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崔恩卿的报业经营管理观和学界的观点进行对比，才能看清楚他的理念和实践给理论界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哪些是崔恩卿的报业创新，哪些又带有时代和客观环境的局限性。
一、主流的媒介经济学观点。
首先是对媒介经济的基本认识，什么是媒介经济？主流的学界观点认为：媒介经济是基于信息的公开而广泛传播而产生的经济活动。媒介经济学研究媒介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及为谁生产的问题。一般认为，媒介经济的范围包括了新闻传媒和信息传媒，新闻传媒有报纸、广播、电视等；信息传媒则指互联网络、杂志、图书、电影、音像制品(录音、录像磁带、光盘)等。
在媒介经济学中，信息是一个重要概念，崔恩卿敏感地把报纸信息分为有偿信息和无偿信息，后来还有些学者把信息划分为宣传（广告）信息和新闻信息的划法。
中国人民大学传媒管理研究所所长宋建武就是在对媒介经济的基本单位“信息”进行剖析得出媒介经济的规律，他有一段颇具代表性的论述如下：
“媒介即信息”。这是传播学界耳详能熟的命题之一。的确，媒介的主要产出之一就是信息。媒介收集、加工并向社会公众传播各类信息产品。就本文所主要研究的三种媒体而言，它们的主要信息产品可分为新闻、娱乐、教育和其他实用信息等类别。担负这种职能的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实际上是“信道”，即被社会普遍接受来作为公众的信息获知及信息沟通的渠道。
从媒介经济运作的实际过程来看，媒介赖以存续和发展的各种资源，主要并不是通过与其信息产品的使用者之间的等价交换关系获得的，而主要是通过向广告主有偿提供广告服务获得的。因此，大众传媒在经济学意义上的最终产品实际上是广告服务。大众传媒业在经济上实质上是一个提供广告信息传播服务的服务业。其中主要起作用的是媒体的信道功能。
大众媒介因此在经济运作上出现了一种矛盾而复杂的现象：它提供给最广大公众的信息产品实质上成为一种免费的公共服务；而面向少数广告主提供的广告信息传播服务，却成为它获得资源补偿的主要产品形式。
对于广告为什么能成为资源补偿的主要方式，宋建武还有进一步的解析：
信息作为产品有许多自然特性。主要有客观性、普遍性、无限性、传播性、动态性、依附性、可计量性、共享性、异步性、时效性、可伪性等。
以上性质中，他认为对信息产品的经济运作方式有较大影响的主要是依附性和共享性。
依附性指的是：信息产品在结构形态上是信息内容与信息的记录手段、传播手段的组合。信息本身没有体积和重量，它必须依附于某种物质载体而存在。信息传播实际上就是这些信息载体的传递交换过程。人类信息处理和传播技术进步的方向是不断减少对某一种具体信息载体和传播技术的依赖，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使信息产品脱离对物质载体的依赖。因此，依附性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
共享性指的是：同一内容的信息产品可以在同一时间由两个和两个以上的使用者使用而不影响其完整性和使用价值，信息提供者让渡信息产品的行为也不会必然使其失去这些信息内容和信息量。共享性是以依附性的相对性为前提的。
这两种特性带来了信息传递在经济运作的特点：
信息的依附性使信息产品的交换必然伴随能量与物质的传递和消耗，信息的共享性则使信息产品难以建立排除性，难以分割销售。随着信息处理和传播技术的进步，信息的依附性的相对性越来越强，使得信息产品的经济运作方式受到极大影响，信息产品以其自身的独立形态，越来越难以通过一般的商品交换方式，完成其价值补偿过程。
实际上，信息产品作为独立的商品形态出现，或者说信息产品的商业化和产业化，开始于17世纪20年代的英国，其标志是1624年英国“垄断法”颁布，建立起了专利制度。这个过程可以理解为以人为的立法手段，来补强信息产品较弱的排除性条件。版权和著作权制度的建立，也具有这个意义。现代出版业乃至所有直接销售信息产品的产业都是在版权的保护之下，借助于信息产品复制技术和信息产品介质本身的屏障，来完成其产品的商品化的。
信息作为产品还有许多社会特性。
信息成为商品之后，不同的信息其资源补偿形式也不尽相同。
用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观念，一般而言，信息产品的政治性、公共性较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主要可以用“外在性”强来概括。所谓“外在性”，也叫“外部影响”，指的是一种产品在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溢出”的影响。即一种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对生产者和直接消费者之外的其他社会成员的影响。
用现代经济学的原理来分析，产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公共物品，一种是私人物品。其划分的标准是：
1、竞争性(条件是可以分割销售)；2、可排除性；3、外在性。
由于信息产品具有共享性，其竞争性较弱，其自然形态的可排除性也较弱(由于依附性，某些形态的信息产品具有较强的可排除性和竞争性)。从外在性角度来考察，信息产品由于其内容、时效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不同的外部影响。
宋建武认为，一般而言，在大众传媒的信息产品中，新闻的外在性最强，而且，在现代社会，社会制度的基本逻辑也要求尽可能地消除新闻这种特殊信息产品的可排除性。因此，新闻产品具有显著的公共物品特征。这一点，对以新闻传播为主要功能的大众传媒经济运作的影响极其深远。
大众传媒的其他信息产品的公共性相对较弱，而其私人物品的性质则随着这些产品与个人兴趣与偏好和个人利益关联度的增加而增加。一般而言，纯粹的娱乐产品基本上属于私人物品。其资源补偿和经济运作方式也与新闻产品有所不同。
他的这两段阐述指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不同信息对广告信息的运载能力是不同的，有些报纸适合刊载广告，有些报纸不适合，只能通过卖内容（发行）赚钱。不同的信息通道搭载的广告也不尽相同，比如全国性报纸的广告市场和地方性报纸的广告市场就有着很大区别。
宋建武认为，广告服务才是大众媒介经济意义上的最终产品。就报业而言，报纸的发行只是为了让报纸到达读者手里，实现新闻与广告的传递效果，生产出广告服务的价值，所以他认为要把报纸的发行视为生产环节。
二、崔恩卿的报业观
虽然崔恩卿没有系统地把他的理念总结为报业经济学、媒介经济学，但是从他的报业观中可以看到他对媒介经济的规律已经有了深刻认识。
广告服务是大众媒介经济意义上的最终产品。这一点崔恩卿10几年就认识到了，他提出，广告是报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报纸是本、广告是血。这些话都生动突出了广告在媒介经济链条中的核心位置。把广告作为最终产品来经营报纸，才导致了报纸的迅速扩张。
对于发行在报业中的位置，崔恩卿提出“三分编、七分发”，突出了发行工作在形成报纸最终价值——广告服务的过程中的重要位置，这个观点其实和宋建武的“发行是报业的生产环节”已经非常接近。只有认识到这点，才能理解在报纸发行上的亏损是必要的。
信息是媒介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之一，这一点崔恩卿早就注意到了，他早期提出的“两论”指的是媒介论和经营论。媒介论认为：报纸本质是媒介，即信息载体，传递信息的工具，其功能是传递社会发展的实用信息。他还把报纸上的信息分为有偿信息和无偿信息。
关于信息的认识进一步深刻影响了崔恩卿的办报总体思路，他提出的三化就贯串着媒介经济学中信息的规律。三化指的是大众化、市场化、地域化。这就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由于信息的特征不同，他们搭载广告（最终产品）的能力也不同，一般而言，公共信息、大众化的信息比娱乐信息搭载能力更强，新闻内容比可读性内容搭载能力更强，这就解释新闻类报纸主要收入靠广告（如各类晚报、都市报），而娱乐类、可读性报纸主要收入靠发行（如《体坛周报》、《参考消息》）。
地域化的提出是由于报纸的载体更适合刊载零售广告而非品牌广告，电视媒体在画面、音效丰富程度和覆盖面都远非报纸可比，电视媒体才是品牌广告的首选。
崔恩卿在《信报》时提出的“四轮驱动”就不如他此前那么有理论勇气了，因为四轮驱动基本只是把报业产业链的三个环节再加上“社会活动”，没有太大突破。
总的来说，在中国报业的英雄时代，或者说史诗时代，报业经营的实践和理论都一片荒芜，有一批报业英雄以他们的实践勇气取得了很大突破。到了后史诗时代，报业供给充分，竞争白热化，单靠一人的英雄行为让报纸崛起就不太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