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月５日至２８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和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
4月8日，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他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听了一愣，问习仲勋：“你们想要什么权？”
习仲勋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
所谓的“现在的体制”，指的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尽管此时已开始在私下里悄悄对实行了近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反思，但没有人敢从正面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一丝抨击，直到两年后，邓小平才第一次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
广东把这个设想向邓小平作了汇报。1979年４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各个小组会议发言后，谷牧同志向邓小平同志汇报说：广东省委提出，要求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划出深圳、珠海、汕头等地区，实行特殊的政策措施，以取得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经验。但是，这些地方该叫什么名称才好？原来有“贸易合作区”、“出口工业区”等等，都觉得不合适，定不下来。小平同志很赞成“先行一步”的做法。他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当天晚上，谷牧在晚餐后散步到中南海东南角，又见到小平同志，一见面小平同志就问：“谷牧，今天上午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广东那几个地方就叫‘特区’。”谷牧说：“明白了。”
谷牧当晚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习仲勋。第二天上午，习仲勋揣着一肚子疑惑来找谷牧，问：“叫做‘特区’了，那以后广东还管不管？是不是直接由中央管？”谷牧笑着说：“不是，还是由广东管。”
不过，北京迅即传出另外一种声音:“陕甘宁边区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他不懂。”说这句话的人是站在反对设置特区的立场上的，但这从反面启发了吴南生，觉得这个人说的话有道理，陕甘宁边区确实是政治特区，但是我们不妨把我们要建设的地方就叫经济特区吧。
经济特区这名字一提出来，反对的声音好像少了不少。
《纽约时报》惊叹：“铁幕拉开了！”
一位海外朋友对吴南生说：“无法可依，无规可行，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就不能开国际玩笑。”
这话促使吴南生在《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初稿)》中，强烈地“建议中央有关单位尽快提出一些立法和章程”。吴南生还抓住谷牧到广东的机会，大力游说：“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特区法》、《特区条例》。”
《特区条例》的起草工作在50号文件出台半个月后正式启动。由吴南生总负责，秦文俊和原陶铸秘书丁励松具体负责。
经过一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特区条例”的初稿终于完成，初稿除送交省委审定外，他们还邀请了一些香港知名人士开会座谈。与会人士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意见。大部分人认为，“条例”的起草者思想还不够解放，对投资者怀有太多的戒备心理，深怕国门打开之后，外商来多了管不住，因此“条例”中尽是这样的规定：不得这样，不得那样，应该怎样。如果说得不客气，这不是一个欢迎、鼓励外商投资的“条例”，而是个怎样限制投资者的“条例”。
这些中肯的批评意见，使“条例”起草者深受启发。对投资者，包括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一要让他们赚钱，二才是爱国，不能要求人家第一是爱国，第二才是赚钱。办特区应该让投资者赚钱，他们有钱赚，才会大批来，只有他们赚到钱，特区也才能赚到钱，这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思路转开来后，他们又着手重新草拟“条例”。
就在吴南生于京西会议上汇报特区条例起草情况之后的第十天，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在《特区条例》有无必要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问题上，两派意见针锋相对。反对者说：《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是广东省的地方法规，要全国人大通过，无此先例。
以吴南生为代表的另一派则力主必须由人大通过，他说：“特区是中国的特区，不过是在广东办。”
他用从没有过的生硬口吻对谷牧说：“社会主义搞特区是史无前例的，如果这个条例没有在全国人大通过，我们不敢办特区。”
最后吴南生把求援电话直接打到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元帅的家里，恳求说：“叶帅呀，办特区这样一件大事，不能没有一个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批准的有权威的法规呀!”
据吴南生后来回忆，叶帅听了他的电话，只说了三个字：“知道了。”
叶帅把吴南生的“道理”摆到了全国人大：“特区不是广东的特区，特区是中国的特区。”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亲自主持了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受国务院委托，在会上作了有关建立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说明。
《特区条例》获准通过。
8月26日成了中国经济特区的成立纪念日。
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里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纽约时报》以节制的惊叹写道，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