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采访过的美军所有军种参谋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都一致赞同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这个看法：任何一件事情出了错，都要承担起责任；而对任何一个成功，都要把功劳记在部属名下。
1987年春，美国与伊朗交恶，伊朗人威胁要在波斯湾布水雷，而且真的布设了水雷。对此，美国决定将外国船只的旗帜换成美国国旗，这样如果伊朗水雷炸毁了外国船只，将被视为对美国的侵犯。
威廉•克罗海军上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一艘科威特油船换上了美国国旗，但不幸的是它触上了漂雷。这意味着德黑兰已经做出决定，甘冒触怒美国的风险。幸运的是，在这次触雷事件中没人遇难，油船还能继续行驶。不过，如果触雷的是一艘美国护航军舰，那么这枚水雷就可能炸沉军舰，带来很多人员伤亡。媒体利用这个事件攻击我们。为什么？事实上，在我们决定为油船派出护航军舰之前，没有先派扫雷舰……我们在进行护航之前没有进行全面扫雷……我不想抱怨……媒体大炒这件事不是没有道理的……有一天，我告诉国防部长温伯格，如果他允许，我会搞定媒体，让这件事平息下来。温伯格的回答是，‘你打算怎么办？’我回答说：‘我打算告诉他们我们犯了错误，使油船触雷。这个错误应该由我来承担。我们应该向波斯湾地区派更多的扫雷舰，我们会提高情报的准确性。’温伯格急得脸都红了。‘不行，不能这么做，’他说，‘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能承认你犯了错误。他们不会让你平静的。’我说：‘那就这样吧。’我没这么做。”
但三周后，当克罗海军上将在圣迭戈做演讲时，一个咄咄逼人的记者从后面站起来，就油船触雷事件提了长长的一串问题，有意羞辱克罗上将。克罗把国防部长的警告抛在脑后，承担了责任，他说：“听着，我现在就把这件事讲透。我们没有经验，有许多东西要学。在油船触雷这件事上，我犯了错误。”
在访谈中，克罗上将对我说：“这位记者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也许他以前从未听过这样的回答。然后他坐下来。后来他发了一篇稿子，报道了我说的话，从此以后我再也没听人提起过油船触雷事件。”
实际上，有时诚实是最好的策略。克罗提起了二战时期发生在史迪威将军身上的事情。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在缅甸打了败仗后，经过千难万险之后，终于奇迹般地从森林里逃到印度。在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记者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史迪威回答说：“我们被打得一败涂地。”媒体因此喜欢史迪威将军。克罗认为，指挥官只要勇敢地说出“我错了”，其他的话就都是多余的。
“当然，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必然是勇于承担责任的人。他不能说‘这是总统的错’，他不能四处拉别人下水，跟他一块儿背黑锅。他甚至不能使用‘我们’这个词。他得说：‘都是我的错，跟别人没关系。’这是错误的开始，也是错误的结束。”
施瓦茨科普夫将军提供了一位高级将官公开承担责任的新近事例，这件事与海湾战争有关。五角大楼新闻发言人请他给与总统一道旅行的记者们开个新闻招待会。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回忆说：“简直是疯了。我与国防部长切尼和参联会主席鲍威尔有许多事要做。”施瓦茨科普夫指定一个“权威人士”来代替他回答记者的提问。施瓦茨科普夫上将让卡尔•沃勒中将代表他发言。当时，沃勒中将到中东战区才一个月。这次记者招待会对沃勒将军是场灾难。为了努力表现得坦率一些，沃勒将军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告诉新闻界在二月中旬之前，中央总部的地面部队都无法做好充分的作战准备。不幸的是，这种说法与总统的意图是矛盾的。当时布什总统正在向伊拉克施加压力，企图迫使伊拉克在联合国提出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妥协。
施瓦茨科普夫上将非常关注这件事会对沃勒将军有什么不良影响。
“沃勒知道自己把事情搞砸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到我这儿来讲这件事。我觉得让他代表我召集新闻发布会是我的过错，我担心他遭到惩罚。在‘沙漠盾牌’行动刚开始的时候，切尼就解除了空军参谋长迈克•达根将军的职务，因为他向媒体透露了保密信息。因此一个小时后，当切尼和鲍威尔来到司令部时，我把他们请到办公室。
“我对他们说沃勒将军为他的失言感到难过，不过应该受到责怪的是我。他刚到中东战区来，我不该让他去召集新闻发布会。让我吃惊的是，切尼和鲍威尔表示他们不太在乎沃勒的讲话。切尼甚至还开玩笑说：‘向敌人传递混乱的信息并不总是一件坏事。’”
在一次访谈中，沙利卡什维利将军说：“我认为令人很难受的一件事是某些人相当有才华，可以做许多事，但过于计较个人得失。”
沙利卡什维利将军提到应该感谢前任空军参谋长罗纳德•福尔格曼上将。1996年，16名美国空军人员在沙特阿拉伯的美军营地被炸死，国防部长威廉•科恩坚持要惩罚一位准将，因为他没有采取足够的防范措施来防止这一事件的发生。但福尔格曼上将反对把这位准将当替罪羊，因此在他4年任期还没满时就请求退休了。理查德•纽曼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里写道：“然而，福尔格曼上将的辞职体现了一个具有更大意义的原则，它要比坚持自己的观点更富有爱国精神：重要的是军方要服从文职领导。在军方对国家事务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于军方的越权行为已引起社会关注的时刻，福尔格曼上将强化了这一原则。历史学家理查德•科恩说，‘现在的军官越来越喜欢玩政治游戏’，以便得到更多的军费预算，推行自己的安全战略，以及解决其他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