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恩卿离开北京青年报社给该报社留下了两份最大的财富是：
（一）把《北京青年报》办成一份新闻纸。1990年底制定的“《北京青年报》五年发展规划中（1991-1995）”第一条就指出北京青年报要办成一张完全意义上的新闻纸，具体的战术行动是通过“两刊”起家进入市场，一开始崔恩卿的思路是“新闻+副刊+广告”，随着《北京青年报》逐渐成为一份有影响力的大报，抓紧实现转型，成为一份真正的新闻纸。在崔恩卿离开之前，他反复强调办“新闻纸”，这个观点当时带有很大的前瞻性，也促使《北京青年报》后来的成功转型。
（二）摆脱了邮发的掣肘，走自办发行道路。正是崔恩卿在离开之前确定下来的发行战略——“自办发行”，使得今天的《北京青年报》在北京报业市场上把追赶者远远抛在后面。因为模仿一个报纸的内容比较容易，但仿造一支强有力的发行队伍却非朝夕之功。
1996年，《北京青年报》的广告额达到8700万元，比1995年增长97%，北京青年报业总公司的总营业额达到了12029万元，首次超过一亿。北京青年报业大厦也在1996年年筹建。《北京青年报》还铺开了在全国的扩张计划，通过卫星传版在沈阳、西安、深圳开设分印点，和40家城市报签订了代发报纸的协议，《北京青年报》在全国范围内都拥有了一定影响力。
崔恩卿涉足报业的经历伴随着整个《北京青年报》的崛起过程，从《北京青年报》开始，国内兴起了报业改革的热潮。
在回顾整个报业史诗时代到现在的发展，崔恩卿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传媒从建国到现在，已经走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建国后的三十年，从1949年到1979年，这个阶段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传统办报时期，在计划经济形态下，报业的基本产业形态是“有报无业”。第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报纸处于卖方市场，报纸的主要特征是宣传、教育，传递信息也以宣传教育为主。
第二个阶段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提出，我国的报业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宣传改革开放，引导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同时自身也在酝酿着改革。崔恩卿认为，这时候的改革开放还属于孕育期，好比人类的生产，十月怀胎才能有新的婴儿。中国报业也经历了十年，八十年代整整十年孕育着报业新的改革。在第二阶段孕育期，报业的基本特征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第三个阶段是九十年代以后，不断有新的婴儿诞生，中国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崔恩卿称它报业转型期；这个时期非常重要，在第一个阶段，中国有报纸，但没有报业，没有报业市场，没有报业经济；到九十年代就开始出现了报业，开始出现了报业经济，开始出现了报业市场。这都是很重大的变化。
进入报业的转型期，中国的报纸才出现了实质性的变化，在单一的宣传、教育的内容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双向的信息传递的内容，这是报业转型期很重要的特征。这个时期的报纸以信息传递为主要功能，这个特征一直发展到现在。他之所以认为这是报业转型期，是因为这个时期报业的主体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党报的系统有《广州日报》作为代表，青年报刊界系统由《北京青年报》作为它的代表。进入九十年代的中期，又有一批以都市报命名兴起的报业群体，《三秦都市报》、《楚天都市报》、《南方都市报》等，形成了报业群体。但这些报纸还不能代表中国报业的主流报。崔恩卿用两句话概括九十年代中国报业市场的形态：边缘报纸闯市场，主流媒体守旧营。这就是九十年代转型期的基本特征：边缘的报纸开始了市场化，但是党的机关报还是基本保留原来的办报模式和它的操作手段。
进入2000年，中国报业进入了第四阶段：发展阶段，中国报业进入了更新的发展期。按照九十年代中国的报纸出现的变化和走势，崔恩卿认为21世纪的中国报业的变革趋势应该是“都市报纸主流化，主流媒体市场化”。都市报纸要以主流资讯服务于主流人群，而党的机关报、大报也要走进市场，使自己能够贴近市场，这是2000年后报业的一个基本特征。
崔恩卿主持《北京青年报》的经历，正跨越了他所说的报业孕育期和转型期，而他重新进入报业市场时，已是第四阶段，进入了21世纪群雄逐鹿的局面。他对报业改革时期的划分，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在北京青年报社事业正蒸蒸日上之际，崔恩卿离开了北京青年报，我们对《北京青年报》报业经营实践的研究暂告一段落，对他个人报业旅程的探究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