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6年起，《北京青年报》进入一个成熟发展阶段。1996年8月崔恩卿因《北京青年报》的“娃哈哈中毒事件”报道离职，但是他奠定的基础使《北京青年报》在往后几年都稳居北京报业市场的前两位，广告额更是长期占据第一位。1996年《北京青年报》的广告额达到近亿（8700万），利润达到1000多万，已达到一张成功都市报的经营要求，初步显现大报风范。
1996年，《北京青年报》突出了发行是报业经营中心环节，并积极筹办起了北京小红帽报刊发行服务公司。该公司在1996年8月8日成立，迅速成为在北京乃至全国报业里最先进的报刊发行企业之一。崔恩卿为《北京青年报》所做出的这种战略选择是正确和富有远见的：在现代报业的竞争中，内容必然趋向同质化，靠内容上的“独家”和“精彩”难以保持长期优势，而发行渠道则是把内容送达读者的关键。北京小红帽报刊发行服务公司的总经理刘涵后来提出了：“得渠道者得天下”。指出在都市报内容严重同质化、信息社会带来信息共享的情况下，渠道成为都市报竞争中的关键因素。2000年以后，《北京青年报》能够抵御住几家新兴都市报纸的冲击，和它具有一个成熟稳固的发行网络是分不开的。
1996年，崔恩卿提出，发行工作是报业经营的中心环节。当时发生了“娃哈哈中毒风波”，报社处于整顿时期，报纸“生死未卜”，崔恩卿个人去留未定。这时崔恩卿仍然做出了从1997年1月实行自主发行的决定，毅然抛弃弊病累累的邮发体制。应该说，这体现了他的魄力和对待《北京青年报》事业的无私精神。
宋建武曾提出，报业的发行是报业经济中的生产环节。他认为：“现代报业以采集和传播新闻及其他各种信息为手段，吸引受众，获得社会声誉，形成传播能力和社会影响力。并以此为基础，生产出报业的最终产品——广告服务的使用价值。报业将广告服务出售给广告主（广告客户），最终实现报业的价值补偿和资本增殖。因此，从根本上说，现代报业是出售影响力的产业。这也就是说，在现代报业运作中，新闻并不是商品，真正作为商品出售的最终产品是报纸的广告服务。”他的这段话精辟概括了报业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也突出了发行在报业经济中所起的作用。
1996年发生了一件导致崔恩卿人生一大转折的事件，就是“娃哈哈中毒事件”。1996年6月5日，《北京青年报》刊出关于“娃哈哈果奶中毒事件”的报道。尽管报道属实，稿件来源与渠道都无可挑剔，但由于涉及“三条人命”和“一个企业的信誉”，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后果十分严重。有关领导在一份批示中对北京青年报社提出严厉批评，甚至要求停刊整顿和改组班子。“娃哈哈中毒事件”是正在迅速发展中的《北京青年报》遭遇的一个巨大打击，但是崔恩卿个人承担起这个巨大打击。在1996年9月11日，他“谢罪”辞职，保住了报社的工作大局。可以看出，他对《北京青年报》这份事业的热爱，甚于对他个人的前途的忧虑。一年后他在《我的心路》一文中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去年9月11日，我卸任北京青年报社长之职。告别服务13载的报社似有撕心裂肺之感。”
当然，这个“9·11”并没有让崔恩卿消沉下去，他在9月11日告别《北京青年报》时写的《踏莎行》中仍表达了豁达、开朗的心态：赤日西行，大江东去……这个“9·11”更没有给北京青年报社造成更大伤害，在崔恩卿离开报社后的几年里，北京青年报社仍然处在迅速发展中，这与崔恩卿为报社留下一个很好的事业平台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