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名成功的领导者来说，对部属以诚相待是最重要的基本素质之一，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1941年，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最高决策层决定制定战争计划，确定军工生产需求、军队员额和美国的战争政策目标。虽然罗斯福总统希望美国置身于欧洲战争之外，但当希特勒的军队横扫欧洲的时候，罗斯福总统的确偏向英国。
计划的制定工作由参谋长秘书处的阿尔伯特•魏德迈少校承担。魏德迈少校拟定的草案提出：“我们必须准备直接对德国作战，并战胜德国。”为此，魏德迈少校的结论是美国需要900万陆军、150万海军。这个计划草案的保密级别是绝密。然而，让罗斯福总统、陆军总部和魏德迈少校本人吃惊的是，1941年12月5日的《华盛顿时报》逐字引用了这项计划草案，而且赫然打着《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战争计划》的标题。这条新闻在华盛顿掀起轩然大波，让美国政府非常难堪，因为当时美国并未向德国宣战。
魏德迈少校立即成为最大的嫌疑人。他认识许多德军高级将领（20世纪30年代魏德迈曾赴德国留学），他与好几个德国纳粹的顶层人员是朋友。在计划草案泄露前的一个星期，魏德迈曾与一位律师见过面，这位律师的父亲是伯顿•韦勒参议员。韦勒是个极端的孤立主义者，他指责罗斯福总统“想埋葬每个美国家庭的前四个男孩”。更让人起疑的是，近期魏德迈的银行账号里有一大笔进款，战争部长还收到一封匿名信，声称“魏德迈认为并曾公开说希特勒是救世主”。
形势都对魏德迈极为不利。联邦调查局对他进行了审问，但调查结果并没有弄清是谁泄的密。魏德迈的上级想摆脱麻烦是件很自然的事，他们可以采取“我们不想再用这个人”的立场，将魏德迈调走或让他离开陆军。但马歇尔将军没有这么做，他非常看重魏德迈的能力。魏德迈回忆说：“马歇尔将军从未怀疑过我。”实际上，几周之后，马歇尔将军将魏德迈提升为中校，并将他调入新组建的联合参谋计划局，这是联合参谋部的一个组成部分。
1942年4月1日，马歇尔将军离开华盛顿去执行一个高度机密的任务，魏德迈随行。这是马歇尔将军对部属以诚相待的一个表现，但更重要的是这个举动反映了马歇尔将军的性格。他欣赏魏德迈，没有被似是而非的对魏德迈不利的证据所吓倒，也没有向国会和媒体传来的灼人的舆论低头。魏德迈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后来他成为四星上将。魏德迈说：“经过了这些事后，我可以为马歇尔将军去死。”
马歇尔作为领导者自始至终都表现出对部属的关怀。克里腾伯格将军提到了马歇尔对部属的关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是第5军的一个团长。马歇尔将军来欧洲视察美军部队。返回华盛顿后，在24小时之内，马歇尔将军的一个参谋给我在圣安第诺的妻子打电话。电话接通后，马歇尔将军亲自拿起电话，说：‘克里滕伯格太太，我是马歇尔将军。我想告诉你昨天晚上我在意大利见到你丈夫了。他很好，我想你希望知道这一点。’
“马歇尔将军为手下的指挥官们的家庭做过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事情。他的诸如此类的领导艺术与大家所熟悉的权威严肃的领导风格形成强烈对比。最高军事领导者亲自打电话说‘我想你希望知道他很好’，对于家人来说是莫大的安慰。无须其他东西，只要有这一点，军人和军人家属就会士气高昂。”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歇尔将军问候过在海外视察部队时所见到的每一位高级军官的妻子、母亲和关系最密切的亲属，并告诉他们这些军官的情况。从收到的信函数量就可以看出，这些军官的妻子、儿女和父母都非常感激马歇尔将军的电话。马歇尔将军定期跟巴戴尔•史密斯、乔治•巴顿、马克•克拉克这些老朋友的妻子们通信，他认为这样可以使这些妻子们更能忍受长期的别离。
1943年去北非视察美军部队时，马歇尔将军惊讶地遇见卢西思•特鲁斯科特少将（特鲁斯科特少将曾在安齐奥任军长，被人们誉为“军人中的军人”），他们进行了长谈。马歇尔将军问特鲁斯科特知不知道艾森豪威尔请求将其调去参加进攻欧洲的作战行动，特鲁斯科特回答说“不知道”。如果艾森豪威尔的请求获得批准，那么意味着特鲁斯科特将指挥一支更大的陆军部队，但他无法去意大利参战。特鲁斯科特将军说：“他想我应该知道艾森豪威尔曾要求调我，这样我会清楚上级非常了解并高度评价我在安齐奥的表现。”他一直铭记着马歇尔将军对他的称赞，“我深深地感动了，因为马歇尔将军没有义务告诉我这些。这是马歇尔将军所体现出来的许多慷慨和体贴的事迹中的一个。这些品质使他在与部属打交道时让部属们产生高山仰止之感。”
马歇尔的关怀不仅局限于军官，对待普通的士兵，他也慷慨地付出一个高层领导人的真诚。
二战期间，士兵的福利待遇是马歇尔将军经常性的工作重点。他派军事调查人员到世界各地去，他们的惟一任务是倾听士兵的疾苦，并听取解决办法的建议。马歇尔将军强调，一定要确保前线的士兵们有饮料和酒喝、有烟抽、有糖吃，就像他们所必须装备的武器弹药一样。如果到交战地域去，马歇尔将军坚持只带司机，不要指挥官陪同，以便沿途询问部队的福利情况。
马歇尔将军的电话和信函不仅限于他见过的高级军官。我曾采访过一个老兵，在1944年6月12日的军事行动开始后，马歇尔将军第一次到前线视察部队时是他开的车。马歇尔将军回国后，给这位士兵的家里打电话，告诉这位士兵的父母：“我刚见过你们的儿子，他在欧洲给我开过车，我想让你们知道他很好。”
一位参加了巴坦死亡远征战役的二战老兵写道：“我只见过马歇尔将军一次。当时我刚刚从长期被关押的日军战俘集中营里获得解救回国，为了与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团聚，马歇尔将军派他的坐机送我到想去的地方。在完成这项任务后，我来到五角大楼向马歇尔将军报告，感谢他的关怀和厚爱。马歇尔将军放下所有的事情，推迟了重要的约会，让我感觉像在家里一样。马歇尔将军像家长一样用很长的时间详细了解我的处境。”
“事不关己”亦不能“高高挂起”
面临不讨好甚至会得罪人的棘手事时，为首的领导者应当以身作则、披荆斩棘。但是，许多人出于私心，爱惜名誉，不愿意惹火上身，而是利用手中的威权“巧妙地”将黑锅传递给下面的人，心安理得地袖手旁观。诚然，这样做他们的确避免了直接的利益损失，但是这也给下属留下临阵逃脱、软弱无能的恶劣印象，为组织的长远发展埋下了一颗不定时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