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中国进入了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
1979年1月16日，广东省派吴南生、丁励松前往汕头地区宣传全会精神，协助市委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
汕头是吴南生的故乡。1936年，他年仅14岁，即成为潮汕地区重建党组织的最早一批老战士之一。5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前，他历任中共海南区党委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秘书长等职。吴南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十年浩劫结束后，他重新出山，担任省委常委、省委书记。
故乡的一切让吴南生心里十分震惊：那些他所熟悉的楼房残旧不堪，摇摇欲坠；街道两旁，到处都是用竹子搭起来的横七竖八的竹棚，里面住满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城市公共设施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经常停电，夜里漆黑一片。市容环境卫生脏乱不堪，由于自来水管年久失修，下水道损坏严重，马路污水横流，有些人甚至把粪便往街上倒，臭气熏天。
曾记否，在地图上几乎处于广东省“头”部的汕头市，不仅是“粤东之门户，华南之要冲”，而且十分辉煌。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说它是“远东惟一一座具有商业色彩的”城市。20世纪30年代，汕头有“小上海”之称。解放初期，汕头商业繁荣，它的经济条件和香港的差距并不大。然而，30年过去了，香港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一，而汕头却满目凄凉。
“这比我们小孩子的时候还穷啊。如果有哪一个电影制片厂要拍摄国民党黑暗统治的镜头，就请到汕头来取背景。” 吴南生十分气愤。
叶剑英元帅多次攥着吴南生的手，焦虑地对他说：南生啊，我们家乡实在是太穷啦，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快想想办法，把经济搞上去!
穷则生变。但如何才能尽快变得富裕起来？吴南生心中没底。一位新加坡的朋友给他出了个大胆的主意：“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他说，“你看新加坡、香港，他们的经济就是这样发展的！”
吴南生恍然大悟。对呀！我们能不能也像海外办出口加工区一样，把汕头市划出来，对外开放，办出口加工区，吸引外商投资办企业呢？
21日夜里，吴南生不顾正感冒发烧，迫不及待地用电话发了1300字的电报给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和省委，汇报了自己的想法。
28日下午，吴南生从汕头回广州。当天晚上，习仲勋同志就到吴家中和他交换了意见。
3月3日，吴南生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说：“现在国家的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因为：第一，在全省来说，除广州之外，汕头是对外贸易最多的地方，每年有一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搞对外经济活动比较有经验。第二，潮汕地区海外的华侨、华人是全国最多的，约占我国海外华人的三分之一。其中许多是在海外有影响的人物，我们可以动员他们回来投资。第三，汕头地处粤东，偏于一隅，万一办不成，失败了，也不会影响太大。”
“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 吴南生义无反顾地向省委请缨。
在这之前，广东省委也曾收到宝安县关于把深圳办成出口基地的报告，新华社记者何云华也提过类似的建议。因此，省委在讨论时一致同意这一大违“天条”的设想，并且更为激进，认为广东不单是应在汕头办出口加工区，还应该在深圳、珠海办。
“要搞，全省都搞！” 习仲勋横下一条心，当即表态，“先起草意见，4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
4月l、2日，在杨尚昆的主持下，广东省委常委会议同意向中央提出要求允许广东“先走一步”的意见。明确了在深圳、珠海和汕头搞出口工业区的意见后，大家才发现差点忘了大事——这名称叫啥呢？名不正则言不顺啊。
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叫“贸易出口区”，那又不像。眼看着一时定不下来，最后只好勉强安了一个“贸易合作区”的名称。
在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习仲勋和吴南生先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元帅汇报了广东的设想，叶剑英元帅非常高兴，催着他们说:“你们要快些向小平同志汇报。”
汕头，原本是中国经济特区的发祥地，孰料想深圳剑走偏锋，从一开头就完全掩压了汕头的风采，以至后来极少有人会把它跟中国经济特区的源头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