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1999年的秋天是深圳九十年代最后一个丰饶的秋天。
此时，这座城市的保险业与证券业正在全国卷起一场迅猛的狂飙，举目四顾，五分天下深圳独占其三。尤让人艳羡的是，治下的5家财险公司和3家寿险公司不仅实现了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全国第一的奇迹，还缔造了年总收入35.07亿元的神话。这一足以傲视群雄的成绩直逼新加坡和香港的发展水平。由于
“5·19”大牛市的顶托，深圳新股一日数发，如水银泻地一般，像一个巨大无比的吸盘疯狂地吸引了国内外资金。仅每月平均冻结的新股申购资金就达3000亿元，令人难以想象。这些奔腾呼啸的资金不但让深圳证券业泡在幸福的海洋里，还催生了其他产业的新一轮大发展格局。
今天看来，沉浸在巨大喜悦中的深圳恰恰忘记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古训。得意忘形之余，焉能冷静地去咀嚼一场迫在眉睫的灾变。我们遗憾地发现，就在深圳自恃财势雄厚、富可敌国、一项又一项桂冠加身的时候，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己卯之变”悄悄地展开了它灰暗的翅膀。
数年后，一位主掌经济大舵的副市长在反思深圳江湖地位日衰、被上海大步跨越的节点时认为，深圳败落首先应该归咎于金融业的江河日下。金融业由强势陡转为弱势，则始于“己卯之变”。
为了削弱地方政府对金融业的干预，加强监管与独立性，1998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大区行改革，省级分行体系被9个大区分行、2个管理部和21个地方监管办取而代之。深圳分行因此被强行划为广州分行下属的中心支行。
如此改革让夹在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和华南金融中心广州之间、却野心勃勃窥视天下的深圳实在无法理解。1999年，深圳市国内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达到558.99亿元，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居第四位；贷款余1848.16亿元，居全国大中城市第四位；外汇存贷款余额分别为76.31亿美元和65亿美元，居全国大中城市的第五位；黄金饰品产值、产量占全国60%以上，深圳的银行、证券、保险业的机构密度、外资金融机构数量以及从业人员比例均居全国前列，全国主要金融机构都在深圳设有分支机构；金融市场体系、专业监管体系和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已基本建成，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初步确立……
如此显赫的贡献、实力令深圳足以笑傲天下。这与今天中央给于深圳人民银行的地位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一贯被中央高看一眼、厚爱三分的特区人一霎间百般委屈直冲心头，甚至觉得大受羞辱。首任深圳中心支行行长马经在内部中层干部会上不无调侃地说：“即使是变成派出所，该管的还要管好。”但四家外资银行却一叶知秋，从深圳金融地位的陡变中，敏感地察觉出一场大风暴来临前的异常，悄然撤出深圳。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在深圳金融业中起着牵一发而动千军的首脑意义，早期曾全面监管深圳的金融业，包括证券、保险在内。这一次王旗变幻，不由使人想起1985年因国家缩减基建规模，其办公大楼被拦腰砍掉一半，落得此后十数年栖身在周围高楼大厦的脚下的命运。
但在整个深圳都处在激进洪流的1999年，几乎没人察觉出这场变化中所蕴含的危险和随之而来的金融格局重新大洗牌，深圳太自信了——它确实有着太多自信的理由。
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历史，就是金融业大发展的历史。金融业不仅一直是深圳经济的一根台柱，还是一根护驾远航的定海神针。
特区建设初期，几乎是在一张白纸基础上起步的深圳经济特区受到了资金匮乏的制约：全市仅有8个银行网点，百来家信用社散落在偏远的自然村落间；全部存款余额仅1.01亿元，少量的居民储蓄和来自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的汇款成了深圳金融业主要的资金来源。建设资金紧缺，成为制约特区建设的“瓶颈”。
金融业扛起了突破资金“瓶颈”的历史重担。作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开放中的第一个“吃螃蟹者”，在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领域里创造了中国金融史和经济史上的一百多项“第一”。
20年来，深圳金融业不但成为特区经济建设的开路先锋，而且义不容辞地担当了我国金融改革开放、创新和发展的先锋，其贡献不可谓不卓越，其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2000年10月，中国证券管理委员会突然下发文件，责令深圳证券交易所的A股新股发行及上市立即停止。这个消息犹如一场金融寒流席卷鹏城，令深圳不寒而栗。
新股停发的消极作用立竿见影，且影响之大、之远、之广，令深圳口瞪目呆。
首先，新股申购资金冻结的利息收入骤然蒸发。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大量资金决然做出了新的选择，掉头而去，源源北流上海。“从2000年10月到2002年5月的20个月中，按照0.5的比例估算，深市平均流失冻结资金数量最高达到4500亿元以上，最少也有1660亿元，平均每个月流失冻结资金数量则为2830亿元之巨。”因此，就像《南方周末》记者夏英描述的那样，“就像水汽蒸发带走大量的热量一样，深圳感受到了寒冷。证券界的人士打着哆嗦，计算着寒流的深度和广度”。
其次是一级市场筹资功能丧失，深圳市场募集资金能力受到了极力打压，深圳证券市场十余年里积累的先发优势一夜之间丧尽，往昔呼风唤雨的情景不再，由二雄并立，迅速彻底地输给了上海。旋踵，资金又再辟新道，从二级市场哗哗地流出。深圳市场交易量不仅停滞不前，还大步倒退。
停发新股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继续发酵，基金业纷纷开始抛弃养育、扶持它们长大成人的母土深圳，潜入上海寻求发展。到2002年底，深圳现有10家基金公司，虽然在数量上仍然领先于上海的9家，但这10家基金公司全是2001年前在深圳设立的，2001年后设立的基金公司除一家落户广州外，其余全部落户上海。
至此，深圳证券业从繁华似锦的春天，走到了一个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寒冬。
一方是节节胜利，且高喊誓将余勇杀敌寇；一方虽然步步败北，却以壮士断腕的精神大义捍卫作为一个改革浴血先锋的尊严和风范。
“己卯之变”把深沪之争真正推向了白热化。
深圳与上海的矛盾由来已久：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深圳一夜蹿红后风头世无其二，完完整整地把握了中国改革的10年话语权。上海身居闹市，冷眼旁观，不发一言，可谓相安无事。九十年代，这位从30年代就创下远东第一大国际都会招牌的老贵族，这位从来没有任何城市敢摄其锋芒的中国第一大城市，经过十年的反复计算，高调加入改革合唱中，并猛然发力，与深圳短兵相接——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没有“出生证”的情况下，生米煮成熟饭，领先上海证券交易18天营业，抢到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的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