任,不论失败是不是由他自己的行为引起的”。如果战事进展顺利,那么他应该“把功劳归于部属,不论他们配不配得到这个功劳”。这么做的理由是,敢于承担责任同时又把功劳记在部属名下的指挥官可以使部属尽心尽力地执行命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巴顿将军率领第3集团军夺取了辉煌的胜利。尽管如此,巴顿也有指挥失利的时候,但他从不推卸责任。与通常给人们留下的粗暴对待部下的印象相反,只要手下的指挥官没有犯低级错误或没造成重大的人员损失,巴顿将军根本不会粗暴地对待他们。
1944年7月底,伦斯福德•奥利佛少将率领的第5装甲师在诺曼底集结,准备发起作战行动。该师接到第3军司令部的命令,要他们沿着突破口挺进到塞斯河和圣吕纳河之间的地域。行军在夜间进行,该师被告知这条道路畅通无阻,归他们专用。
但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道路上塞满了其他师的部队、各种各样的车辆和后勤物资运输部队,第5装甲师很难行进。奥利佛将军写道:
“很快我接到命令,把部队从道路上撤下来,自己赶到巴顿将军的司令部去。我摸黑连滚带爬地赶到巴顿将军的司令部。我清楚部队狼狈的处境不是我的过错,但我担心巴顿将军认为这是我的过错。我还知道,如果巴顿将军认为我做错了,那么我和他之间的交情也帮不了我。最后,巴顿将军终于把参谋人员和军、师指挥官召集齐了开会。一开始他就粗声大气地说:‘情况乱得一塌糊涂,这是我的错。我想快点儿前进,于是没有做好必要的行动计划就让参谋们下达了命令,导致这场混乱。现在我们坐在这儿等参谋们制定好行动计划,恢复秩序。’”
在几位高级军官私下聚餐时,奥玛尔•布莱德雷将军赞扬了巴顿的第3集团军在布格战斗中漂亮的机动作战,给予巴顿将军高度评价。巴顿迅速回答说:“所有的功劳,百分之百地属于第3集团军的参谋人员,特别是盖伊、米勒和布什。”
巴顿将军不是仅对着了解他对第3集团军卓越贡献的高级军官们高声赞扬部属。在布格战斗结束后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巴顿将军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我军最初的行动目的很简单。打击那些德国混蛋的侧翼,挡住这些混蛋。现在乔治•巴顿看起来像个伟大的天才,实际上他跟这些杰作没什么关系。他所做的只是发布命令。是本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和前线的部队创造了这个无以伦比的战果。”
西奥多•米尔顿将军一直感激一位军官,因为这位军官有杰出的个性。“我认为李梅将军非常有个性。他总是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不论对还是错。记得1943年他曾帮助过我。当时,我指挥空军第8军对德国城市不来梅进行了轰炸。德军施放了烟幕,使我们分不清轰炸目标,轰炸效果不是很好。由于我们损失了许多飞机而且轰炸效果不理想,伦敦派委员会来调查这件事,很明显他们想找替罪羊。这次任务并不是一场灾难,只不过是效果不太理想,而且这次任务还是盟军向德国本土进攻的最初尝试。不管怎么说,事情到了这一步,总得有一两个人站出来,接受委员会的质疑。作为这次行动的指挥官,我经验不足,是犯了错误的。我站起来,陈述了我认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我告诉委员会我在什么地方出了错,为什么要采取这些错误的行动。在讲述的时候,我还没意识到委员会的指责已经对着我来了。
“柯蒂斯•李梅是委员会成员,当时他还是上校军衔。委员会的其他人都比他级别高,但当李梅看到那些高级军官们开始指责我时,他站起来说,‘请等等,’他转过头对我说,‘如果这就是你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米尔顿,那么你就没做错什么。’李梅这么做是想让这些大人物明白,找个替罪羊的企图已经扭曲了他们的视角。对于李梅上校所陈述的事实,委员会的大人物们无话可说,于是结束了问询,实际上也结束了整个调查。其实,李梅上校跟这件事没什么关系,我还不太认识他。李梅上校坐在那儿,观察这些人想干什么,发现他们弄错了方向,我只是犯了诚实的错误……我军的攻击点选错了……因为有烟幕……分不清楚地面目标……我认为这就是李梅在他整个军旅生涯中的行为模式。他可能出错,不时地犯错误,但他总是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我认为李梅从不随风倒,从不为取悦外界而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他忠于自己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