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崔恩卿的理念创新
崔恩卿把办报、经营管理中的一些心得变成了成语、俚语，简短有力，深入浅出，凝聚了他近20年报业实践的精华，对其他报业实践者有极大指导作用。有些理念超越了办报的范畴，而成了做人的范畴，包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
三不原则：不唯上，不唯下，不唯书。崔恩卿的“三不原则”的实质就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成为他在早期勇敢进行报业改革的精神动力。他认为做事不能教条主义，书上有正确的知识，但很多是错误的，而且一旦形成理论本身就意味着滞后，正如水流永远是处于变化之中。
崔恩卿认为，以往的办报理念，包括书本上教导的，都是《真理报》模式，报纸是喉舌、工具，至于市场经济形势下怎么办报，此前没有书本可以借鉴。要改革必须敢冒风险，风险的实质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关键是这种“为”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事业的发展。从90年代开始，就应该看清，中国报业不存在应不应该改革的问题，是不想改革和不敢改革，或者根本没认识到应该改革与否。
正是这样的务实和探索精神，使得崔恩卿在1986年前后就认清了报纸的商品属性，认清了市场经济中报业经营的基本规律。正是“不唯上”，让他敢于大踏步改革。他回忆1992年3月28日《青年周末》创办不久时推出了“蓝色克莱德曼”报道，他说当时封面第一版来了个“大投降”，整版就是一个钢琴王子克莱德曼的头像。这一版面设计显然突破以往有关部门的要求，但是这次突破也奠定了此后《北京青年报》的版面风格。“不唯下”，崔恩卿注意吸收读者等各方面的建议和批评，但绝不将此奉为“圣旨”。最典型的是1994年由于“报贩看大样”的风波。当时，《北京青年报》采取了和发行队伍互动的做法，让发行商看完报纸的大样再决定当期购进多少份报纸。今天看来，这是一种采编部门和发行部门的一种正常沟通，一次市场的前期反馈。但在当时这种做法却被一些评论骂为“丧失无产阶级党性、迎合读者低级趣味”。崔恩卿一方面驳斥这些批评，一方面也阐明自己的观点：发行商是读者和采编部门的沟通渠道，采编部门要注意吸收读者的反馈意见，但不会完全跟着读者走。
诚信为本，双赢为的：这是报业经营管理的基本原则。崔恩卿很强调诚信，而且把它贯彻到对人、对事的各个环节中。他很注重人际间的信任（本文下部分将借助社会心理学的量表对他的人际信任倾向进行测量），他强调的诚信不只是企业外部，还包括企业内部。他强调对员工必须讲诚信。他认为“按劳分配”就是对员工的诚信。一定要让客户获益，也一定要让员工获益。在事业发展期间，必须对员工进行激励。他强调生产力的投资，不只是对设备的投资，更包括对人的投资。
在北京青年报社期间，他靠诚信凝聚队伍，众志成城，一起创业。在北京娱乐信报社期间，他以他的诚信向纸厂、印刷厂赊帐，为《信报》的突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认为现代报业竞争拼的不只是资金、人力，还在拼运营的策略，包括品格、诚信等。他看到了管理当中人的因素的重要性。
反对“四少”：“四少”是崔恩卿1994年在深圳一个全国性的青年报刊研讨会的发言中提出的，“四少”概括了旧有办报体制的弊病。“四少”指的是“千报一面少特色，上传下达少新闻，舆论一致少监督，高调自赏少知音。”显然，新型都市报的发展目标就是要增加新闻、增加舆论监督，拥有广大的读者影响力（知音），具备自己报纸的特色和风格（内容定位）。作为社长，崔恩卿主要管的是报社的经营管理工作，而反对“四少”则是他如何办好报纸内容方面的深刻体会和经验结晶。
立足北京，面向市场：这是崔恩卿在北京青年报社改革初期抱紧的一个办报理念，其核心就是坚持市场化，坚持地域化。坚持市场化比较容易理解，坚持地域化这点当时很多同行并没有清醒认识。《北京青年报》上升势头，也曾想把它的报名改成《青年日报》，办全国性报纸。崔恩卿最后否决了这样一种选择，今天看来，他的市场决策是正确的。当年坚持了地方报纸的定位，没有迈向全国市场，《北京青年报》才保住了今天的市场优势。
团队办报，办给大众：崔恩卿用这样的理念反对学界、业界一些人强调的“大腕办报，办给精英”理念。当然，他讲的只是综合性日报的办报理念，不包括那些专业性很强的媒体。他主张团队办报，如果只突出大腕，而构不成和谐的团队，将会一事无成。
三分编、七分发：崔恩卿认为发行是报业经营中心环节，他用“三分编（采编），七分发（发行）”来突出发行工作的中心位置。他说这并不是贬低编辑记者的工作，内容产品必须做好，但是编出来的东西，如果到不了市场上，到不了读者手中，就是内容再好也没有用。在发行这个环节里，不能过分地计算成本。
上市入户，零距服务：这也是体现崔恩卿发行理念的，他认为这是“立足北京、面向市场”办报方针的具体表现形式，上市和入户分别指零售和订阅两个发行市场，“零距服务”是指及时把报纸送到读者手中，时效越快越好，这是为读者服务的基础。他的这八个字可以说抓住了报纸发行工作的要害。他还用“加大压强，重点突破”来概括发行工作的营销原则，他认为必须主动出击，创造条件，集中兵力，迅速突破重点地区，占领市场。不能平均使用力量，要把劲用在最能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地方。现在的办报者一般强调精确定位、“精确制导”，无非也是在表达这样一种报纸发行理念。
报纸为本，广告为血：无本何以有血，无血何以有本。崔恩卿认为广告经营是报业发展的基本动力，这种动力是报纸本身营销过程中内在的持久的自身造血功能。他认为报纸的内容与广告的关系就是“本”和“血”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他的这个比喻使笔者想起了中医的阴阳理论，中医以太极阴阳作为基础理论，把人体中物质的方面称为阴，功能的方面称为阳，阴阳互相影响，相辅相成。这种物质和功能的关系和崔恩卿所指的“本”和“血”非常相似。
利义并举：这是崔恩卿诠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关系时提出的，他认为《北京青年报》不是重利轻义，而是“利、义”并举，逐之以利，求之以义，无轻无重。作为利，报纸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经济效益观，把追求最佳经济效益列为报业经营的经济目标；作为义，报纸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社会效益观，就是报纸的有用性、服务性，报纸的使用价值。它的衡量标志是读者的满意程度，是市场的接受程度，是社会的肯定程度。此前，更多的人认为社会效益比经济效益重要，甚至完全不提及经济效益。即使他们在实践中以追求经济效益为首任，但理论上、口头上仍然承认社会效益的第一位。但崔恩卿坦诚地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放在一个平等的、“无轻无重”的位置。据他回忆，当年他在一个刊物发表文章阐述过这个观点，最后受到了批评，导致该刊物一个副社长被免职，他个人为此一直感到很抱歉。
今天回头看这段争论，应该说崔恩卿提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等重要”的观点很有勇气，也很诚实，在当时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他把采编、经营部门都作为一个宏观总体来考虑，才提出两个效益同等重要。笔者认为考虑到报业业态的特殊性，这个问题最好分开来看，报业分为采编和经营两大部门，经营部门的目标是经济效益第一位，而采编部门必须保证独立性，必须追求社会效益的第一位。这个独立性在西方体现为采编的独立、舆论的独立，在国内政策环境下体现为在党和国家的宣传纪律、政策方针做宣传工作，促进社会进步、国家发展。采编部门不能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放在同一位置，否则编辑会因为批评报道伤害广告客户的利益而撤稿，或因为有助于客户利益而大发“公关稿”、有偿新闻。由于一些人看到崔恩卿这个观点时并没有弄清前提和真正读懂文章的意思，反而给相关的人造成伤害，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报业经营理论发展中的一次遗憾。
团队、理念、目标、诚信：对于报业的核心竞争力，崔恩卿还提出了四个关键词：团队、理念、目标和诚信。首先要有一个团队办报的意识，他认为人才是真正的创造力所在，人很重要，但这个人不是个人，而必须是团队。第二，一个符合企业发展的理念，如果发展的理念不对，不符合客观规律，企业很难发展。第三，目标，他比喻，要想在哪个庙里念经就得念下去，不能今天在这儿念明天在那儿念，打游击战，没有目标。第四，诚信。他认为“信达三江”，做事业没有诚信是做不成的，做产品对社会一定要有用。这也是诚信的一种。
以上梳理列举的只是崔恩卿诸多办报理念中比较著名的几个，既有宏观的管理理念，也有采编、发行、广告各个环节的经营理念。他善于用简短、生动的话来概括工作重点或指导思想，再举些例子：人心齐、泰山移；服务好、读者找；信息快、好叫卖；广告多、好生活。这些短语虽然浅显却都是真知灼见，形式上扼要有力，很有鼓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